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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hl（德语：命令就是命令），这句话成了他们为自己开脱一切罪责的挡箭牌。由于缺乏人力物力，塔拉斯起用了一批以前的囚犯，其中有一个犹太建筑师，名叫西蒙·威森塔尔，是在好几个集中营里关过的幸存者。
过了一段时间，在塞梯尼亚兹的催促下（至少，这是塔拉斯向自己解释的理由），塔拉斯又想起那个曾被活埋的年轻人，他至今还不知道此人的名字。那一小群向斯特罗恩少校提过抗议的囚犯以后没有再来，而其中最起劲的三名法国犹太人已经离开集中营，回法国去了；因此，这项指控实际上已经不了了之。不过既然已经立档，就得有个结论。塔拉斯决定亲自主持讯问。很多年以后，塔拉斯在截然不同的场合下面对雷伯·克立姆罗德的炯炯目光，将回忆起这第一次见面在他的脑海里留下的印象。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3
那少年现在走路已不再一拐一拐了。他虽然还谈不上体重增加——此等词语用在这类幸存者身上将是荒谬可笑的——但至少他的气色已经开始好转，看上去也不再那样骨瘦如柴了。
“我们可以用德语交谈，”塔拉斯说。
那对凝神的灰眼睛与塔拉斯的目光相遇，然后故意缓缓地环顾这间屋子。
“是你的办公室吗？”
他说的是德语。塔拉斯点点头。他产生一种异样的、近乎羞怯的感受。他自己也觉得这种陌生的感受挺可笑。
“以前，”少年说：“这里是党卫军指挥官的办公室。”
“那时你常到这里来吗？”
少年正在瞧着墙上的照片，并向它们更靠近些。
“除了在这里拍的，另外一些照片是在哪儿拍的？”
“达豪，”塔拉斯说，“那是巴伐利亚的一个地方。你叫什么名字？”
沉默。这时那少年已绕到塔拉斯背后，继续仔细观看墙上的照片。塔拉斯蓦地意识到，对方是有意这样做的，他不肯坐在我的对面，现在又想逼着我转过身去，以此向我表示：他要掌握这次谈话的主动权。
“那好吧。”塔拉斯温和地说，“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克立姆罗德。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
“出生在奥地利？”
“在维也纳。”
“出生年月？”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八日”
“据我所知，克立姆罗德不是犹太姓。”
“我母亲姓伊茨柯维奇。”
“这么说，你只是半个犹太人，”塔拉斯一面说一面已经记下前面两个名字。雷伯是洗礼名，米歇尔是犹太人常用的名字，尤其在波兰。
沉默。少年又开始沿着墙壁徘徊，时而走到塔拉斯背后，时而环绕着塔拉斯兜过来，在他的左边重新出现。他走得很慢，在每一张照片前面都要逗留一会儿。
塔拉斯微微转过头去，看见少年的双腿在发抖，顿时有一种强烈的同情之感掠过他的心头。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几乎连站都站不住！他从背后观察克立姆罗德，见他光脚穿着一双没有带子的皮靴，这双靴子他穿可能太小。同样，他的裤子和衬衫也都短得可怜，在他那电线杆子似的身上直晃荡。他的身体有好多次疼得歪歪扭扭，但纯粹是靠了意志的力量，依然保持着原有的高度，—厘米也没有缩减。塔拉斯还注意到他的双手修长优美，但烟头烫的老疤犹在，又添了生石灰灼伤的新痕。这双手没有握拳，垂在体侧，塔拉斯凭经验知道这种虚假的冷漠恰恰体现了一般成人也难以企及的自我控制能力，包括塔拉斯本人在内。
这一刹那问，塔拉斯心里更明白了，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塞梯尼亚兹如此震惊。原来，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具有一种不同寻常、难以名状的气质。
塔拉斯继续提问。
“你是什么时候和怎样来到毛特豪森集中营的？”
“我是今年二月份到这儿的，具体日期我说不准。大概二月初吧。”他话说得很慢，音调极为深沉。
“是押解来的吧？”
“不是押解来的。”
“那么谁和你一起呢？”
“和我一起被埋的那些男孩子。”
“总得有人把你们带到这儿。”
“党卫军的军官。”
“一共有多少军官？”
“十个左右。”
“他们归谁指挥？”
“一名中校。”
“他叫什么名字？”
这时候，克立姆罗德站在屋子的左角。他的面前是布莱克斯托克拍摄的一张放大的照片。画而上是一座焚尸炉，敞开的炉门，烧焦的尸体在闪光灯下显得分外惨白。
“我不知道任何人的名字。”克立姆罗德镇定地说。
他举起一只手，细长的手指触到了光滑的相纸，仿佛在抚摩那张照片。然后，他摆动躯体转过身来，靠在墙上。他凝视着一无所有的空间，脸上毫无表情。他那重新开始长出来的头发是深棕色的。
“你有什么权利向我提这些问题？就因为你是美国人，因为你们打赢了这场战争？”
“我的天哪！”塔拉斯心想。他象挨了一闷棍似的，生平只有这一回语塞。
“我并不觉得自己被美利坚合众国打败了。事实上，并没有被任何人打败的感觉”
雷伯的目光落在一架玻璃柜上，柜子里堆着好些卷宗，塔拉斯在卷宗旁放了一些书籍，雷伯正在瞧这些书
“二月初，我们到达此地，”克立姆罗德说，“我们是从布痕瓦尔德来的。到布痕瓦尔德以前，我们一共有二十三个人，但是有五个男孩在那边给烧了，还有两个死在从布痕瓦尔德到毛特豪森的路上。那些把我们当女人使的军官在卡车里杀死了那两个孩子，是我把他们埋葬的。他们走不动了，老是哭，他们的牙都掉光了，就显得不那么好看。这两个孩子一个才九岁，另一个稍微大一点，大概十一岁。军官们坐一辆轿车，我们坐的是一辆卡车，可是他们常常迫使我们下车步行，有时候用绳子套住我们的脖子，逼着我们跑步。他们就用这个办法消耗我们的体力，使我们逃不了，甚至不想逃。”
雷伯用双手抵着墙壁把身体从那儿撑开。他几乎像处于被催眠状态那样目不转睛地瞧着柜里的书，但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停止说话，塔拉斯觉得雷伯就象个小学生一面望着窗外的一只鸟，一面背诵课文。
“我们到达布痕瓦尔德的时候，刚过了圣诞节。在这以前的一段时间，我们在克姆尼茨。到克姆尼茨之前，我们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到格罗斯罗森以前，我们在普拉绍夫集中营，那是在波兰境内，靠近克拉科夫，当时是夏天。”
现在，雷伯完全离开了墙壁，开始慢慢地朝玻璃柜那边走过去。
“不过我们在普拉绍夫只呆了三个月。有几个男孩在那儿死去了，主要原因是饥俄。一共死了六个人。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到达普拉绍夫以前，我们在森林里步行了好长一段时间不，我们先到普热梅希尔但在这以前和以后，我们走了好长时间。我们是从雅诺夫斯卡集中营出发的。我曾经到过雅诺夫斯卡两次。一次是在去年五月，还有一次更早，是在一九四一年，那时我只有十二岁半。”
雷伯叙述经历的方式很特别。他让自己的记忆从现在向过去倒退，就象电影放映机倒片似的。他朝前走了三步，站到柜子的紧跟前，和柜子里的书只隔着一层玻璃。
“这些书是你的吗？”
“是的。”塔拉斯说。
“第二次去雅诺夫斯卡以前，我在贝乌泽茨。我的母亲汉娜·伊茨柯维奇和我妹妹米娜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死在贝乌泽茨。我亲眼看见她们被活活地烧死。请问，我可以打开柜子摸一下这些书吗？”
“可以，”塔拉斯说时委实发了呆。
“我妹妹米挪当时才九岁，我绝对相信他们把她扔进焚尸炉时她还活着。我姐姐卡塔丽娜比我大两岁，她死在一节火车车厢里，本来我也被指定上那节车厢。她爬进一间只能容纳三十六个人的车厢，纳粹们却硬塞了一百二十到一百四十个人进去，最后塞进去的几个就躺在别人的头顶上。纳粹在地上撤了生石灰。我姐姐卡塔丽娜是最先一批进去的。到最后连一个小孩也塞不进去的时候，纳粹关上了车门，把车厢拉到侧线上，在太阳底下烤，一搁就是七天。”
他读出了书上作者的名字：“沃尔特·惠特曼。他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
“美国人，”塔拉斯问答。
“他是诗人吗？”
“和魏尔伦一样，”塔拉斯回答．
那双灰色的眼睛瞥了一下塔拉斯的脸，视线又回到《草叶集》上。塔拉斯提了一个问题，雷伯迟迟没有回答，塔拉斯以为还得再问一遍。但是雷伯摇了摇头。
“我还没有掌握英语，只认得几个单词。不过我打算学英语，还有西班牙语。也许还要学其他语言，比如说俄语。”
培拉斯垂下眼帘，然后重又举目。他感到茫然失措。自从雷伯·克立姆罗德进屋以后，塔拉斯坐在办公桌旁，除了信笔随便记下一些什么外，没有任何举动。他突然对雷伯说：“你可以把这本书借去。”
“我得花一段时间才能读完。”
“你需要多久就放在你那儿多久。”
“多谢，”克立姆罗德一面说一面又看了看这个美国军官，然后继续叙述。“到贝乌泽茨以前，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一日起，我们在雅诺夫斯卡。到雅诺夫斯卡以前，我们在利沃夫我母亲汉娜·伊茨柯维奇的父母家里。我们是一九四一年七月五日星期六到利沃夫的。我母亲想去看我的外公外婆，她在维也纳领到了我们四个人的护照。我们是七月三日星期四离开维也纳的，因为当时利沃夫已经不是被俄国人而是被德园人占领了。我母亲十分相信护照。但是她想错了。”
雷伯开始翻动《草叶集》的书页，但他的动作是无意识的。他俯下身去，以便看清别的书名。
（注：“蒙田（注：蒙田（1533—1592）文艺复兴时期法兰西思想家和散文作家，主要作品有《散文集》）。
这个作家我知道。”
“你也可以借去，”塔拉斯在一种感情的驱使下这样说。
这二十本书他一直带在身边，聊以暂时忘却战争的恐怖，如果要他从中只挑一本的话，那准是蒙田的这一本。
“至于我，”克立姆罗德说，“侥幸活了下来。”
塔拉斯重新读了一遍手头的笔记，借以恢复泰然自若的神态。他按照时间顺序把雷伯提到的集中营的名单念了一遍：
“雅诺夫斯卡，贝乌泽茨，又是雅诺夫斯卡，普拉绍夫，格罗斯罗森，布痕瓦尔德，毛特豪森”他问道：“你真的到过所有这些地方吗？”
雷伯淡漠地点了点头。他关上了柜子的玻璃门，双手紧紧地把塔拉斯借给他的两本书抱在胸前。
“你是什么时候成为那群男孩中的一员的？”
克立姆罗德离开玻璃柜，朝门口的方向走了两步。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党卫军中校在贝乌泽茨把我们集中了起来。”
“就是那个你不知道名字的中校？”
“就是他。”克立姆罗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