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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王臣中，奈西姆·沙哈则无疑是最怪的一个，但是，他那种少见的无精打采的样子，掩盖着一副恐怕连魔鬼也甘败下风的头脑。他是唯一对雷伯使用法语呢称的人（迪耶戈对雷伯那种熟不拘礼的态度除外，因为他不是王臣，他是雷伯的影子），也是唯一能比雷伯算很更快的人，在这方面他是个十足的天才。他还有别的天赋，正象他在计算方面的才能一样藏而不露。在石油领域里，有两个人试图绕过一些大公司组成的漫天要价的垄断集团，直接与产油田的阿拉伯酋长们打交道。其中一个是路德维希。他固然取得了部分成功，却也招来许多问题，问题之一就是遭到联合抵制。这对他损害很大。另一个人是雷伯，他这方面一切进展顺利，毫无困难；由佩特里迪斯兄弟、苏必斯和奈西姆·沙哈则组成的班子就象一支室内乐队那样协调，其中的大提琴手由一位叫阿洛伊斯·克纳普的瑞士银行家担任。
要不是在苏黎世发生那段奇特而又悲惨的故事，雷伯·克立姆罗德是决不会遇上克纳普的。
王臣 —— 6
十点整，一对男女走进银行。这家银行坐落在苏黎世车站大街上。
这是一座豪华又庄严的建筑。墙上挂着许多昂贵的油画，到处是洁白的大理石和种在箱子里的红色天竺葵，敞开的保险库就象一座神龛，里面陈列着不明年代铸造的各种金币和五颜六色的外国钞票，有些是相当罕见的。人们置身其间，会不出自主地放低说话的声音。哪怕是一只打火机掉在地上的声音，也会引起恐慌，至少会让大家吓一大跳。
这一对男女十分引人注目。
但两人并不协调。
女的穿一身白色的克里斯蒂昂·迪奥（注：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套装，脖子上挂着非常珍贵的绿宝石钻石项练。在穿着夏尔·茹尔丹皮鞋踏进这家瑞士银行的女人中，数她最漂亮。塔多伊兹·特普弗勒只瞟了她一眼，就神魂颠倒了，当时他二十六岁，任襄理之职。
比较费解的是，这个年轻女人的同伴同样让特普弗勒难以忘怀。那男的又高又瘦，一举一动给人以很有自制力的印象。他有一双惊人的眼睛，颜色很谈，可是十分深邃。但最主要的是，他与这个美得出奇的年轻女人在一起显得很不协调。他穿一件掉色的蓝布衬衫，是那种带肩袢和口袋上钉纽扣的式样，裤子也是同样的颜色和布料，一双黑色的平底船型便鞋倒是仔细擦拭过，但已经很旧了。他肩上还背了个上黄色的布袋。
特普弗勒记得是这个年轻女人首先走到一名出纳员的窗前。她两肘往柜台边上一搁，朝窗口里边那个人嫣然一笑。
“你会说沙马塔里语吗？”
“不会，太太。”他答道，“实在抱歉，”沃尔夫冈·米勒根本没听说过有这种语言。
“一句也不会？”
“一点儿也不会。非常抱歉，太大，”米勒说。
那女的又桀然一笑，甚至比刚才的一笑更加妩媚，说起来好象不大可能似的。
“没关系，”她说，“我只是想知道一下。”
这时，那男的也走过来，扬起一道眉毛，似乎在问是怎么回事。
“一句也不会，”女的说。“真怪，不过就是这么回事。”
男的也把胳膊肘搁在柜台边上，把布袋放在身边，然后问道：“不过也许你能说英语吧？”
下面的谈话是用英语进行的。
“是的，先生。”米勒开始显得有些紧张。
“德语呢？”
“我也说德语，”米勒答道。
“法语？”
“是的，先生，也说法语。”
“大概也说意大利语吧？”
“会一点儿，先生。”
“可是西班牙语不行？或者依地语？希伯来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波兰语？”
“看样子他不象能说波兰语，”女的说，“这是很明显的。”
她第三次露出微笑。
“请别见怪。其实，我觉得你很有吸引力。只不过你要是能说波兰语，我会感到非常奇怪罢了。”
“不会，先生，”米勒说，“那些语言我都不会。对此我实在抱歉。”
塔多伊兹·特普弗勒注意到了他的下属那付焦急的神态，认为自己该过问了。他来到出纳员米勒的窗口那儿，正好那个男的在用温和的语调说：“尽管存在这些小小的困难，我仍然相信我们可以打交道。”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太大，还有你，先生？”特普弗勒问道，“先生的贵姓是？”
“斯利姆·扎帕塔，”那人面无表情然而彬彬有礼地说。随即他又伸出细长的食指，示意特普弗勒走近点，向他附耳道：“说实话，那不是我的真名。我在这儿用的是化名。要是你能为我保密，我太感谢你了。”
“他准是个疯子，”特普弗勒心想。“要不就是个古巴人。现在巴蒂斯塔下了台，一个名叫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取代了他。最近几个月，瑞士出现了许多古巴人，他们带着的钱正是哈瓦那的新当权者垂涎三尺的目标。”
“我无非想把一张支票兑现，”那男的说。“也可以说，提一笔款子。”
“那是再简单不过的，先生，”特普弗勒说，那股飘逸劲儿以后他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总不免要回忆起来。“只要承蒙不弃，在敝行开过户”
“我有户头。”那男的说，“不过我什么支票也没带。能不能麻烦你给我一张空白的现金支票？”
特普弗勒提到了若干必要的手续。只要手续完备，他以及银行的全体雇员，且不说整个瑞士联邦，都将听候扎帕塔先生的吩咐。如果他开的是密码账户，那就更不在话下。是不是？
“是的，”那人说。
他们走进旁边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办公室。手续办好了。斯利姆·扎帕塔有礼貌地按了手印，说出了他的秘密帐号、他的姓名的三个缩写字母RMK，甚至同意出示护照。
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
特普费勒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他很快地请示过上司之后，便去拿了一张空白支票。
“手续完备，”他回来时觉得有必要这么说。“你只要写下所要提取的金额就行了。”
“我身上没带笔，”扎帕塔—克立姆罗德斯斯文文地说。
这时，特普弗勒才又一次吃惊地注意到，那个年轻女人已在一张柔软的矮沙发上坐下，显然想要打盹。她已脱去鞋和袜，这会儿正在卸去她的迪奥套装。
现在她身上只有一副胸罩和一条带花边的短裤。
“有什么不妥贴的吗？”那男的问。
特普费勒咽了一口吐沫，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写字桌上。
“没什么，”他说。“一点没什么，先生。”
支票放在桌上。他看见的是倒象，不过上面的数字自然不会看错。只见那只又大又黑的手写下一个很小的“1”，然后是个大不了多少的“0”。
“我是写得小了一点，”扎帕塔—克立姆罗德认真地解释说，“我觉得这样可以少花一点，留有余地。”
第二个“○”，接着是第三个
“我想要条毯子，”那年轻女人说，“我有点儿冷。”特普费勒下意识地抬起头来，可是立即又为此而恨不能自杀。这会儿她已完全光着身子，脖颈枕在两只手掌上，右脚跟搁在左脚腕上。
“这位先生会把我们的支票拿去并兑现。而且他肯定愿意——”
“对极了，”特普弗勒说，“对极了，对极了。”
他开始感到自已有些意马心猿，便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支票上。
第五个“0”，第六个，第七个
“我的上帝啊！”特普弗勒暗叫，“我的确是在和疯子打交道。”
第八个“0”，然后是个“3”，然后是逗号，然后是“45”。“好了，”扎帕塔说着把支票转了九十度。
他那双灰色的眼睛直盯着特普弗勒，毫无表情。特普弗勒咳嗽起来。
“对不起，”特普弗勒说， “你漏填了大写数字，你还忘了加逗号。”
扎帕塔—克立姆罗德似乎颇感诧异，他把支票拿了回来。
“没那回事，”他说，“逗号明明在这。‘3，45’是地道的欧洲写法。这是没有疑问的。在这儿。亲爱的，你能过来一下吗？”
特普弗勒低首垂目，津津有味地研究起自己的膝盖来。
“这是个非常可爱的逗号。”那年轻女人的声音说，“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不对。这些银行家就爱找岔子，简直叫人难以相信。他们全都一个样，把你的钱收进去时眉开眼笑，可是你要往回拿的时候”
特普弗勒依然俯身凝视着自己的双膝，一边有点儿瓮声瓮气地说：“对不起，先生。不过，你要是就让逗号撇在那个地方，金额将要超过十亿瑞士法郎啊。”
“不是瑞士法郎，而是美元。”扎帕塔—克立姆罗德回答说。“确切的数目是十亿零三美元四十五美分。我完全肯定我的帐户上有三美元四十五美分。其余的么，我没把握。你最好去了解一下，先生。回来时别忘了毯子。”
于是，一些咄咄怪事在塔多伊兹·特普弗勒的身上发生了。
他是瑞士人，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都是银行家。特普弗勒家族从事银行业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当我的祖父说到银行的时候，”他常说，“我们通常都要静默片刻。
然而，他刚走出办公室，就爆发出一阵无法抑制的大笑。显然，这是神经质的笑，但怎么也克制不住。
那天他做的第二件怪事是：走进他平素最恨的人——信贷部主任奥特马尔·布罗克曼——的办公室，连门也没敲。
“姓下有个脚登平底鞋而没有穿外衣的人，向我们递交一张十亿美元的支票。”
说到这儿，他又忍不住大笑起来，差一点摔倒。他这一阵歇斯底里是自己描述那人的打扮所引起的。
“你醉了，特普弗勒，”布罗克曼说。
特普弗勒总算把那张支票放到桌子上。他本想说：“你自己看吧，”但哪怕只是为了说这样一句话而暂时敛笑，他也做不到。
布罗克曼向支票瞥了一眼，耸耸肩膀。“一个疯子。悄悄打个电话给警察局吧。”
接着，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于是重新拿起支票仔细察看。然后，他站起来，走过去打开墙上的小保险箱，取出一个笔记本开始查阅。
同一天，上午十点二十五分，阿洛伊斯·克纳普正在出席瑞士银行家联合会的每月例会。一听到要他接电话，副会长克纳普心里就不痛快。然而他没有显露出来：作为一个银行家，作为一个人，他从来不动声色，就象一具冰冷的骷髅。一九六○年，他刚满五十岁。
“什么事，布罗克曼？”
他听着，然后问道：“你把一切都核对过了吗？”
然后他说，“我这就来。”
十一点，他赶到银行。布罗克曼和年轻的特普弗勒小心翼翼地在那里迎候。
“他在哪里？”
他们领他到底层的那间办公室去。
“进去前最好先敲一下门，”特普弗勒建议说。虽然他仍然非常想笑，不过在克纳普面前总算还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