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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沉默了一会，感慨他说：“这么说，那是在劫难逃啰！”
游街蹲“牛棚”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周信芳被押上高架轨线修理车，在全市各通衢
要道上“游街示众”。
他胸前挂着一块白色大牌子，上面写着“反动权威周信芳”七个大字。
这“周信芳”三个字上面，还打了三个红色的“×××”。他的鼻孔里，嘴
角上，都流着血，头发被紧紧揪住，脸青一块紫一块的。从此以后，周信芳
被关进了牛棚，受尽了凌辱和折磨。对此周信芳怎么也想不通。
有一次，旁边没人时，周信芳对同在“牛棚”里的鼓师张世恩说：“我
们犯的是哪条律令啊！”张世恩苦笑着，摇了摇头，又叹口气说：“唉，鬼
才知道呢！”
那年月，开不完的批斗会。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问周信芳：“你
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周信芳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演《海瑞上疏》，还不是反对毛主席！”
“我从来没有想过，嘉靖皇帝是影射毛主席。”周信芳越说越气恼，就
提高了嗓门说，“你们自己硬要把嘉靖皇帝跟毛主席扯在一起，这是你们的
反动，是你们对毛主席的大不敬啊！”“造反派”被说得跳了起来。当然，
接下来便是他们的拿手戏——“以力服人”了。。
那时，不仅周信芳本人遭难，而且他一家子都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周夫
人屡次被叫去审讯，并且每次都遭到毒打。有一次，一个“造反队”头头带
了几个人，到周家把周夫人抓走了。他们把她带到西藏路上的一所中学里。
这儿集中了从文化局所属剧团里抓来的“牛鬼蛇神”。在造反派私设的公堂
上，他们一面审问周夫人，一面对她进行拷打，从头、脸到背脊，浑身被打
遍了，打得皮开肉绽。尽管周夫人经常挨打，但她关心的，仍是自己的丈夫
周信芳。她后来对女儿说：“让他们打死我好了，不然他们要打死你父亲的！”
就这样，周夫人忍受了这一切痛苦。不久，她终于卧床不起了。
不屈的劲松
一九六七年上半年，有一次周信芳被赶到上海杂技场，参加大型批斗会。
跟他站在一起被斗的，还有贺绿汀、白杨等人。
这次批斗会，还搞了电视实况转播。这时，周信芳已被折磨得不像样了。
当会上有人批判他反党、反毛主席，要他低头认罪时，他依然做然昂首，毫
不屈服。
几个月后，在上海京剧院排演场再次召开批斗会。周信芳刚跨进大门，
突然从上面倒下一盆水来，把他浇得浑身湿透。周信芳连头也没有抬一下。
他掏出手帕，毫不在意地擦了一下身上的水珠，便站在台前。
斗争会开始了。
“你反党！”一个臂上戴着红袖章的家伙，声嘶力竭地朝周信芳嚷着。
“没有的事，我没有反党！”周信芳沉稳有力地回答说。
“你不老实！”这时，有个人高喊着，气势汹汹地冲到周信芳跟前。他
手里还拿了一把剪刀。抓住周信芳的衣袖，一连剪了三下，接着又在衣服的
其他部位上下乱剪。
不多一会儿，周信芳的一件毛料中式罩褂被剪成一根根布条了。然而，
他却漠然置之，就像什么事儿也不曾发生似的。
一九六八年的一天，在卢湾体育馆召开批斗大会，重点批斗对象又是周
信芳。
会上，有人批判周信芳反对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并要他立即回答，他是怎样践踏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
“我没有！”周信芳说，“我是一直按毛主席文艺思想办事的。直到现
在，我还天天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按毛主席文艺思想写
剧本，以后还要照这个样子演戏呢！”
大会主持人打断了他的话：“周信芳真是花岗岩脑袋，快完蛋了，还写
剧本，还想再上台演戏呢！嘿嘿！”
周信芳用锐利的目光，朝那人冷冷看了一眼，不再理他了！
被捕入狱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晚上九时左右，周家大门外面的马路上，传来
一阵汽车的刹车声。一会儿，进来三个人。走在前面的，是驻上海京剧院的
工宣队员，后面跟着两个穿军服的人。
那领头的提着嗓门对周信芳说：“市里找你去，快收拾一下，跟我们走
吧！”
这时，周夫人已病倒在床上。她听到这些话，便用手肘撑起身子，惊慌
地问：“你们要带他到哪里去？天都这么晚了！”
“这个你不用问！”工宣队员生硬地回答了一句，回头又对敏祯说：“你
帮着收拾一下，准备一条棉被和两套替换衣服，别的什么都不许带！”
周夫人带着哭音叫道：“我是他的家属，他是我的丈夫。你们应当告诉
我，究竟要把他带到哪儿去？”
一个穿军装的说：“告诉你也可以，这不需要保密。我们是市革委会专
案组的，三反分子周信芳已经被批准隔离审查了！”
“有批文没有？”周信芳微仰起脸，用平静的声调问道。
“当然有！”那个穿军装的傲慢他说，“这里春桥同志亲自批的，但没
有必要给你看！”
周信芳知道跟他们说理是没用的，便走到床边，搂着夫人的肩膀，让她
重新躺下，说：“丽琳，我走了，你自己多保重吧！”说罢，他迈开瞒珊的
脚步，朝房门外走去。
第二天，“四人帮”又派人到周家，再次抄家，并且又拘捕了周少麟。
一连串的重大打击，使病中的周夫人更加一蹶不振。她对在一旁啼哭的
儿媳敏祯说：“别哭了，一切都了结了。”
从此，周夫人滴水不进，仅仅过了三天，她就含冤长逝了。
当时，周信芳被关在上海西郊漕河泾镇附近的一所少年犯管教所里。在
一道两丈来高的水泥围墙里面，有一排四幢三层的红砖建筑。“一月风暴”
后的几天内，这里的少年犯就被清理一空。有的移送提篮桥监狱，有的转到
劳教农场劳动，但大部分被放掉，让他们到社会上去参加“文化大革命”。
如今，这里关满了数以百计的“专案审查对象”，其中有原中共上海市
委的常委、部长以及副市长、正副局长，还有高等院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和
大批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周信芳就被囚禁在第二幢楼房三层楼的一间监房
里。
奇特的外调
伴随着周信芳的，是无休无止的审问，写不完的交待以及忍受不了的折
磨。但他偶或也会碰到意外而有趣的事情。
那是一九六九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有人来找周信芳外调。在一个专用的
房间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另一个是外调人员，四十
多岁，穿了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绿军装。专案人员照例先讲了几句“必须老
实交待，不准隐瞒”之类的话。接着，那位外调人员问：“周信芳，你认识
×××吗？”
这是个陌生的名字，周信芳想了想，然后摇头说：“不认识！”
“真的不认识？那他怎么交待一九三二年在汉口的时候，跟你在一起
的？”
“哦，一九三二年。。不，我根本没遇到过这个人。”周信芳实在想不
起有这么个熟人。
那个专案组人员见状，便光起火来，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吼道：“周信芳，
你要老实交待跟那人的关系，否则罪加一等！”
周信芳则平静地缓缓回答说：“不认识就是不认识，如果‘不认识’也
算是一种关系的话，那么我跟那个人就是这种关系。”
那个外调人员倒是沉得住气，他不紧不慢地劝了周信芳几句，无非是“再
好好想想”，“要考虑后果”之类的话。
彼此沉默了一会儿，那位专案组人员便与外调人员耳语了一阵子，然后
打了个呵欠，离开了那间小屋。临走前，他对外调人员说：“你自己问吧！”
专案人员一走，那外调人员突然变得和颜悦色了。他神秘地压低了嗓门，
用非常平和的语调问道：“要是我问你其他事情，你肯回答吗？”
周信芳对此感到有些迷惘，就说：“你想问什么呢？”
“你唱戏时的艺名，不是叫‘麒麟童’吗！这艺名是怎么来的，你能给
我讲一讲吗？”
周信芳看对方态度诚恳，并无半点嘲弄的意味，再说这件事也无关宏旨。
于是，他就把自己原来叫七麟童，由于写海报的老先生误听为麒麟童，后来
又如何将错就错的事讲了一遍。最后又补充说：“班主和戏院老板都说这一
改改得好。这‘麒麟童’的艺名够我用一辈子的。班主还特地带着我去那位
老先生家里，点起大红蜡烛向他叩谢哩！”
那位外调人员一直专注地聆听着。等到周信芳讲完后，他又轻声问：“那
么，你还记得那位老先生的姓名吗？”
“我当时只知道他姓王，至于名字，由于班主当时没有告诉我，所以我
一直不知道。”周信芳似乎略带歉意他说。
“不错，他正是姓王。”外调人员有点兴奋他说，“他就是我的爷爷。”
接着，那位外调人员又告诉周信芳，他爷爷是在“七·七事变”那年去
世的。那时爷爷已经八十多岁，双眼失明，但还一直在听周信芳的唱片，《清
风亭》、《乌龙院》、《追韩信》、《四进士》、《徐策跑城》。。老是翻
来覆去地听，他还常常一边听，一边把周信芳改艺名那件事讲给别人听。老
人临终前，还曾对小辈说：“我自己已经看不到周信芳了，以后你们当中谁
能见到他，一定对他说，他没有辜负这个艺名，他确实是唱戏人里头的一只
麒麟。他这个艺名传遍了大江南北，连我这个给他起名的人也沾了光。。”
外调人员又说：“最近打听到你被关在这里，我才设法找了个借口，进
这里来看你。。”
说到这里，外调人员顿住了，伸过手来紧紧地握住老人的手。
一股暖流传到周信芳的心坎上。他那双干涸的眼眶里，不禁湿润起来。
信念
周信芳虽然身陷囹圄，但他没有失去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他不止一次
地回忆起，一九四六年他第一次受到周恩来同志接见的情景；回忆起解放后
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他的情景。他不禁进而这样想道：“毛主席、周总理一
定了解我的。现在张春桥他们这样整我，是背着周总理干的。周总理知道了，
不会同意的。”
在狱中，他不能看别的书，就戴上一千六百度深的眼镜，坚持学习马列
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他在好几本练习本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学习体会。
在狱中，他还是经常受到审问。一次，有个专案组人员一上来就拍桌拍
凳，破口大骂，想给他一个下马威。周信芳不慌不忙，冷冰冰地问旁边的人：
“他们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共产党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啊？”
徐景贤知道后说：“像周信芳这样的人，是一定会把花岗石脑袋带到棺
村里去的。”
盼望
一九六九年，周信芳与周少麟先后被释放回家。儿媳等怕周信芳再受刺
激，不敢将周夫人的死讯告诉他，只说她在医院治病。
但是，纸总是包不住火的。
有一次，周信芳提出要去医院探望夫人，儿媳就骗他说：“如果你去探
望，太引人注目。”
于是，敏祯和少麟就每天下午到外面溜达两个小时，回来说已经探过病
人了。
周信芳是个聪明人，很快觉察到其中的变故。但他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