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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建筑在中国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
从4年前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到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鸟巢”（国家体育馆），再到库哈斯设计的央视新大楼，世界顶级建筑大师给了国人一次又一次颠覆性的视觉冲击，
也引发了一系列争论，这些争论在最近达到了高潮：6月初，4位院士集体上书总理，对目前的奥运场馆建设中存在的崇洋奢华、片面追求视觉冲击等问题进行了抨击，接着，戴高乐机场通道坍塌事件直接引发了高层对“鸟巢”的关注，而7月30日鸟巢的停工则引发了一场对国内建筑和城市规划弊端的大清算：片面求大、求洋、求新、求怪；建筑风格不协调，城市形象杂乱；旧城改造中，珍贵的历史文化风貌受到破坏
一个建筑问题最终演变为社会问题。
“失忆之城”
中国古代有大气张扬、红墙琉璃瓦的故宫，结构严谨、淳朴含蓄的徽州民居，有八角塔、燕尾楼，有“方正端庄”的棋盘式城市布局，有注重天、地、人相互关系的风水理论，有先进的消防、排水、绿化和道路系统而今，经过千百年时光的淘洗，这些国粹已经湮灭在历史的深处。中国城市已经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回到从前。
然而，中国城市将迎来什么样的时代，却似乎从来没有人给出过确切的答案。梁思成先生为了北京能够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多次据理抗争。一位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对梁先生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
这位副市长的话反映出了中国几十年来在城市建设和规划上的中心思想：将高楼大厦当作现代化的标志，“变化”成为唯一重要的东西。只要“变”，就足以令人欣悦，“变”成什么样子倒不是最重要的。轻视过去，迷信将来，相信新的一定胜过老的，变化的一定胜过不变的。“时代精神”成为拆毁古建筑最有力的道德说辞。
而这样一种不顾一切求新求变的心理惯性所带来的危害，在一个中央集权的社会里得到了无限的放大：政府的力量无比强大，强大到私人望尘莫及的程度，已经没有任何民间的力量可以阻止和制衡政府“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冲动了，而官员对政绩的追求则使这种冲动加倍膨胀起来。
于是，在中国城市的基建中，甲领导在位时，提出甲氏定位，乙领导上台了，又提出乙氏定位，如此等等，循环往复，以至无穷，遭殃的是城市，浪费的是财富，丧失的是机遇，受益的是一个个流水般登台下台的官员。现阶段我国公共行政和公共事务的决策机制民主化、科学化程度很低，虽然不少地方搞城市规划也成立了专家组、开了论证会，形成了洋洋数万字的可行性报告，但是其结论是长官钦定的，其论证是长官意志的注脚和说明。
目前很多城市选择委托洋机构进行总体规划编制，并标榜规划是由某国的规划大师完成的。其实这些大师往往连语言关还没有过，更谈不上对城市自然、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资源的充分了解和升华，而更多的是从自身文化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中国的大气和深沉。这样一来，结合中国国情和民族审美情趣的建筑设计，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使这些建筑在设计和统筹规划上都显得力不从心，洋不洋、中不中。
于是，楼不厌其高、路不厌其宽、车不厌其快、草不厌其绿等等“城市建设高消费”现象，像霉菌一样附着在很多城市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这些密切关系市民利益的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则被冷落。饱含历史记忆的旧建筑被无情推倒，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成为中性的“地皮”，跟具体的城市性格没有关系，可以放到任何城市的任何地点中去的地标式建筑拔地而起，中国的城市成了“失忆之城”。
“明星建筑”的时代似乎已经来临
这种片面求新求变的心理惯性，其登峰造极之作就是大量标志性建筑的出现：还有什么能比那些鹤立鸡群的建筑更能代表官员们拥抱现代化的热忱呢？而这类建筑最受诟病的地方就在于，根本不顾及四周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相反，它们使自己成为“明星”，成为公众关心的焦点，并因此在很大程度改变了城市的面貌。流风所及，建筑师势必挖空心思地创造“奇迹”，想方设法使公众“震惊”。每个新建筑的造型出来都必须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必须是“明星”一般的。一个“明星建筑”的时代似乎已经来临。
而事实上，这种强调视觉冲击的建筑风格，并非中国独有。著名建筑师弗兰克·盖里的名作——坐落于西班牙小城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美术馆就是著名的例子。
上世纪90年代以前，毕尔巴鄂是一座靠海的工业小市镇，随着钢铁、造船业的衰退而没落，残旧的港口和工业区以及失业的人潮，搭建起“夕阳城镇”的街景。然而，这一幅破败的景象随着一座令人惊艳的美术馆的进驻而完全改观。由闪闪发亮的钛金属覆盖、有着透明玻璃墙幕和厚重质感的石灰岩，坐落在城市中心旁2。4万平方米的土地上，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成为这个小城的重心。
筹备4年、建造3年，请来国际建筑大师盖里精心打造，造价9000万美元的美术馆，吸引着欧洲庞大的艺术爱好者群体。1997年底，美术馆开幕，一年之内就吸引130万参观人潮：到第三年时，带来的经济效益已超过4。5亿美元、共吸引400多万游客，上缴政府1亿美元的税收。随着美术馆启用，城市的活力也跟着苏醒了，毕尔巴鄂市建起了机场、地下铁路、新的码头。短短几年之间，一个没落的小城市来了个奇迹般的大翻身，晋升成欧洲新的艺术文化中心。这一成就，也为建筑界和城市规划领域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毕尔巴鄂效应”，专门用来指此类前卫建筑成为城镇救星的现象。
“毕尔巴鄂效应”作为一个榜样，鼓励了普通人对奇形怪状的前卫建筑的向往。现在，就连浙江金华这样的中等城市，也请来了“鸟巢”设计者赫尔佐格和德梅隆，操刀金东新区的设计规划。过分强调形式感的结果是出现了《格调》的作者保罗·福塞尔所说的“建筑贫民化趋势”：炫耀、浮夸和千篇一律。人们忘记了，毕尔巴鄂的成功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成功，更应归功于古根海姆基金会素负盛名的艺术品收藏；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建造费用是由民间机构支付的，而在中国，官员们对巍峨、庞大、炫耀型建筑的喜好却只能由纳税人来买单。
当精神价值被搁置而政治和商业的利益要求最大化时，艺术成了伪劣建筑的外包装。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建筑
我们不知道，作为最忠诚的古都守望者，已故的梁先生如果看到长安街边上的“巨蛋”，会不会痛哭失声。但我们知道，当时那位副市长的预言已经完全应验了：北京“到处建起的高楼大厦”的确映衬着老房子成了“鸡笼、鸟舍”。
而今，许多人陶醉在国内城市的“起吊机”经济里，似乎世界上其它现代化都市里有的，中国已经一个都不缺了。如今的中国城市也当仁不让地变成了钢筋水泥的丛林了，但用了几百年上千年积累的那种曾经吸引了全世界目光的古老庄严的底蕴也消失殆尽了。而城市，与过去相比，确实不再是千篇一律了，但是她却满身是法国的影子、瑞士的影子、德国的影子
对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试验，人们应该有更为理性的态度：他们尽可以去创造，但作为使用方，还有一个选择权，是我们自己选择了这个方案，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对我们而言，需要的不是对外来者的谩骂和责难，而是反求诸己，对这些年来贪大求快、缺乏人文精神的建筑和城市规划理念进行反思。
好的建筑应该和城市的历史、环境、居民和社会追求的文化息息相关，与人的生活经验、审美体验产生共鸣，它是生活和交流的地方，应该激发人们交流、交换的愿望，而不是一堆钢筋水泥的丛林，不是为了给外人看。尊重传统不是一句空话，它要求我们保留对过去生活的敬畏，因为时间的流逝或许增加了我们的知识，却不一定增加我们的智慧。
一个城市，它最迷人的地方，恐怕不是外在的建筑，而是弥漫于城市中的文化气息和特有的生活方式。破坏性的建设和建设性的破坏使城市的记忆丧失，把城市中人们生活习惯和社会关系赖以维持的整个组织结构的基础清除掉了。当推土机把旧城区变成空荡荡的平地，开始新的建设的时候，常常意味着把原来城市中人们几个时代的合作及其对城市的忠诚也一笔勾销。而这些城市文明的恢复远不像重建一片房子和一条街道那样容易。
美国著名的人本主义城市规划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认为：“我们城市的存在不是为了汽车通行的方便，而是为了人的安全与文明。”今天，当我们开始检视几十年来城市规划的利弊得失时，这句话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标尺。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