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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倘使我是一位“长官”，或者海外富豪，情况就两样了，有人冒充我的儿子、我的侄子或者什么亲戚，只要漏出风声，就会有数不清的飞蛾扑上来，于是种种奇怪的事情都发生了。
骗子的一再出现说明了我们社会里存在的某些毛病。对封建社会的流毒我有切肤之痛。六七十年来我就想摆脱封建家庭的种种束缚和虚伪的礼节，但一直到今天我还无法挣断千丝万缕的家庭联系。要做到大公无私，有多大的困难！不过我至少明白封建特权是丑恶的东西，是应当彻底消除的东西。
我记得一句古话：“木朽而蛀生之矣。”正是这样。有了封建特权，怎么能要求不产生骗子？难道你能够用“禁”、“压”、“抓”解决问题吗？
只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医师并不是高明的大夫。至于我呢，我仍坚持我的意见：要是人人识货，假货就不会在市面上出现了。
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病中
我和读者（1）
我在前一篇随想里提到我冒充别人舅父的事。有人向我问起，要我多讲一点，他说高行健在《花城》第六期上发表的《传奇》中已经讲过。高行健是从曹禺那里打听来的，知道这件事的人除了曹禺外还有一位朋友，但是他们也说不清详情。其实事情很简单，我收到一封读者从杭州寄来的要求援助的长信，我给两三个朋友看，他们拿不定主意，对信上的话将信将疑。我又把信送给一位朋友的太太，征求意见，她怂恿我去一趟。我听了朋友太太的话，手边刚收到一笔稿费，我就约了鲁彦和靳以同游西湖。
写信人是一位姑娘，她同后娘处得不好，离开安徽的家庭出外工作，由于失恋她准备去杭州自杀。在西湖她遇到一位远亲，改变了主意带发修行。几个月后她发现那位远亲同小庙里的和尚有关系，和尚对她还抱有野心。她计划离开虎口，便写信求我援助。我们三人到了杭州安顿下来，吃过中饭，就去湖滨雇了一只船，划到小庙的附近，上岸去约了姑娘出来。我们在湖上交谈了大约两个小时。她叙述了详细情况，连年纪较大的鲁彦也有些感动。我们约好第二天再去庙里看她。她有个舅父住在上海和我同姓，就让我冒充她的舅父。我替她付清了八十多元的房饭钱，把我们的回程火车票给了她一张。她比我们迟一天去上海。我和靳以到北站接她，请她吃过中饭，然后叫一辆人力车送她到虹口舅父家去。当时靳以为良友图书公司编辑的《文季月刊》还未被禁，我和他常在良友公司见面。姑娘到上海后过两天还同她舅父到良友公司来看我们，向我们表示谢意。她留下了他们的地址。黎烈文知道这件事，过几个月他因编辑《中流》半月刊，收到信稿较多，应付不了，就请那位姓王的姑娘到中流社工作。但是不到三个月，“八·一三”抗战爆发，《中流》停刊，姑娘便跟她舅父一家去了四川，从成都来过一封信。以后我就再没有她的信息了。在十年浩劫的大审查中也没有人因为这件事到上海来找我“外调”。
这件事在当时看来十分寻常。我们两次雇船去小庙访问那位姑娘，她又在船上详尽地谈了自己的身世。划船的人全听见了，他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时候西湖游客很少，船也少，所以两天都坐他的船。在我最后离船付钱时，划船人忽然恳切地说：“你们先生都是好人。”他没有向和尚揭发我们，也不曾对我们进行威胁。
可能有人怀疑，姑娘既然有舅父在上海，为什么不向他求助，反而找一个不认识的人帮忙？她说过，当初她充满自信地离开家庭不顾别人劝阻，她不愿意让亲戚知道自己在杭州的困境。我们也可以批评她“好强，爱面子”，甚至“爱虚荣”。但是长期生活在旧社会，我们谁没有这一类的毛病？我们当时的解释是“读者相信作家”，这就够了。
据说人到暮年经常回顾过去，三十年代的旧梦最近多次回到我的心头。那个时候我在上海写文章、办刊物、编丛书，感觉到自己有用不完的精力和时间。读者们从远近地区寄来信件，常常在十页以上，它们就是我的力量的源泉。读者们的确把作家当做可以信任的朋友，他们愿意向他倾吐他们心里的话。在我的创作力旺盛的日子里，那些年轻人的痛苦、困难、希望、理想许多亲切、坦率、诚恳、热情的语言像一盏长明灯燃在我的写字桌上。我感到安慰，感到骄傲，我不停地写下去。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中我交了多少年轻的朋友，我分享了多少年轻人的秘密。有人怀着好意问我：你是不是有一把钥匙，不然你怎么能打开年轻人的心灵之门？我哪里有什么秘诀！我说过我把心交给读者，可是我忘记说读者们也把心给了我。我的生命中也有过火花四射的时候，我的心和年轻的心紧紧贴在一起，人们把不肯告诉父母的话，不肯告诉兄弟姐妹的话，把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全写在纸上送到我的身边。我常说作家靠读者们养活，不仅因为读者买了我写的书，更重要的是他们送来精神的养料。我写得最多的时候也就是和读者联系最密切的时候。他们并不认为我是一位有头衔的作家，却只把我当做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忠实的朋友。
但是后来我跟读者渐渐地疏远了。我缺少时间，也缺少精力，堆在我身上的头衔越多，我花在写作上的时间越少，我终于成了不需要作品的作家。我为自己不熟悉的各种杂事耗费了生命，却只能在十封读者来信中拣出一两封阅读、回答。我常常因为辜负了读者的盛意感到内疚。但即使是这样，十年浩劫中读者的信件也给我带来不少的麻烦。“造反派”的作家应当眼睛朝着“首长”，怎么能容许人向读者吸取养料？据说“四人帮”的上海“书记”徐景贤曾经叫嚷：“现在还有人给巴金写信，可见批判不力，没有把他批臭。”其实从一九六七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就让各方面揪出去“游斗”了三四年。整整几年中间我没有收到过一封信。可能有人写了信来，给“领导”扣下了，因为“牛鬼蛇神”不能享受人的权利。
没有想到乌云消散以后，打翻在地的人也居然站了起来，对着面前成堆的信件我感到束手无策。十年浩劫在我的心灵上留下无法治愈的创伤，豪言壮语也不能补偿给夺走了的健康。对热情关怀和殷切期望的读者，我能够写什么样的答语呢？在写字也感到吃力的时候，我常常把需要答复的来信放在一边，过了几天却不知道在哪儿去寻找它们，只好望着满屋子的书刊和信件发愁。有些信件需要转到别处，可是我转来转去毫无结果，有时甚至又回到自己的手边。还有人错把作为装饰的头衔当成发光的钥匙，要求我为他们打开一些方便之门。我只好用沉默回答。但是我也为沉默感到痛苦。一方面我没有忘记我欠了读者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另一方面我脑子里一直保留着这样一个自己的形象：一个多病的老人移动艰难的脚步走向遗忘。让读者忘记我，这是我的心愿。但是我永远忘不了读者。
我和读者（2）
这不是矛盾吗？既然愿意被人忘记，为什么还不肯放下自己的笔？
我说过我这一生充满了矛盾。远离了读者，我感到源泉枯竭。头衔再多，也无法使油干的灯点得通亮。但是只要一息尚存，我那一星微火就不会熄灭。究竟是什么火呢？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爱，这也就是我同读者的惟一的联系。今天我同读者之间仍然有共同的东西，因此我还能活下去，还能写下去。
二月二十三日
悼念茅盾同志（1）
十年浩劫之后我到北京开会，看见茅盾同志，我感到格外亲切。他还是那样意气昂扬，十分健谈，不像一位老人。这是我最初的印象，它使我非常高兴。这几年中间我见过他多次，有时在人民大会堂，没有机会长谈；有时我到他的住处，没有干扰，听他滔滔不绝地谈话，我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日子。我每次都想多坐一会，但又害怕谈久了会使他疲劳，影响他的健康。告辞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还有许多话不曾讲出来，心想：下次再讲吧。同他的接触中我也发现他一年比一年衰老，但除了步履艰难外，我没有看到什么叫人特别担心的事情，何况我自己也是一年不如一年。因此我一直丢不开“下次吧”这个念头，总以为我和他晤谈的机会还有很多。最近有人来说“茅公身体不好，住进了医院”。我想到了冬天老年人总要发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天气暖和就会好起来，我那“下次吧”的信心并不动摇。万万想不到突然来的长途电话就把我的“下次吧”永远地结束了。
二十年代初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改版，开始发表新文艺作品，茅盾同志做了第一任编辑，那时我在成都。一九二八年他用“茅盾”的笔名在《小说月报》发表三部曲《蚀》的时候，我在法国。三十年代在上海看见他，我就称他为“沈先生”，我这样尊敬地称呼他一直到最后一次同他的会见，我始终把他当做一位老师。我十几岁就读他写的文学论文和翻译的文学作品，三十年代又喜欢读他那些评论作家和作品的文章。那些年他站在鲁迅先生身边用笔进行战斗，用作品教育青年。我还记得一九三二年他的长篇小说《子夜》出版时的盛况，那是《阿Q正传》以后我国现代文学的又一伟大胜利。那个时期他还接连发表了像《林家铺子》、《春蚕》那样的现实主义短篇杰作。我国现代文学始终沿着“为人生”的现实主义道路成长、发展，少不了他几十年的心血。他又是文艺园中一位辛勤的老园丁，几十年如一日浇水拔草，小心照料每一朵将开或者初放的花朵，他在这方面也留下不少值得珍视的文章。
我不是艺术家，我不过借笔墨表达自己的爱憎，希望对祖国和人民能尽一点点力，由于偶然的机会我走上了文学道路，只好边走边学。几十年中间，我从前辈作家那里学到不少做文和做人的道理，也学到一些文学知识。我还记得三十年代中在上海文学社安排的几次会晤，有时鲁迅先生和茅盾同志都在座，在没有人打扰的旅社房间里，听他们谈文学界的现状和我们前进的道路，我只是注意地听着，今天我还想念这种难得的学习机会。
然而我不是一个好学生，缺乏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因此几十年过去了，我在文学上仍然没有多大的成就，回想起来我总是感到惭愧，甚至一些小事自以为记得很牢，也常常不能坚持下去。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爆发，文艺刊物停刊，《文学》、《中流》、《译文》、《文丛》等四份杂志联合创办《呐喊》周报，我们在黎烈文家商谈，公推茅盾同志担任这份小刊物的编辑。刊物出了两期被租界巡捕房查禁，改名《烽火》继续出下去，我们按时把稿子送到茅盾同志家里。不久他离开上海，由我接替他的工作。我才发现他看过采用的每篇稿件都用红笔批改得清清楚楚，而且不让一个笔画难辨的字留下来。我过去也出过刊物，编过丛书，从未这样仔细批稿，看到他移交的稿件，我只有钦佩，我才懂得做编辑并不是容易的事。第二年春天他在香港编辑《文艺阵地》，刊物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