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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马宗融大哥（3）
我第一次回到四川，一九四一年初去过成都探亲，不久他也来成都为罗淑扫墓。我们一起到墓地，只有在这里他显得很忧伤，平日他和友人见面总是有说有笑。一丛矮树编成的短篱围着长条的墓地，十分安静，墓前有石碑，墓旁种花种树，我仿佛来到分别了四年的友人的家。我的心平静，觉得死者只是在内屋休息，我们在廊下等待。我小声劝慰马大哥：“真是个好地方。世弥在这里安息多么好。”他摇摇头苦恼地说：“我忘记不了她啊！”他拍拍我的肩头，他的手掌还是那么有力。我向他建议将来在这里种一些名花，放些石桌石凳，以后朋友们来扫墓，在小园中坐坐谈谈，仿佛死者就在我们中间。他连声说好。我也把我的想法同别的朋友谈过，准备等抗战胜利后实现这个计划。当时谁也不是存心讲空话，可是抗战胜利后的局面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我没有能再到成都，马大哥也被迫远去台北。解放后我两次去成都，都不曾找到罗淑的墓地，今年她的儿子也去那里寻找，才知道已经片瓦无存了。
在台北他住了一年半光景，来过几封信要我去。他在那边生活安定，功课不多。但是他不习惯那种沉闷的空气。新的朋友不多；他关心上海的斗争，又不能回去参加；一肚皮的愤懑无处倾吐，经常借酒消愁。台大中文系主任、友人许寿裳（鲁迅的好友）在自己家中半夜被人杀害后，他精神上的苦闷更大，他去看了所谓凶手的“处决”回来，悲愤更深，经常同一位好友（乔大壮教授）一边喝酒一边议论，酒越喝越多，身体越来越差。他病倒后还吵着要回上海，我去信劝他留在台湾治病，但是他说他“愿意死在上海”。靠了朋友们的帮忙，他终于回来了。如他的女儿所说：“他带着我和十岁的弟弟，躺在担架上，让人抬上了民生公司最后一班由基隆返沪的货船。当时的上海正是兵荒马乱，我们只能住在北京路‘大教联’的一个联络站内。”①
复旦大学的朋友们负责照料他。孩子们同他住在一起。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一身浮肿，但仍然满脸笑容。他伸出大手来抓我的手，声音不高地说：“我看到你了。你不怪我吧，没有听你的话就回来了。”我说了半句：“你回来就好了。”我好不容易忍住了眼泪，没有想到他会病成这样。火在逐渐熄灭，躺在我面前的不是一个“大孩子”，是一位和善的老人。当时我的心情也很复杂，我看：这次的旅行不利于他的病，但是留在台北他就能安心治病吗？
这以后我经常去看他，然而对他的医疗我却毫无办法，也不曾尽过力。他一直躺着，我和萧珊去看他，他还是有说有笑。我暗中为他担心，可是想不到他的结局来得这么快。关于他的最后，他女儿这样地写着：
父亲得不到适当的医治和护理，在上海解放前一个多月就恨恨地去世了。弥留之际，因为夜里戒严，连送医院急救都做不到，昏暗的灯光下，只有两个孤儿束手无策地看着父亲咽气。
那天深夜我接到住在联络站里的复旦友人的电话，告诉我“马大哥去世了”。我天亮后才赶到联络站。孩子们小声地哭着，死者静静地睡在床上，大家在等候殡仪馆的车子，只有寥寥几个朋友向遗体告别。
但是在殡仪馆开吊的时候，到灵前致敬的人却有不少，好客的死者不会感到寂寞。他身边毫无积蓄，从台北只带回几箱图书。有人建议为子女募集教育费，已经草拟了启事并印了出来，但不久战争逼近上海，也就没有人再提这件事情。仪式完毕后遗体由回教协会安葬在回民公墓。孩子们起初不同意，经过说服，一切都顺利解决。我也参加了公葬仪式，我后来也去过公墓。公墓在徐家汇，地方不大。两个孩子健康地成长起来，图书全部捐赠给了学校。一九七二年他的儿子有事情到上海，再去扫父亲的墓，可是找不到墓地在什么地方。
关于马宗融大哥我还可以讲许多事情，但是对于读者，我看也没有多讲的必要了。我们有一个习惯：写纪念文章总喜欢歌功颂德，仿佛人一死就成为圣人，私人的感情常常遮住作者的眼睛。还有人把文章作为应酬的礼品，或者炫耀文学的技巧，信笔书写，可以无中生有，逢凶化吉，夸死者，也夸自己。因此许多理应“盖棺论定”的人和事都不能“盖棺论定”，社会上还流传着种种的小道新闻。
然而关于马宗融大哥，大概可以盖棺论定了吧。三十三年来在多次的运动中未见有人出来揭发他，也不曾为他开过一次批判会。他虽然死亡，但死后并未成为圣人，也不见一篇歌颂他的文章。人们似乎忘记了他。但是我怎么能忘记他呢？他是对我最好的一位朋友，他相信我，要是听见人讲我的坏话，他也会跟人打架。我不想在这里多谈个人的感情。我从来不把他当做圣人。他活着时我常常批评他做得太少，不曾把自己的才智贡献出来。他只留下一本薄薄的散文集《拾荒》，和用文言写的《法国革命史》（也是薄薄的一本）；还有两本翻译小说：屠格涅夫的《春潮》和米尔博的《仓库里的男子》，字数都不多。我知道他的缺点很多，但是他有一个长处，这长处可以掩盖一切的缺点。他说过：为了维护真理顾不得个人的安危，他自己是这样做到了的。我看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正气在他的身上闪闪发光，可是我不曾学到他的长处，也没有认真地学过。过去有个时期我习惯把长官的话当做真理，又有一个时期我诚心奉行“明哲保身”的古训，今天回想起来，真是愧对亡友。这才是我的欠债中最大的一笔。
怀念马宗融大哥（4）
现在是还债的时候了。我怎么还得清呢？他真应当替我担心啊。我明白了。那一团火并没有熄灭，火还在燃烧，而且要永远燃烧。
一月二十九日写完
《随想录》日译本序
日本东京筑摩书房要出版《随想录》的日文译本，主持人柏原先生和译者来信征求意见，并要我为日译本写一短序。我感谢他们把我的著作介绍给日本的读者。我回信说，还有一位刈间先生也在翻译这两本小书，我也同意了。至于写序的事，我说身体不好，写字困难，不写什么了。
我讲的是真实情况。但是回信寄出以后，傍晚在院子里散步，我想起了这两三年的生活和著作，特别是那两本引起了强烈反应的《随想录》，我的心也不平静。我担心日本的读者不一定理解我的用意，觉得我应该向他们讲几句话，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掏出自己的心。
我说过我要写五本《随想录》，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意外地“闯进”文坛，探索了五十多年，在结束文学生活之前，我应当记下我对艺术和人生的一些看法，我个人的独特的看法。通过了几十年的创作实践，经历了多少次的大小失败，我总算懂得一点创作的甘苦吧，我也有权向读者谈谈它们。
日本的读者也知道我们经历了十年的浩劫，但是这浩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可能也讲不清楚。我以为不是身历其境、不曾身受其害、不肯深挖自己灵魂、不愿暴露自己丑态，就不能理解这所谓十年浩劫。两年前我在东京同木下顺二先生对谈，我说我们吃够了苦头，可是别的国家的朋友免掉了灾难，十年浩劫是和全人类有关的大事。我们的惨痛的经验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极左”的空话会把人引到什么地方去。我又说，古今中外的作家中，谁有过这种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呢？我们没有一个人逃掉，大家死里逃生、受尽磨炼，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写下我们的经验，不仅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别人，为了下一代，更重要的是不让这种“浩劫”再一次发生。我对日本作家说我们历尽艰辛，也可以引以为骄傲。去年九月在巴黎一位法国汉学家对我说：“你们遭逢了那样的不幸，却能够坚持下来活到今天，值得尊敬。”我说：“我出尽了丑，想起来自己也感到可笑又可悲。”他严肃地坚持说：“还是值得尊敬。”我听说那个时候在巴黎也有人搞起“五月风暴”。
他的声音还在我的耳边。我要求的并不是“尊敬”。我希望的是心的平静。只有把想说的话全说出来，只有把堆积在心上的污泥完全挖掉，只有把那十几年走的道路看得清清楚楚、讲得明明白白，我才会得到心的平静。
我经常思考那位汉学家的谈话，我感觉到在十年的惨痛生活中我并不是一无所得，我的心灵中多了一样东西。它是什么，连我自己也说不明白。但是它在发光，它在沸腾，它在成长。我也要挖出它来，才能结束我的《随想录》。
是的，我还要续写《随想录》。我是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写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灵魂。必须挖得更深，才能理解更多，看得更加清楚。但是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难。写下去并不是容易的事。不管怎样，我要努力写，努力挖，我相信我的努力不会是白费的。
前些时候有人批评《随想录》“忽略了文学技巧”。我不想替我的小书辩护，不过我要声明：我也不是空手“闯进”文坛，对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的是艺术的良心。《随想录》便可以给我的话作证。
二月二十日
《小街》（1）
近来在家养病，星期天下午看电视节目，没有人来打扰，我安静地看完了影片《小街》。
早就听说有这么一部影片，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我两三年没有进过上海的影剧院，只是在家看电视，而且只能“有啥看啥”。这次总算看到了《小街》。
影片不是十全十美，它甚至使我感到十分难受。然而它又是那么真实，使我看后很难忘记。“青年司机”和“黑五类”的女儿的身影一直在我眼前“徘徊”。
我不是在这里评论影片，我只想谈谈自己看过《小街》后的思想活动以及影片给我引起的一些联想。
在影片的最后有几种不同“结尾”的设想，我不管这些，我只说有两句话（不仅这两句，还有些和这类似的话）打动我的心。说打动了心也许不恰当，更可能是一种启发。我打一个比方：我的思路给堵住了，想前进，却动不了，仿佛面前有一道锁住的门，现在找到了开门的钥匙。像钥匙一样的两句话就是：
夏司机说的：“经历了十年悲剧之后，我们应该感到，今天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意义了”
俞姑娘说的：“十年的动乱卷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但它卷不走我们心中比青春更美好的东西。”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啊，我抓住了！”我在探索中所追求的正是这个。
“四人帮”垮台以后我探索了几年。一九七八年我说：还需要大反封建；一九七九年我的内伤还在出血；一九八○年我告诉日本朋友：我们做了反面教员，让别国人民免遭灾难。去年我离开法国的前夕，在巴黎和几位汉学家聚谈，有人提到我在浩劫中活下来的事。对我们看做很寻常的事情，他们却严肃地对待，我不能不思考。我回到旅馆想了好些时候。第二天到了瑞士苏黎世，在一家清静的旅舍一间舒适的客房里休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