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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狂。我在挣扎，我不甘心跳进深渊去。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很痛苦，也很疲劳，终于闭上眼睛昏睡了。
一连三夜都是这样，睡前服了两片“安定”也不起作用。早晨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午睡时躺下几分钟就忍受不了，我只好起来在院子里散步消磨时间。我不愿意把这情况告诉我的妹妹和子女们，害怕他们替我担心。我一个人顺着自己的思路回忆那些不眠的长夜，我知道它们来自我十年中所受的人身侮辱和精神折磨，是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的后遗症。事情并没有结束，我还在忍受痛苦的磨炼，我还在进行生死的斗争。经过了痛苦难熬的三夜，我几乎感到支持不下去的时候，也许是我的心逐渐恢复了平静，也许是我的脑子因疲劳而变迟钝，我又能沉睡了。即使有时还做噩梦，可是我不再心烦。“危机”似乎过去了，我松了一口气，我得救了。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又出现了无端的烦躁，不过只有两夜，而且每夜不到两小时。以后就没有再发生类似的情况。现在伤口也已经愈合。医生说等到秋凉再去医院动手术把囊肿取出，不会有麻烦。我也就忘记了那些难熬的不眠的夜。人原来就是这样健忘的。
在编辑《真话集》的时候，我重读了一年半中间写的三十则“随想”，忘记了的事情又给想起来了，因为从《人言可畏》起最后四篇短文都是在“危机”中间和“危机”前后写成的。它们使我记起当时的挣扎。特别是《人言可畏》，字数少，却在我的脑子里存放了好几个月，“危机”到来，自己在作拼死的斗争时，首先想起这笔心灵上的欠债。开始写它，我好像在写最后一篇文章，不仅偿还我对几位作家的欠债，也在偿还我对后代读者的欠债。讲出了真话，发狂的“危机”也过去了，因为我掏出了自己的心，卸下了精神上的负担。
我唠叨地讲自己的“危机”，只是说明作家的“思想复杂”。作家的脑子并不像机器那样，一开就动，一关就停，一切听你指挥。
细心的读者也可以看出《三访巴黎》和《知识分子》两篇并不是一口气写成的。两篇“随想”都是在去年年底和今年一月动笔，我写了不到三分之一就因别的事情干扰把它们搁在一边，差一点连原稿也不知去向，幸而后来我想起了它们，过了几个月找出原稿续写下去，总算按计划写成了。
那么“干扰”从哪里来？
可以说“干扰”来自四面八方。这些年我常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像是一个旧社会里的吹鼓手，有什么红白喜事，都要拉我去吹吹打打。我不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写作，我不能安安静静地看书，我得为各种人的各种计划服务，我得会见各种人，回答各种问题。我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却不得不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我说不要当“社会名流”，我只想做一个普通作家。可是别人总不肯放过我：逼我题字，虽然我不擅长书法；要我发表意见，即使我对某事毫无研究，一窍不通。经过了十年的“外调”，今天还有人出题目找我写自己的经历，谈自己的过去，还有人想从我的身上抢救材料。在探索、追求、写作了五十几年之后，我仿佛还是一个不能自负文责的小学生。
我的工作室在二楼，有时我刚刚在书桌前坐下，摊开稿纸，就听见门铃在响，接着给人叫了下去。几次受到干扰，未完的手稿也不知被我放到哪里去了，有的就石沉大海，只有这两篇不曾消失在遗忘里，终于给找出来加上新的内容同读者见面了。在我的长时期的写作生活中被“干扰”扼杀的作品太多了！所以听见门铃声，我常常胆战心惊，仿佛看见过去被浪费掉的时间在眼前飞奔而去。我只能责备自己。一个作家有权利为他自己的写作计划奋斗，因此也有权同“干扰”作斗争。
干扰（2）
最近人们忽然对已故法国作家萨特感到了兴趣，我听见有人私下谈论他。一九五五年十月他同德·波伏瓦访问上海，我在家里接待过他们。但是我当时很谨慎，很拘束，讲话吞吞吐吐，记得只谈了些像用第一人称写小说一类的问题。一九七九年我访问法国，他双目失明在家养病，曾托法中友协设法联系，打算登门拜访，却没有得到机会。一九八一年我再去巴黎，他已经逝世，听说有几万人参加他的葬礼。关于他的著作，我只读过两部多幕剧，也谈不出什么。但是他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不赞成“把作家分为等级”。他说过类似这样的话：“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种分为等级的东西，而你在这种文学中属于这样的级别。我否认这样做的可能性。”他的话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在重视等级的社会里，人们喜欢到处划分级别。有级别，就有“干扰”。级别越高，待遇越好，“干扰”也越多。于是“干扰”也成了一种荣誉，人们为争取“干扰”而奋斗。看来萨特一口否认的“可能性”是毕竟存在的了。不是吗？
那么要发展我们的文学事业，怎么办？扩大级别吗？增加等级吗？不，恰恰相反，我看最好的办法只能是让作家们受到最少的“干扰”。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四日
再说现代文学馆
中国新闻社记者谷苇来探病，闲谈中又提到中国现代文学馆。每次见面，我都向他谈文学馆的事，快两年了，他以为这个馆总该挂起招牌来了。没有想到我的答复仍然是：好像困难不少，首先是房子，至今还没有落实。文学馆的招牌早已由八十八岁老人叶圣陶同志写好，就是找不到地方挂出来。我们并没有雄心壮志，也不想在平地上建造现代化的高楼。我们只打算慢慢地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量力而行，逐步发展。但搜集资料，需要有一个存放的地方；开展工作，需要有一个办公的地点。我们目前需要一所房子，我们手中有一笔赠款至少可以付三四年的房租，可是在偌大的北京城却找不到我们需要的房子。我们要求过，我们呼吁过。在北京有一个文学馆的筹备委员会，设在中国作协的防震棚里，筹委会的人也在为房子奔走。有一次说是找到了房子，在郊外什么庙什么寺，但是无处存放搜集来的资料。有一天我收到了北京的来信，说是房子已经解决，作协的人看过了同意接受，我白白高兴了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后来才知道住在房子里的人不肯搬，我们也无法叫他们搬走，这就是说我们只好望梅止渴了。那么就等待吧。但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一位朋友说：“你不用性急，不会久等的。我们不是在大声疾呼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吗？这精神文明中包含的当然不止是：种树木，扫马路，文明服务，待人有礼，大公无私，助人为乐等等等等。我们长期的文化积累，文学遗产特别是反映我们人民的生活习惯、思想感情和精神境界的文艺作品都应当包括在内。你们的文学馆当然不会给人忘记。”
“但愿如此。”我只能这样回答。不过能不能看到文学馆的成立，我也有自知之明。我说过：“有了文学馆，可以给我国现代文学六十多年来的发展做一个总结，让大家看看我们这些搞文学工作的人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其实没有文学馆，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总结。黑字印在白纸上，谁也涂沫不掉嘛。
这些年我常有一种感觉，或者一种想法：我们搞文学工作的人似乎不曾做过一件好事，只是白吃干饭，因此一有风吹草动，或者什么事情给搞坏了，就有些人给叫出来受批挨训，弄得人心惶惶，大家紧张，好像我们六十多年来的现代文学，除了少数几部作品，对革命、对人民没有一点贡献。
“难道事实真是这样吗？”但是我有个人的经验，我也熟悉同时代人的经历。在我们十几岁的时候，给我们点燃心灵的火炬、鼓舞不少年轻人走上革命道路的，不就是我们的现代文学作品吗？抗日战争初期大批青年不怕艰难困苦，甘冒生命危险，带着献身精神，奔赴革命圣地，他们不是也受到现代文学的影响吗？在乌烟瘴气的旧社会里，年轻人只有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呼吸到新鲜空气，这些作品是他们精神的养料，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扩大了他们的视野，培养了他们斗争的勇气，启发他们，帮助他们树立为国为民的崇高理想，树立战胜旧势力的坚定信心。我们的现代文学好像是一所预备学校，把无数战士输送到革命战场，难道对新中国的诞生就没有丝毫的功劳？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在摧残文化的十年梦魇中我们损失了多少有关现代文学的珍贵资料，那么把经历了浩劫后却给保留下来的东西搜集起来保存下去，也该是一件好事。去年在隆重纪念鲁迅先生诞生百年的时候，我曾经这样想过：先生不见得会喜欢这种热闹的场面吧。用现代文学馆来纪念先生也许更适当些。先生是我们现代文学运动的主帅，但他并不是“光杆司令”。倘使先生今天还健在，他会为文学馆的房子呼吁，他会帮助我们把文学馆早日建立起来。
八月十七日
修改教科书的事件（1）
近来大家都在议论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的事件。中国人有意见，日本人也有意见，东南亚国家的人都有意见。
修订本国的教科书可能是很寻常的事情。然而把“侵略”改成“进入”，掩盖“皇军”杀人夺地的罪行，翻过去的大案，那就暴露了重温侵略“美”梦的野心，问题就大了。有人说，这是“内政”。世界上有侵略他国、屠杀别国人民的“内政”吗？又有人说，是进入还是侵略，应当由后人来论断是非。这是“成则为王”的老观念，只要我有钱有势，后人会讲我好话。不过我们中国人也有自己的看法：后人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这种事也不会拖到后代等后人来解决。关于日本军人“进入”中国的事，我们记忆犹新。“进入”不止一次，单是从“九一八”开始的三十年代那一次就造成一千万以上中国军民的死亡，也给日本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在中国土地上还留下不少“皇军”的“德政”——万人坑。中年以上的中国人都不曾忘记日本军人的残酷暴行。日本制造的伪满洲国，等不到后人论断就垮台了。听说在日本今天还有人准备建立“满洲建国之碑”为它招魂，这只能说明那班人靠搞阴谋、念咒语度日，晚景太可悲了！你们要“进入”，中国人民一不欢迎，二无所畏惧，不过说实话，你们真的能够再像三十年代那样“进入”中国吗？真应该动脑筋多想一想。
四五十年来我经常在考虑一个问题：中日人民之间有两千年的友谊，人民友谊既深且广，有如汪洋大海，同它相比，军国主义的逆流和破坏友谊的阻力又算得什么！但是怎么会让这逆流、这阻力占优势，终于引起一场灾难深重的战争，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一九三五年在横滨和东京七个多月的小住中我就找到了回答：没有把真相告诉日本人民，人民听惯假话受了骗。我写过一篇短文《日本的报纸》，讲的都是事实。我对日本报纸天天谩骂中国人的做法很有反感，便举出一些报道文章，证明它们全是无中生有。有不少日本读者受了影响，居然真的相信日本军人“进入”中国是为中国人谋幸福，而那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