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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到上海，许多朋友告诉他：民生公司的发展，引起四大家族的嫉恨，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四处扬言要“吃”掉他。
卢作孚冷笑一声，找到交通部航政司司长李博候，扔给他一份资料，那是民生公司为抗战作出的牺牲的统计表：
李博候不禁默念道——
民生公司抗战期间船舶损失概况：
政府征用阻塞水道5艘，计2028吨；
自行凿沉拆毁避免资敌（被敌机炸沉触雷沉毁）16艘，计11460吨；
军公运输遭受损失7艘，计4188吨；
被敌劫持掳去5艘，计2662吨；
以上统计不含夏、驳船，累计20338吨。
李博候不解其意，问道：“作孚，你让我看这个干什么？”
卢作孚气愤地道：“民生公司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牺牲还少吗？为什么要苦苦相逼？”他话题一转，“徐学禹说要‘吃’我，你听到没有？他为什么要‘吃’我？民生公司在抗战中，对国家贡献那样大，招商局的贡献在哪里？我倒要看他对我怎样吃法。非要他讲清楚不可！”
卢作孚说到做到。他特地在上海环龙路金城银行招待所请客。宴席的名义是欢迎李博候，为李司长接风洗尘。
来的都是与航业有关的人：李博候、徐学禹、钱新之、杜月笙等。
上了一道菜后，卢作孚激动地站了起来，说道：
“今天承蒙诸位光临，非常感谢！这里，我要请问一下徐总经理，听说你要吃我？为什么要吃我，你必须跟我”
钱新之一看气氛不对，赶紧站起来打圆场。
“唉！作孚！作孚！有话慢慢说，有话慢慢说”
别的人也一齐劝道：
“可能是误会，可能是误会。现在不要讲，饭后慢慢讲。”
徐学禹坐在那里，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结果，这次宴会不欢而散。
与四大家族的斗争已经公开化了。散会后，卢作孚将公文包往桌上一扔，让秘书周仁贵准备纸笔，口授了一个报告。
这份呈给国民政府的报告中，卢作孚“要求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从美军手中接收的舰艇中，交给民生公司试航川江的几只小型登陆艇的所有权，无偿交给民生公司，以弥补在公司在战时遭受的损失”。
国民政府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只得同意卢作孚的要求。于是，这几只登陆艇——沅江、赣江、湘江、沱江、岷江等，正式交给了民生公司。
民生公司的航运重点开始了迁移；从重庆到上海。
卢作孚在海洋运输的初步胜利后，更坚定了他的信心。他在公司负责人会议上说：
“大家都知道，内陆的重要城市大都在江河旁，江河给他们提供了舟楫之利。同样，世界上的名都，滨于海洋的约有四分之三，如伦敦、纽约、马赛、横滨、孟买、汉堡等。海洋为它们提供了发达的交通，使它们既是名都，又是良港。无论中国人，或是外国人的祖先，早就对神秘的海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中国的郑和不谈，就说意大利的哥伦布吧。他相信地球是圆的，既能由东方，也能由酉方经海洋走到印度，于是驾着帆船，备尝艰辛，两个月后到达南美洲东部，发现了新大陆，这就是现在所说的西印度群岛。1519年，西班牙人麦哲伦步哥氏的路线，绕南美洲南端远航太平洋，无意中发现了菲律宾群岛，再向西航，到了印度，次后绕好望角回国。他们以血汗和智慧，证明地球是圆的，更证明了占地球表面十分之七的无边海洋，是人类用武之地！
人类逐渐认识了海洋，就想征服海洋，便利交通。现在，巨型的轮船已经造出来了，有的载重达10万吨以上。诸君不要认为我们现在手头有几只船，就了不得，说来，我们所有船的总吨位，还不及一艘这样的巨轮的一半！人们造出了航速快、吨位大的海轮，还要改造海洋，在近代交通史上最为出色的，要算人工开凿的苏伊士运河了。苏伊士运河不仅沟通了红海与地中海，而且缩短了从欧洲到亚洲的航程，从伦敦到孟买以前是12500英里，现在一下缩短了5500英里，而且巴拿马运河的成功，便把纽约到旧金山的航程缩短了80英里，上海去纽约，则缩短了3500英里以上。这是多么4了不起的成就！这些催人自省的成就，会使我们看到大至我们国家，小至我们公司在世界海洋航业中所占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是多么微不足道。今日，我们公司全体同仁奋斗20余年，终于向海洋迈出了小小的一步，亦是值得自豪的一步。”
卢作孚强调说：“我们的事业一直处于艰难困苦之中，要求大家仍旧遵循民国23年2月9日签署的通函，即：一、不宣传个人，不宣传事业；二、不介绍事业的成绩，只介绍事业的艰难困苦。”
这就是卢作孚的思想风格。
卢作孚的话不幸言中，加拿大又传来坏消息，请他立即飞赴加拿大。
卢作孚心急如火地赶到加拿大。属下的人员向他汇报：造船所需的大部分设备和配件都是从美国购入的。由于加方对价格变化估计错误，未及时购进器材，加上物价暴涨，原计划造船资金不足，厂方不愿做赔本买卖，轮船不能按期交货厂家的老板找到魁伯克办事处，要求加价，不加价，他们就破产了。
“要加多少？”卢作孚迫不及待地问道。
“30％！”
“340多万加元？这个数目太大了。”
卢作孚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先礼后兵。
卢作孚开始与两个生产厂家进行洽谈。卢作孚经过论证，认为加价约28万加元。
加拿大两个厂家不同意，坚持从总造价的30％降到25％加价。
相差10倍！双方争执不下。
加拿大老板下了最后通牒：“如贵公司不满足这个条件，我们就濒临破产，只好停工了。”
卢作孚感到这是在仗势欺人。他决定与加拿大两家公司打官司！他请来了非万金请不动的著名律师伊尔斯莱，这位原任加拿大政府的财政部长，在拿到10000多加元后，微笑着开始了工作。
两家造船公司的老板也不甘示弱，不惜重金，请时任加拿大总理圣劳伦的儿子为律师出马。
据双方律师的意见，这场官司最好是私了。双方私下谈判，加拿大政府派出观察员。
但谁也不能说服谁！
谈判破裂。
卢作孚决定亲自一试。他同童少生、皮尔士等人最后去找了一次加拿大商务部长。
“部长先生，贵国造船公司口口声声说困难重重，濒临破产，那么，今天贵国造船公司的情况，就是明天民生公司的处境！”
卢作孚的意思很明白，如果逼我们民生公司走投无路时，你们1000多万加元就算扔到太平洋去了！
商务部长很清楚这句话的分量。
于是，加拿大政府只好直接出面干涉。
1947年8月20日，一个为各方所接受的妥协方案产生了。
民生公司、造船厂、加拿大政府三方各负担加价总额的三分之一，约计80多万加元。
民生公司被迫拿出80多万加元，尽管比原先的三四百万元少得多，但卢作孚是感到自己在这场角斗中成了大输家。客观地说，这场官司双方打了个平手，谁也没输，谁也没赢。
纵横海洋功成名就，风云再起，汽笛一声千滴泪
1948年，是民生公司发展的顶峰：拥有江海轮117艘，驳船31艘，总吨位达51682吨，长江沿岸设立了20多个办事处，人员多达8000余人。此外，民生公司在其它行业里还有大量的投资或独资企业，成为中国最大的一家民营轮船公司！
民生公司庞大的机构令人惊叹。总公司下设4室3处23课。总公司以下，又有若干层次的机构，如上海区公司辖船务部、业务部、供应部、财务部，部下设课，而设了分公司的就有万县、宜昌、汉口、青岛、天津、基隆、广州等地。
民生公司的这些机构，从总的来看，设置还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在其位，不谋其政；人浮于事，人牵制事，官多于兵的现象已表露无遗。
整个民生公司患了一种企业的中年病。有人撰文评论道：
“公司内部派系林立，互相牵制。按地域分，卢作孚出生在合川，创业初期多是合川人，自然与不自然合川人占优势，被人称为合川帮；稽核长是长寿人，手下人马非长寿不用，又有长寿帮之称；其它还有某氏祠堂、某县同乡会之类的叫法。按年龄和在公司的资历分，有以郑东琴、郑壁成为代表的元老派；以童少生、杨成质为代表的少壮派。按经营范围分，有以主要力量经营长江航业的总公司，被人称作渝帮；有着眼于沿海航业的上海区公司，被人称作沪帮；甚至还有从政府部门转到民生公司，专司与政府打交道的张梁任、李永懋等人，被称作官僚派。各种派别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内耗的精力有时超过对外的精力。逍遥派坐收渔翁之利，乐得在缝隙中逍遥度日。卢作孚不属于哪一帮，哪一派，但问题在于他统辖的是这样一支队伍，齐心协力干事已成当年陈迹。
“一些人完全丢掉了民生精神，利用职权和手中的交通工具的便利条件，贪污腐化，走私贩运，或者遁入空门，不理世事。主任秘书郑壁成与卢作孚一起创业，干劲、文章、才能都被卢作孚看重，这时已摇身一变成了重庆一个呼风唤雨的地皮大王，他的办公室成了交易所。财务经理彭瑞成利用货轮贩运生铁，结果露了马脚，职工大哗，一时风雨满城。带黄鱼，贩盐运米的事在一些船上屡禁不绝。一度代理过总经理之职的宋师度，颇能洁身自好，只是走入了另一条路。他深信因果报应，轮回再生之说，甚至在公司里参禅打坐，敬神念经。公司一些人也尾随其后。有的人则上班包妓女，吃花酒。
“民生公司业务从江河扩展到海洋，从国内涉足国外，船队在变大，人员在增多，航线在延伸。然而，收入却一落千丈，如果不是沿海航线以丰补欠，长江航线则从1946年到1949年连年亏损，当然，这中间很大一部分是被迫打差搞军运造成的亏损。1947年11月起，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强迫民生公司转运各种军需物资达30000余吨，人员近20000人。打差运费低，加之时常拖欠付款，物价一日数变，常常一趟差打下来，到手的钱如同废纸。社会在剧烈地变革动荡，旧的在土崩瓦解，新的尚未建立，这个腐败的社会已将它所有的暗疮和病毒暴露出来民生公司也不能幸免。民生精神的丧失，既是民生公司的悲剧，又是社会的悲剧。”
卢作孚从加拿大打完官司回来后，立即卷入了这种包围之中。
此时，内战升级，三大战役即将拉开序幕。国民党南京政府已是奄奄一息了。
一天下午，卢作孚突然回到家中。一进门，他就大声地对女儿卢国懿喊道：
“赶快打开收音机，听共产党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