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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世纪90年代，《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约成，重庆、宜昌陆续开为商埠。重庆开埠之初，英美两国最先侵入，有英商2家：太古洋行和立德洋行；美商1家，各自派员到渝设立洋行。以后，英、法、日、美、德、意等国依次在重庆设立领事署。
到1926年初，染指川江的外轮公司已多达14家！其中主要的有英商太古公司、怡和公司，日本的日清公司，美国的捷江公司。
其时，太古公司在川江拥有轮船6艘，共3388吨；怡和公司拥有轮船3艘，计2881吨旧清公司拥有轮船4艘，计3169吨；捷江公司拥有轮船5艘，计2074吨。
此外，还有许多华商悬挂外籍旗，托庇外人。
外国航业侵入川江，刺激了我国民族航业的兴起，从而形成～支抗争的有生力量。
一些官绅为防止外轮染指川江，开始投资以获其利。1908年，川江轮船公司最初成立。这是一家官商合办的民营公司，经营初见成效。一些人纷纷效仿，川路、华川两公司继起。
川路公司1914年成立，1919年倒闭。华川公司1912年筹建，旋即分化为瑞庆、利川、庆安3个公司。但这3家公司只在川江上昙花一现。
这些民族航业的早期探索者，以自身的失败，为日后的民族航业的兴起垫上了躯体。
中国的轮船公司虽有几十家，轮船也有几十艘，但还不足以达到与外轮公司相抗衡的地步。主要原因一是中国轮船公司的吨位小，几家甚至十几家公司的总吨位还不及外商公司的一条船的吨位。加之中国轮船公司势单力薄，一直处于外轮排挤的困窘地位。因此，川江航运，几乎被这4家外商轮船公司所垄断。
卢作孚后来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一书中写道：
“当时正是长江上游航业十分萧条，任何公司都感到无法撑待的时候，而不是在航业有利的时候。”
卢作孚认为：长江上游自从开始有航运以来，不过十几年，然而它已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发轫时期、繁荣时期、过剩时期，正在进入衰微时期。他说：
“在这几十年中，由中国公司的创始，到外国公司的继起；由着重一时利益旋起旋落的若干中外公司的经营，到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凭扬子江中下游的基础，有计划地伸入扬子江上游，以成不可拔的势力。有一时期，扬子江上游宜（昌）渝（重庆）一段，触目可见英、美、日、法、意、瑞典、挪威、荷兰等国国旗，倒不容易看见本国国旗。”
他将笔直接伸入到事物最本质的核心：
“在扬子江上游初有航业的时期，航业是最时髦的事业。由于轮船不足，运货商人争先要求运货的迫切，运费提高到最有利的程度，几乎一只轮船一年可以赚回一只轮船。所以航业以极短的时间，发展到极盛，而且发展到过剩。大多陷于船本折完，欠债无法偿还，以致于转相卖船，其情势非常紊乱，尤其是中国籍轮船公司非常危险。”
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已经一览无余，“没有任何理由要开始办一个新的轮船公司——特别是一个中国公司，而却有一切理由不办它”。
那么，后退吗？
后退不是他的性格！
细致的调查，周密的思考过后，他果断提出“航业应作新的试探和新的试验”，“不应在原有轮船过剩的航线中，去与正在失败的同业竞争，以加速其失败”。
绝对的慧眼！绝对的商业道德优秀品质！
卢作孚雄心勃勃地回到了合川。
他对黄云龙说：“箭已削好，就缺将箭射出去的弓和弦了。”
筹股一波三折，卢作孚揣着八千元钱办成了两件大事
1925年10月11日，卢作孚在合川县通俗教育馆内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其中有卢作孚幼年时的恩师、时任合川县视学（县教育局长）的陈伯遵先生，还有重庆名流——曾在合川等地当过知事的贤达郑东琴先生，以及同学、好友黄云龙、彭瑞成、赵瑞清、周尚琼等，一共10多人。
这次会议决定了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民生公司。为何取“民生”二字？卢作孚解释说：早年他崇尚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受之启发，并愿为之奋斗。故从孙中山先生三大主义中取其一：民生。
“兹事体大，必须有本地士绅和有名望的前辈鼎力致成。”卢作孚说。
已厌倦仕途的郑东琴，正打算弃官从商，一听卢作孚要办实业，忙问道：
“不知为何选中航运？铁路、公路不是也可使四川走向繁荣吗？”郑东琴有些不解。
卢作孚若有所思地说：“别的我也考虑过，修铁路、公路耗资大，四川山地多，很难办。唯有办航运投资少，收效快。”卢作孚侃侃而谈，“目前航业不景气，众所周知。对此我已作过细致调查，只要经营得好，管理得当，还是可以赚的。长江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财宝，无需集聚大批财力去修通，只要有船有人，就可以办航运。办了航运，四川就可以和长江中下游相沟通，一改闭塞局面，使四川经济迅速繁荣起来，以不负家乡父老祈盼。”
“好！只要用得上老朽，当竭尽全力。”郑东琴一言九鼎，“川江乃是黄金航线，创办航业实属必要。合川系我旧游之地，与当地人士相处亦得，正可为此事臂助。”
卢作孚忙道：“郑先生对晚辈信任之至，就请您老尽早来合川吧！”
陈伯遵也表示，愿以己之名望，游说亲朋故旧，促成此事。
最后，发起人一致赞成卢作孚的设想：开辟嘉陵江上的合川至重庆航线，以客运为主，定期航行。另一桩事业是兴办合川发电厂。两桩事同时起步，筹股2万元，分为40股，每股500元，由发起人分头劝募。等股金筹齐后，一部用于购买供电设备，一部用来订造新船。
募股之艰难始料不及，10多位发起人大多没有积蓄，只能向亲朋好友劝募。有的老师、朋友、同学，好不容易凑到一起才能合成一股，为数有限。于是，募股的对象转到了合川工商界人士和士绅身上。但是，大多有钱人热心于购置田地产，放高利贷，不放心将钱投到几位青年人身上，还有些有钱人隔岸观火。
卢作孚将公司筹备处设在合川。他被公推为筹备主任。整个筹股期间，全部发起人一无工资，二无车马费，食宿均各自解决。幸亏各界名流、士绅出面，方才将全部股金认了下来。虽说已筹齐股金，但只筹到现资8000元，其余的12000元只是认了股，尚无现资支付。
卢作孚未等筹齐全部股金就和黄云龙上路了。他身无分文，向别人告贷借得300元，又由陈伯遵先生暂垫200元，来到了上海。
上海的老朋友黄炎培和黄警顽先生再度热情地接待了他，还抽出时间来，陪他走遍了上海的几家造船厂。他和黄云龙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根据嘉陵江水浅流急的特点，反复与各造船厂研究，对轮船的造型、性能、造价进行了讨论和比较，经过慎重考虑，最后选定上海合兴造船厂订造新船。
合兴造船厂是上海所有造船厂中最有实力的厂家之一。卢作孚说明来意：订造一艘载重约70吨、吃水浅的客轮，不知需要多少钱？
对方告诉他，订造这么一艘客轮，至少也需3－5万元！
全部股金只有2万元，这如何是好？
此时，卢作孚又得到从合川带来的消息：已认了股的股东，大多不愿交付股金。在上海川裕公司楼上，卢作孚和黄云龙陷入了焦急不安之中。
“云龙，购买发电供水设备5000元差不多吧？”卢作孚说，“这样一来我们只剩3000元了。”
黄云龙想了想：“是不是我们先回去募股齐了之后再走？”
卢作孚没作声，望着窗外，沉思良久，忽地转过身来，斩钉截铁地说：
“没时间等了。先把合同签下来，钱回去以后再想办法。”
黄云龙担心地道：“那样风险太大了。”
“但我们已没有退路了。”
“我想订造新船的事暂时缓一缓，先把发电柴油机买回去——”
黄云龙正说着，卢作孚突地抬起右手，示意他将话题打住。
“走，签合同去。”
俩人来到合兴造船厂。卢作孚将所剩的3000元钱往桌面一拍：“这是造船的订金，其余的部分，等船造好后一次性全部付清。”
“这个——我们还从未有过如此先例。不过看在卢先生率直、真诚之品格，本公司可以破一次先例。”
“一言为定！”
合同很顺利地签订了。黄云龙大喜过望。他们俩匆匆赶回合川。
“已经说好了的事情，股东们为何反悔？”一踏进筹备处临时办公室，卢作孚就迫不及待地问。
“我想，还是股东们不信任我们，怕把钱丢在水里打漂了。”陶建中说。
“是啊！”卢作孚轻声道，“这些年来，川江航业萧条，航运业几乎全在外国商船的控制之下，中国轮船公司纷纷被排挤，生意不景气，常有破产者，濒临破产者更不在少数。这些足以让股东们担心的了，更何况常有公司倒闭，累及股东事件发生。”
正当卢作孚举步维艰之际，郑东琴不改初衷，“大胆从宦囊中借了几千元”。陈伯遵也冒着风险从教育经费中挪借了七八千元。加之再东拼西凑了2万多元，总算初步解决了购船及购买电灯厂设备的用款。
船王卢作孚第6章 逆流而上
第6章 逆流而上
庙宇作办公室，民生公司正式成立；电闸一推，古城结束了点菜油灯
的时代
当“民生号”轮船离开上海港驶入长江口不远处的时候，太阳从崇明岛外的江水里冒了出来，将“民生号”那淡黄色的船体映得一片金黄。
这只船大小了，在浩瀚的长江上，宛若一片落叶飘浮，同6月的江水吃力地厮杀着。
“民生号”的处女航开始了。
自一开始它就逆流而上。2500公里的航程对这只小船来说有些遥远。
1926年5月，“民生号”轮船在合兴造船厂竣工了。消息传回合川，卢作孚立即让陶建中去接船，自己则开始了公司的筹建工作。有了船，即有了资本，一切就要走上正轨了。
由于“民生号”吃水较浅，马力大，在长江上航行，风浪大，有些摇晃。
“陶先生，风浪大，你还是到舱里去吧。”一名船员关切地走到陶建中身旁说。
自“民生号”一出发，陶建中就未离开过甲板。卢先生的信任、公司的家底、合川父老乡亲的期望一齐压在了他的身上，他不敢有半点闪失。
“能不能再快一点？”陶建中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这已是最快的速度了，不能再快了。”船员说。
陶建中还是感觉有些慢。尽管在川江上他坐过无数的船——从未有过哪条船的速度能快过“民生”，但他仍是觉得慢。
他心急呵！
他知道，在长江上游，在那烟波浩渺的远方，有个人在等待。
那个人比他更急。
1926年6月10日，雾都重庆。
一阵鞭炮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