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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封信的内容，陆正海没有给邵德的母亲看，便私自烧毁了。邵德的母亲坚持着活下去唯一的念想，就是肚子里当时已经七个月的邵德。1914年1月，邵德出生的同时，这位早就因为邵统军的死讯，三魂少了七魄的普通妇人，因难产身故。
陆正海与他妻子，在邵德的母亲弥留之际，握着她的手，收养了邵德为义子。随后在1915年蔡锷调去云南时，陆正海带着才一岁的邵德，举家迁至东北，投奔了张作霖。
因为对邵德的爱，我对于他的过去，包括他童年的一切，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我身份本就特殊，陆正海离开蔡锷，投奔张作霖的原因，我便故意在邵德那儿打听。邵德的回答是——老一辈的一些秘密，他不好过问。
我真正的目标，始终是陆正海的亲生儿子——不在东北的陆旭。可是陆正海全家，很少提起陆旭，好像这个儿子并不存在一样。有时候我假装随意地问起，陆正海也不过是打个哈哈，对我说道：“我那儿子的行踪你还不如问邵德，他俩是光屁股玩大的，陆旭和邵德比他跟我还亲。他们哥俩才是无话不说的好兄弟。”
于是，我又把这同样的问题，在邵德面前随意提起。可是邵德的回答不过是：陆旭跟着陆伯伯一个以前的朋友，混迹在商界。上海南京四处跑动，偶尔写信回来也不过是说现在手里钱多，身边的美女多这类破事。
我自然不好追问，免得起疑，再说与邵德的朝夕相处，早就让我对于自己真实的身份产生了动摇。我很希望自己有一天能脱离特高课，变成一个普通寻常的女人，陪伴着邵德，走到慢慢变老的那一天。
我的这些小心思，终于被特高课的高层洞悉。特高课找了个机会安排陆正海和邵德去了一趟内蒙，那几天便把我调回本部，进行询问。所有的征兆，都指向着我没有朝着计划的任务一步步行进，上头非常气愤，质问我是不是无法圆满完成这项任务？
我只能咬着牙说，原因是陆正海老谋深算，抑或是他和邵德确实不知道陆旭在做些什么！上头负责这计划的军官拍了下桌子：“南造云子，你不要以为有土肥将军看重你，就太过放肆，不服从军部的安排。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你没有突破，特高课会另外安排人来完成这个任务。”
任务在我走出关东军司令部时，突然觉得这名词那么的陌生，好像这一切，不应该被掺和到我和邵德的夫妻生活中。
我低着头，慢慢地走回家。路上我想了很多，甚至还考虑是不是对土肥长官直接说出我现在的心思。但多年的特务生涯让我明白，有些话是不能说的。一个特工人员，如果动了感情，那么，她就没有了生存下去的价值。因为，这是一个只允许使用理智的职业，一旦有了感性融入进来，那么，诸多的机密，在这个特务的记忆里被存放着，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于是，当晚我便趁着姜阿姨睡着之后，偷偷潜入到了陆正海的书房，希望有所发现。推开房门的刹那，职业的敏感让我驻足。我蹲了下来，用小手电仔细地照着门口的地面。陆正海是一个心思非常缜密的人，潜入到他在剿匪司令部办公室的特务早就仅馈过来一些细节，陆正海和训练有素的特务一样，有一些在门口以及关键位置布置固定痕迹的习惯。这一点，也是军部对陆正海产生怀疑的原因之一。但话又说回来，陆正海统领着沈阳城的士兵，自然也是南京政府的眼中钉。所以，他的这些防范，也很有可能是对于南京方面的提防而已。
果然，在我脚边，我发现了薄薄的一层尘土。我小心翼翼地抬起脚，跨过了那一块陆正海布置好的固定痕迹。然后，慢慢地走到了他的书架前，仔细地观察书架上面的书。
我的注意力之所以没有放在书桌，而首先选择书架，是因为任何一个人，都知道书桌的抽屉是锁放机密文件的位置。所以，就算我打开了书桌的抽屉，相信也找不到机密文件。书架——却是可以理解为若干个存放秘密资料的所在，因为每一本书的每一个夹层里，都能轻松地放入两张薄薄的纸，并且，从外面完全无法看出来。
我凑近了书架，用手电在那一排排书的上方缓缓地照过。积年累月，书上面都或多或少会要积攒下一些尘土。从这些尘土的多少，可以分析出这些书的主人，经常翻阅与拿下的是哪一本。而对于书房的设计，很多中国人都有隔间的安排，隔间的机关，也多数是在书后。
很快，其中一本《资治通鉴》成为我重点关注的对象。我小心翼翼地把这本书抽了出来，然后，在书后面的墙壁上，一个红色的按钮出现了。我有点欣喜，可是伸向开关的手却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现什么，如果只是陆正海一些个人的秘密，那么对于我们大日本帝国来说，也会适当的允许，毕竟他是我们统治东三省的一颗不错的棋子。我真正害怕看到的是——陆正海身为间谍的证据。这一点一旦被证实，特高课会毫不犹豫地制造一场意外，让包括邵德在内的陆正海全家，从这个世界消失。
我按下了按钮，书架缓缓地向两边移动，一个隔间出现了。这是一个隐藏在书架后的狭小房间，大概十平方米左右。里面架着一个小小的行军床，床上的一套军被整齐地叠在床头。
我仔细留意了隔间的地面，没有发现事先布置好的痕迹。我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仔细地打量着隔间的每一个角落。
除了那张行军床，隔间里就再没有其他的家什。但我的注意力很快被墙上挂着的一顶帽子吸引了过去——那是一顶清朝士兵戴着的类似于中国斗笠的帽子。我把它轻轻地摘了下来，翻过来往帽子里面看，因为满清士兵有一个把自己姓名缝到帽子里面的习惯。陆正海最初隶属于满清政府，之后才追随蔡锷将军加入新军，所以他有这样的军帽，并不稀罕。
可是，奇怪的是，帽子里面缝了一张白色布条，让我很疑惑。那张布条上，除了缝着陆正海的名字以外，还缝了这么一行字：军机处天字一号亲兵。
“天字一号”在中国文化里，代表了最高，而军机处，又是清政府最高的军务机构。我反复地琢磨着这句话所包含的意思：会不会在看似庸腐的清政府里，实际上也有着某一个秘密机构，是外人所不知的呢？这个秘密机构，所从事的工作是不是也和现代间谍所从事的工作一样呢？或者，陆正海在隶属于满清政府时，就已经是一个秘密情报人员呢？
这个发现让我激动起来，对于陆旭的现在，我依然没有任何发现。可是陆正海的这段过去，却是一个不小的收获。我拿出相机，对准了帽子的内里。按下快门前我犹豫了。特高课的多疑是出了名的，如果让他们发现到这一点，自然会对陆正海另眼相看。这个所谓的天字一号是个什么机构，也肯定会成为特高课感兴趣的一个议案。
我没有按下快门，放下了相机，把帽子挂回到了墙上。我决定不上报这个普通线索。
我再次把目光放到了行军床上，被子与下面的褥子都没有任何问题，不过是一套简单的军用被褥。我把视线缓缓移到了床板上，用手电轻轻地敲打每一块木板，聆听木板发出的声响。如果木板中间有夹层，那么发出的声音也会有异常的。
很快，我锁定了一块声音不对的木板。我麻利地把它掀开，借着手电的微光，发现了一张夹缝中的纸条。我用一个小镊子小心翼翼地把它夹了出来，居然是一张泛黄的相片。
我把手电对准了这张相片，只见上面是四个年轻汉子的合影。首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里面没有陆正海，四个汉子的容貌都很清晰，但是很陌生，我不认识。相片的右下方还用钢笔写着“1913年9月19号”的字样，也就是说，这张相片拍下的时候，邵德还没出生。
我记下了这四个人的模样，在看到第三个时，一种女人的直觉，让我觉得这个男人有点熟悉：浓眉大眼，脸上布着横肉，眉眼间和邵德一模一样。密密的胡须遮住了他的大半张脸，左眼上方有一颗大黑痔。可是，我还是能够通过这相片，初步判断出这个男人，应该就是邵德的父亲——邵统军。
四个汉子都剃着光头，身上穿着二十几年前传统中国百姓的衣裤，脚上蹬着的一双长靴与身上的服装极不相配。右边的汉子手里拿着一把黑色的棍子模样的玩意儿，因为这棍子是放在他手的背面，再加上那相片本就泛黄，所以看不清细节，我也没有太往心里放，毕竟在传统中国文化里，有很多奇怪的兵器。
我的注意力从这四个人身上移到了相片的背景：这是在一片陡峭的山壁前面，光秃秃的山壁上什么都没有，他们的脚下也只是普通的泥土，没有任何异样。
可是据我所知：1913年拍摄照片时，中国很少有人拥有照相机这样的高科技物品。那么，给四个人拍照的会是个什么人呢？我再次盯着相片下方的日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时间段，应该就是邵统军离开了怀孕的妻子，出去执行机密任务的那段日子。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是邵统军在执行那项机密任务时照下的呢？如果我的这一判断正确的话，就意味着在照完这张相片不久，邵统军就死了，这张相片，应该就是他的战友带回来交给陆正海的最后遗物。
我开始犹豫起来，是不是需要把这张照片翻拍下来，交给特高课研究。就目前这些发现看来，我本来的目标——陆旭的身份似乎显得没那么重要了，倒是陆正海与邵德的父亲很有可能曾经隶属于满清政府的某一个秘密机构，并且这一机构在1913年有过一个机密的任务，这一新的发现让我更加激动。相片中的邵统军与另外三个人，潜伏进入了一片山区。只是，他们是要去探寻什么？最终发现了什么？他们在执行这项任务时，又出现过什么样的状况，导致邵统军死掉了？这一系列的疑团，相信会成为多疑的特高课非常感兴趣的新议题。
中国有句俗语说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放下了相片，思考起来。我的任务是找出陆旭是否有秘密。我潜伏的结果，可以是没有收获，那样就证明了陆旭确实只是个普通的商人。陆正海是满洲国高级军官，军官选择让自己的亲生儿子不搅入政治与军队，这种心理符合普通中国人的传统心态。那么，我已经对邵德付出了所有的感情，是不是应该放弃给特高课汇报这些发现，让邵德与陆正海的生活如现在一般平静呢？
我把相片塞回了木板，然后把一切按之前的样子整理好，退出了隔间，退出了书房。回到我自己的房间后，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辗转难眠。我清楚隐瞒这些是不对的，违背了一个专业特工人员的基本准则。可是，我打败不了内心里作为一个小女人的心思，我向往着与邵德的平静生活，哪怕这段生活注定是短暂的，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