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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人类学者李亦园先生曾经对我做过一个比喻：中国文化好比一个工具箱；北京
人打开箱子所需要的东西，和移民海外的台湾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所需要的
东西，由于地理历史环境的不同，会相当不一样；但是尽管拿出来应付生活的工具
不一样，工具箱可还是那一个。
90年代的北京人与他们那个工具箱的运作关系，和今天的台北人与台湾的工具
箱有着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不同的气质和个性。我对北京的认识极为浮浅，
可是，浮浅有浮浅的优点，因为你能更敏感地捕捉第一印象，能用崭新的眼光，更
鲜明地感受一个都市的性格。 1993年8月的北京给我这个陌生人员立即、最深刻的
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压抑极深的城市。
你甚至不需要去了解形成这个城市的种种什么社会、文化、政治背景，你只要
经验过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城市，然后从云头往北京纵身一跃，在市井中溜达几
回，和卖菜的、理发的、踩三轮车的、开“面的”的、上班的聊几句，你就会感觉
到那份抑郁，像黑压压的云头，沉重得似乎就要垮下来，却又老不下雨。于是每个
人都在等待，沉重地等待，等待。
北京人大概有一种打开工具箱却遍寻不着所需工具的苦恼，或者说，他不必打
开箱子其实就知道箱子里头没有他渴望需要的工具，所以挫折，所以压抑，所以焦
虑地等待。
90年代的台湾人显得比较轻松，因为他与他工具箱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紧张。他
对箱子里的东西不见得完全满意，但是他可以随时打开箱子换几样零件，不高兴时
对着箱子踢上几脚也赔不上身家性命，工具箱基本上够用，日子也还过得去。因为
他对自己的工具箱掌握着某一个程度的自主权，他因此显得豁达。
如果说这就是群体个性的不同，我的朋友或许是对的；可是我毕竟比他多了十
年的记忆，幼时的打架街景历历在目，我清楚地知道：台湾人并非一向都如此轻松
豁达的，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可走了三十年；不打架是因为不必打架，而不必打
架，则有它必要的社会条件。
两个骑单车的人相撞，车撞坏了。两个人是不是要吵架呢？
不一定。
如果单车只是车主所拥有的财产中极微小的一部分，譬如说，单车之外他还有
两辆汽车、三辆越野自行车等等，那么他们有可能只是挥挥手：哎，没关系。
如果两辆车都有保险，也就是说，修车或买车的费用都由保险公司负担，那么
车主也可能只是交换一下彼此的电话号码，很文明地握手道别。
相反的，如果失去了单车有如骆驼祥子丢了他的车，生计马上陷入困难——你
能不吵吗？
三十年前，台湾人买了个坏的货品，他得回到店里去吵架，因为店主不肯收回
成品而顾客又承受不起损失，吵架，甚至于打架，成为避免不了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经过消费者运动十几年的努力，在1994年1月，“国会”正式通过“消费者保护法”，
保障了业主和消费者的公平权益。有了法章的调节，他不必吵架，他不必打架。
可是，从吵架到不吵架，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人（驮着他特有的工具箱）走
了多少艰难的岁月？
社会累积了相当的财富，同时又以相当公平的规则来保护个人的权益，这个社
会就减低了吵架打架的必要。在我眼中这是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台湾的不同，也正
巧是今天北京和台北的差异；这个差异，与其说是“民族性”的不同，不如说是发
展阶段的落差。
那么，是不是三十年后的北京街头就看不见脸红脖子粗拿板凳的人了呢？我不
知道，很可能，那得看北京人怎么处理他和他背上驮着的工具箱之间的关系吧！不
过，我只是个过路的人，很可能看走了眼。
故乡异乡
火车站
四九年，兵荒马乱中，母亲终于不顾一切地只身搭上火车，她要回衡山把一岁
大的孩子带出来。当初是为了避免让幼儿受流离颠沛之苦而将他托给了乡下的奶奶，
现在，思儿心切，管不了那么多了，要受苦就一起受吧！
半年多不见，孩子显得大多了，可是已经不认得自己的母亲。他瞪着眼前陌生
的女人，像猫一样紧缠着奶奶的腿，“不要不要——”怎么也不肯跟陌生人抱抱，
“不要不要——”他奶声奶气地喊着。
踩着黄泥路，到了火车站，孩子开始呼天抢地，“不要不要奶奶不要！”火车
轰然进站的时候，伤了心的母亲转了念头：“算了，不勉强吧！乡下大概还是平静
点，反正很快就会回来”
她终于松了手，将啼哭抵抗的孩子交还给奶奶，回身上了火车。火车缓缓开动，
她将脸贴着车窗，依依地看着那紧搂着奶奶脖子的孩子，孩子两只清亮的眼睛也正
牢牢地望着她。
她当然不知道，火车一开动，就将她和孩子拉开了四十年。四十年后她已老态
龙钟，再度来到这荒野中的小火车站，黄泥路依旧，那个奶声奶气的孩子已是个面
貌黝黑的中年人，他赤着脚走在田埂上，扁担的两头悠悠晃着满盛的水。
衡山的哥哥比我大四岁；如果我早生四年，那个被留在湖南乡下的就是我，那
么今天就没有龙应台，而有龙应湘。
四十年后的龙应湘该是个什么人呢？
父执辈
既然叫龙应台，当然是个在台湾出世的孩子，可是正因为名字里嵌了“台”这
个字，谁都知道他肯定是个异乡人。四九年之后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叫“台生”的，
不管是张台生、李台生、翁台生，他们的父母都才在兵荒马乱中渡海而来，刚刚踏
上台湾的土地。祖传数代的台湾孩子不会叫台生，就好像老北京人的孩子不会叫京
生一样。“台生”，一方面告诉你这孩子和台湾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却也泄
露，他和台湾毕竟只是初识。
我这个“台生”从小就发现自己和周围的玩伴不一样。他们讲闽南语，我们说
国语；他们住在祖传的老宅里，我们则从公家宿舍搬到公家宿舍；他们的妈妈穿着
短衫长裤，我们的妈妈穿旗袍；他们的爸爸做生意、打鱼、种地，我们的爸爸穿着
某种制服办某种的公；他们在清明节提着食篮上祖坟，我们在家门前焚烧纸钱，捻
香对天空遥祭；他们的父执辈群聚在夜市里喝酒划拳，卷起裤脚蹲在庙前广场推牌
九，得意时咬牙切齿地喊“干你娘！”；我们的父执辈穿着短袖衬衫、深色长裤，
围着方桌打麻将， 时不时脱口而出“妈啦个B胡了！”洗牌时哗啦哗啦响得整条巷
子都听得见。
所谓父执辈，就是那些口音腔调和你父母的相似，会和蔼地摸摸你头、给你两
块钱差遣你在对面杂货店买瓶五加皮然后让你保留零钱的人。七九年，纽约电视上
出现一个大陆的老农民，缺了门牙的老农咧嘴笑着，一脸憨厚，他一开口说话，我
就呆了——怎么口音如此亲切竟像个“父执辈”呢？
操乡音的我的“父执辈”在台湾是那少数的异乡人，缺牙的老农民使我发觉：
海峡那边，操南腔北调的“外省人”却是多数，而且是那边的本地人；我觉得惊奇。
乡 音
八五年，台湾人到大陆仍旧是违法的，但是我去了，去看看湖南那个被落在火
车站的长我四岁的孩子。
清晨，还在半睡半醒中，宾馆窗外流进此起彼落的人语声，不外乎日常的招呼，
“哪里去呀？”“早啊！”人来人往。
我蜷缩在被窝里，耳朵却像野狼一样竖起来。这窗外的人，怎么回事，竟然会
说着我父亲的话，那声音、腔调，熟悉而亲切，像条睡暖了的旧被，像厨房里带点
油腻的老钟。我冲动得想趴上窗子看看这些人的面貌——他们和父亲长得可也相似。
在台湾，父亲的乡音总惹人发笑，“听莫啦！”人们摇摇头。他得费好大的力
气才能让人弄清楚他要的是锄头、芋头、还是猪头。
而在这扇窗外，每一个人——厨师、公安、服务员、书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都说着父亲的话，说得那么流利顺畅，说得那么不假思索，那么理直气壮，好
像天下再大也只有这么一个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语言。
窗外人声不断，我起床漱洗。满嘴牙膏泡沫时，听到一个稚嫩的声音：“埃及，
我海子掉了！”
“海子”，是鞋子，我从小听熟了。“埃及”，父亲当年也这样喊他的母亲吧？
是哪两个字呢？“娭己”？“爱姐”？“蜀人谓母曰姐”，楚蜀不远吧？
“有一次，我从学校里回来，跑了两三里的路，下着雪喽，进到屋里来，眼睛
都花了。你奶奶给我一碗饭，我接过来，想放桌子上去，没有想到哗啦一声饭碗跌
在地上，破了。
你奶奶以为我嫌只有米饭没有菜，把饭给甩了。她伤心地哭了，她把自己的饭
省给我吃”
父亲讲这个他不知讲了多少遍的故事，然后叹息：“我对不起你奶奶。”然后
要沉默很久。
我们则各做各的事情，这个打破碗的故事不如司马光砸破石缸来得惊险，也不
如华盛顿砍掉樱桃树来得伟大，实在不怎么样。倒是在我满嘴牙膏泡沫倾听窗外的
这一刻，突然想到：奇怪，这许多年来父女一场，怎么倒从来不曾问过父亲是否想
家。
于是我让哥哥就着录音机坐下，“给爸妈说段话吧！”哥哥两眼望着自己的脚，
困难地思索着。我在一旁呆坐。是啊、他该说什么呢？问父母这四十年究竟是怎么
回事？问老天那一列火车为什么走得那么不留余地？
回到台湾的家，行囊尚未解开，就赶忙将录音带从口袋中掏出——我从不可预
测的历史学得，有些东西必须贴身携带，譬如兵荒马乱中秘书的孩子，譬如一张仅
存的情人的照片，譬如一卷无可复制的带着乡音的录音带。
外面黑夜覆盖着田野，我们聚在温暖的灯下。
母亲捧着杯热茶，父亲盘腿坐在录音机前，没有人说话。
极慎重地，我按下键盘。
哥哥的声音起先犹疑，一会儿之后速度开始加快。
父亲沉着脸，异常地严肃。我偷觑着——他会哭吗？父亲是个感情冲动的人。
母亲呢？为了四十年前在衡山火车站的一念之差，她一直在自责，此刻，她在
回想那一幕吗？
我用眼角余光窥看着两个老人，有点儿等待又有点儿害怕那眼泪夺眶而出的一
刻。
“不对不对，”一言不发的父亲突然伸手关了录音机，转脸问我，“你拿错带
子了？”
“没有呀，”我觉得莫名其妙，那分明是哥哥的声音。
“一定拿错了，”父亲斩钉截铁地，而且显然觉得懊恼，“不然我怎么会听不
懂？像俄国话嘛：”
我张口结舌地看着他，只是看着他。
他没有泪下，他没有大哭，他不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