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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欧洲-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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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人类学者李亦园先生曾经对我做过一个比喻:中国文化好比一个工具箱;北京
人打开箱子所需要的东西,和移民海外的台湾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所需要的
东西,由于地理历史环境的不同,会相当不一样;但是尽管拿出来应付生活的工具
不一样,工具箱可还是那一个。

    90年代的北京人与他们那个工具箱的运作关系,和今天的台北人与台湾的工具
箱有着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不同的气质和个性。我对北京的认识极为浮浅,
可是,浮浅有浮浅的优点,因为你能更敏感地捕捉第一印象,能用崭新的眼光,更
鲜明地感受一个都市的性格。 1993年8月的北京给我这个陌生人员立即、最深刻的
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压抑极深的城市。

    你甚至不需要去了解形成这个城市的种种什么社会、文化、政治背景,你只要
经验过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城市,然后从云头往北京纵身一跃,在市井中溜达几
回,和卖菜的、理发的、踩三轮车的、开“面的”的、上班的聊几句,你就会感觉
到那份抑郁,像黑压压的云头,沉重得似乎就要垮下来,却又老不下雨。于是每个
人都在等待,沉重地等待,等待。

    北京人大概有一种打开工具箱却遍寻不着所需工具的苦恼,或者说,他不必打
开箱子其实就知道箱子里头没有他渴望需要的工具,所以挫折,所以压抑,所以焦
虑地等待。

    90年代的台湾人显得比较轻松,因为他与他工具箱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紧张。他
对箱子里的东西不见得完全满意,但是他可以随时打开箱子换几样零件,不高兴时
对着箱子踢上几脚也赔不上身家性命,工具箱基本上够用,日子也还过得去。因为
他对自己的工具箱掌握着某一个程度的自主权,他因此显得豁达。

    如果说这就是群体个性的不同,我的朋友或许是对的;可是我毕竟比他多了十
年的记忆,幼时的打架街景历历在目,我清楚地知道:台湾人并非一向都如此轻松
豁达的,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可走了三十年;不打架是因为不必打架,而不必打
架,则有它必要的社会条件。

    两个骑单车的人相撞,车撞坏了。两个人是不是要吵架呢?

    不一定。

    如果单车只是车主所拥有的财产中极微小的一部分,譬如说,单车之外他还有
两辆汽车、三辆越野自行车等等,那么他们有可能只是挥挥手:哎,没关系。

    如果两辆车都有保险,也就是说,修车或买车的费用都由保险公司负担,那么
车主也可能只是交换一下彼此的电话号码,很文明地握手道别。

    相反的,如果失去了单车有如骆驼祥子丢了他的车,生计马上陷入困难——你
能不吵吗?

    三十年前,台湾人买了个坏的货品,他得回到店里去吵架,因为店主不肯收回
成品而顾客又承受不起损失,吵架,甚至于打架,成为避免不了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经过消费者运动十几年的努力,在1994年1月,“国会”正式通过“消费者保护法”,
保障了业主和消费者的公平权益。有了法章的调节,他不必吵架,他不必打架。

    可是,从吵架到不吵架,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人(驮着他特有的工具箱)走
了多少艰难的岁月?

    社会累积了相当的财富,同时又以相当公平的规则来保护个人的权益,这个社
会就减低了吵架打架的必要。在我眼中这是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台湾的不同,也正
巧是今天北京和台北的差异;这个差异,与其说是“民族性”的不同,不如说是发
展阶段的落差。

    那么,是不是三十年后的北京街头就看不见脸红脖子粗拿板凳的人了呢?我不
知道,很可能,那得看北京人怎么处理他和他背上驮着的工具箱之间的关系吧!不
过,我只是个过路的人,很可能看走了眼。




                                故乡异乡



                                 火车站



    四九年,兵荒马乱中,母亲终于不顾一切地只身搭上火车,她要回衡山把一岁
大的孩子带出来。当初是为了避免让幼儿受流离颠沛之苦而将他托给了乡下的奶奶,
现在,思儿心切,管不了那么多了,要受苦就一起受吧!

    半年多不见,孩子显得大多了,可是已经不认得自己的母亲。他瞪着眼前陌生
的女人,像猫一样紧缠着奶奶的腿,“不要不要——”怎么也不肯跟陌生人抱抱,
“不要不要——”他奶声奶气地喊着。

    踩着黄泥路,到了火车站,孩子开始呼天抢地,“不要不要奶奶不要!”火车
轰然进站的时候,伤了心的母亲转了念头:“算了,不勉强吧!乡下大概还是平静
点,反正很快就会回来”

    她终于松了手,将啼哭抵抗的孩子交还给奶奶,回身上了火车。火车缓缓开动,
她将脸贴着车窗,依依地看着那紧搂着奶奶脖子的孩子,孩子两只清亮的眼睛也正
牢牢地望着她。

    她当然不知道,火车一开动,就将她和孩子拉开了四十年。四十年后她已老态
龙钟,再度来到这荒野中的小火车站,黄泥路依旧,那个奶声奶气的孩子已是个面
貌黝黑的中年人,他赤着脚走在田埂上,扁担的两头悠悠晃着满盛的水。

    衡山的哥哥比我大四岁;如果我早生四年,那个被留在湖南乡下的就是我,那
么今天就没有龙应台,而有龙应湘。

    四十年后的龙应湘该是个什么人呢?



                                 父执辈



    既然叫龙应台,当然是个在台湾出世的孩子,可是正因为名字里嵌了“台”这
个字,谁都知道他肯定是个异乡人。四九年之后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叫“台生”的,
不管是张台生、李台生、翁台生,他们的父母都才在兵荒马乱中渡海而来,刚刚踏
上台湾的土地。祖传数代的台湾孩子不会叫台生,就好像老北京人的孩子不会叫京
生一样。“台生”,一方面告诉你这孩子和台湾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却也泄
露,他和台湾毕竟只是初识。

    我这个“台生”从小就发现自己和周围的玩伴不一样。他们讲闽南语,我们说
国语;他们住在祖传的老宅里,我们则从公家宿舍搬到公家宿舍;他们的妈妈穿着
短衫长裤,我们的妈妈穿旗袍;他们的爸爸做生意、打鱼、种地,我们的爸爸穿着
某种制服办某种的公;他们在清明节提着食篮上祖坟,我们在家门前焚烧纸钱,捻
香对天空遥祭;他们的父执辈群聚在夜市里喝酒划拳,卷起裤脚蹲在庙前广场推牌
九,得意时咬牙切齿地喊“干你娘!”;我们的父执辈穿着短袖衬衫、深色长裤,
围着方桌打麻将, 时不时脱口而出“妈啦个B胡了!”洗牌时哗啦哗啦响得整条巷
子都听得见。

    所谓父执辈,就是那些口音腔调和你父母的相似,会和蔼地摸摸你头、给你两
块钱差遣你在对面杂货店买瓶五加皮然后让你保留零钱的人。七九年,纽约电视上
出现一个大陆的老农民,缺了门牙的老农咧嘴笑着,一脸憨厚,他一开口说话,我
就呆了——怎么口音如此亲切竟像个“父执辈”呢?

    操乡音的我的“父执辈”在台湾是那少数的异乡人,缺牙的老农民使我发觉:
海峡那边,操南腔北调的“外省人”却是多数,而且是那边的本地人;我觉得惊奇。



                                 乡  音



    八五年,台湾人到大陆仍旧是违法的,但是我去了,去看看湖南那个被落在火
车站的长我四岁的孩子。

    清晨,还在半睡半醒中,宾馆窗外流进此起彼落的人语声,不外乎日常的招呼,
“哪里去呀?”“早啊!”人来人往。

    我蜷缩在被窝里,耳朵却像野狼一样竖起来。这窗外的人,怎么回事,竟然会
说着我父亲的话,那声音、腔调,熟悉而亲切,像条睡暖了的旧被,像厨房里带点
油腻的老钟。我冲动得想趴上窗子看看这些人的面貌——他们和父亲长得可也相似。

    在台湾,父亲的乡音总惹人发笑,“听莫啦!”人们摇摇头。他得费好大的力
气才能让人弄清楚他要的是锄头、芋头、还是猪头。

    而在这扇窗外,每一个人——厨师、公安、服务员、书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都说着父亲的话,说得那么流利顺畅,说得那么不假思索,那么理直气壮,好
像天下再大也只有这么一个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语言。

    窗外人声不断,我起床漱洗。满嘴牙膏泡沫时,听到一个稚嫩的声音:“埃及,
我海子掉了!”

    “海子”,是鞋子,我从小听熟了。“埃及”,父亲当年也这样喊他的母亲吧?
是哪两个字呢?“娭己”?“爱姐”?“蜀人谓母曰姐”,楚蜀不远吧?

    “有一次,我从学校里回来,跑了两三里的路,下着雪喽,进到屋里来,眼睛
都花了。你奶奶给我一碗饭,我接过来,想放桌子上去,没有想到哗啦一声饭碗跌
在地上,破了。

    你奶奶以为我嫌只有米饭没有菜,把饭给甩了。她伤心地哭了,她把自己的饭
省给我吃”

    父亲讲这个他不知讲了多少遍的故事,然后叹息:“我对不起你奶奶。”然后
要沉默很久。

    我们则各做各的事情,这个打破碗的故事不如司马光砸破石缸来得惊险,也不
如华盛顿砍掉樱桃树来得伟大,实在不怎么样。倒是在我满嘴牙膏泡沫倾听窗外的
这一刻,突然想到:奇怪,这许多年来父女一场,怎么倒从来不曾问过父亲是否想
家。

    于是我让哥哥就着录音机坐下,“给爸妈说段话吧!”哥哥两眼望着自己的脚,
困难地思索着。我在一旁呆坐。是啊、他该说什么呢?问父母这四十年究竟是怎么
回事?问老天那一列火车为什么走得那么不留余地?

    回到台湾的家,行囊尚未解开,就赶忙将录音带从口袋中掏出——我从不可预
测的历史学得,有些东西必须贴身携带,譬如兵荒马乱中秘书的孩子,譬如一张仅
存的情人的照片,譬如一卷无可复制的带着乡音的录音带。

    外面黑夜覆盖着田野,我们聚在温暖的灯下。

    母亲捧着杯热茶,父亲盘腿坐在录音机前,没有人说话。

    极慎重地,我按下键盘。

    哥哥的声音起先犹疑,一会儿之后速度开始加快。

    父亲沉着脸,异常地严肃。我偷觑着——他会哭吗?父亲是个感情冲动的人。

    母亲呢?为了四十年前在衡山火车站的一念之差,她一直在自责,此刻,她在
回想那一幕吗?

    我用眼角余光窥看着两个老人,有点儿等待又有点儿害怕那眼泪夺眶而出的一
刻。

    “不对不对,”一言不发的父亲突然伸手关了录音机,转脸问我,“你拿错带
子了?”

    “没有呀,”我觉得莫名其妙,那分明是哥哥的声音。

    “一定拿错了,”父亲斩钉截铁地,而且显然觉得懊恼,“不然我怎么会听不
懂?像俄国话嘛:”

    我张口结舌地看着他,只是看着他。

    他没有泪下,他没有大哭,他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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