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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欧洲-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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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失根的人。我的语言有正确的文法、典雅的用词、标准的发音,可是它没有
祖先对家乡的记忆,没有和四周生活环境血肉相连的牵绊,甚至也缺少像眷村那种
次文化所能提供的养分。

    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不但悦耳,而且文明、优雅,但是贫血贫得厉害。因为它
唯一的营养来源是书本和制化的教育,不是血色充沛的生活本体。



                             2  妈妈讲的话



    台湾政治解放了,闽南语终于可以得回它应有的尊严。学者编制台语字典,作
家试探以台语写作,学童开口唱台语民谣我正在为乡土文化的复活而高兴的时
候,却看见一张张忧心忡忡的脸。

    外省长辈低沉地说:这种地方文化的复苏,很不幸的,夹带着一种报复情绪。
有些人的终极目标,不仅只于母语文化的复苏,而在于取代原有的国语文化,换句
话说,在推动本土文化的力量中有一股唯我独尊、强烈排他的暗潮。他为台湾的文
化前景担忧。

    外省第二代很郁闷地说:台湾,简直待不下去了。他们就硬是欺负你不懂闽南
语,好像要把四十年的账全算在你头上。他们冲着你的面,就是不肯说一句国语,
明明知道你听不懂;他们摆明了——就是不欢迎你在台湾留下去,好像流氓占了地
盘似的。

    不会说闽南语的作家,也很气忿:他们根本不看作品,只查血缘;只要你是外
省的,不管第几代啦,就必定是帮国民党的应声虫,有出卖台湾的嫌疑;如果是本
省的,那就是台湾的掌门人,法定继承者。在今天的台湾,好做作为一个本省人就
自然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好像是一种比较干净的贵族血统。可怕!可怕!

    我笑。

    朋友怒形于色:你笑,你还笑得出来!你笑得出来,因为你不住在台湾,是不
是?是不是?

    对不起,我想我不必为自己不住在台湾而道歉;不能在台湾生活是我自己的一
个遗憾。我笑,是因为,这种为了讲“妈妈教的话”而引起的争吵实在太不稀奇了。
就看看瑞士和加拿大吧。

    瑞士的大族是德语人,可是瑞士德语是一种“深喉咙”的方言,说所谓标准德
语的德国人听不懂瑞士方言,就好像我们说国语的人听不懂闽南语一样。瑞士是个
小国,对地大物博人多的紧邻德国,一方面唇齿相依,一方面戒慎恐惧,唯恐自己
的文化受到大国强势的影响。瑞士人保护自己的方言,像园丁保护玻璃房里的奇花
异草。方言是他们的“国语”,用在法庭上辩论,在国会中议事,在商场上谈生意,
在卧房里说爱,在大街上吵架

    来到瑞士的德国人在背后说:这种方言能叫德语吗?难听死了,简直是种喉咙
的病!他们冲着你的面,就是不肯说一句标准德语,明明知道你听不懂;他们摆明
了——就是不喜欢你德国人,怎么样?!

    加拿大讲法语的魁北克,火气可更大了。四周围全是说英语的人,魁北克人一
直在困守围城的精神恐怖中生活,为“妈妈讲的话”战斗。你知道吗?在魁北克,
一栋房子的外面若是有英文招牌,主人可以受法律制裁。连英美国家的商业机构,
譬如纽约银行,到了魁北克都只能用法文翻译出来的名称。可怜了住在魁北克境内
讲英语的少数民族,在九百万法语人口中占了百分之十一,这些饱受委屈的少数民
族中的少数民族,只有一条路:走!每一年有两万英语人离开魁北克这个家乡。

    魁北克人因为对英语强势文化反感,所以把语言问题提升到意识形态的抗争层
次,使境内的英语少数民族备受压力。讲闽南语的台湾人因为对北京语强势文化反
感,所以把语言问题扩大为意识形态的抗争,使境内的外省“少数民族”忐忑不安。
可是,任何冷眼旁观的人都知道:魁北克让大量英语人流失的作法非但不公平而且
愚蠢地伤害了自己,难道不能避免别人已犯的错误吗?不喜欢瑞士的德国人可以回
到德国,受排挤的魁北克英语人也可以卷了细软一走了之,大不了到邻省换个工作
罢了。可是,你要台湾的外省第二代去哪里呢?

    比较聪明的可能是瑞士人。他们把自己的“土话”提升到“国语”的地位。任
何人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大声说“妈妈讲的话”,讲得理直气壮,口沫横飞.满足了
每个民族和部落都需要的自尊感。用在有德国人的场合,更可以发挥同仇敌忾的同
胞爱,抵御强势的中原文化。可是,瑞士方言毕竟是少数人的语言。不出五百万吧;
讲标准德语的,在世界上却将近一亿人。一个文化要成长茁壮,光凭自尊感和同胞
爱显然不够。讲“妈妈的话”的瑞士人,眼睛读的、手写的,却是那傲慢的、令人
讨厌的、强势中原文化的语言:标准德语。

    奇怪吗?一点儿也不。就说作家吧!一个瑞士作家若以他“妈妈的话”写一本
书,只有五百万人看得懂,若以标准德文书写,可能的读者却超过二十倍。很现实
的:如果瑞士最知名的两位作家,弗瑞叙和杜仁马特,不是以标准德语写作,他们
是否会享有如此高的文坛地位,就很难说了。另一方面,也由于瑞士人不将自己从
广大的标准德语圈中划出来,他们对德语文化的吸收和反馈毫无间隔,从大德语文
化圈所汲取的养分使地小人寡的瑞士在文化上却壮硕丰满。

    如果有人说,谁在乎市场?我就是要为那少数又少数的人而写,因为只有他们
懂得我最深处的伤痛。谁在乎那广大的、世界性的北京话的读者?

    有这种强烈乡土情怀的作家其实也不少。非洲就有些人根本无视于所谓广大世
界的存在,只用他部落的语言写给他村子里的老媪看。谁能批评这份乡土情怀呢?
我只有尊敬。如果有一天,华语文学的洪流中竟然独特地发展出一支闽南语文学来,
响着不同的音调,那岂不是件令人惊喜万分的事情。被压抑已久的方言文化蓬勃地
站起来,是社会健康的迹象。

    除非,这个文化的蓬勃是以另一个文化的压缩为代价。

    我听说,台湾的外省人口已降到百分之十三(不一向说是百分之二十吗?);
外省人外流的比例相当高。我听说,外省第二代的出版业者,逐渐地将经营中心移
往大陆。我听说,外省第二代的企业家考虑转移重心如果是真的,台湾岂不正
步上魁北克的后尘?可是魁北克并没有台湾那样的生存危机呀!

    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吧!语言文化(说明白了,就是省籍差别)成为意识形态的
斗争工具,是四十年来政策偏差的恶果。受过压迫的人不容易冷静、客观而公平地
对待从前的压迫者。但等这被压迫的人得回了他应有的尊严和权力之后,他就有可
能推己及人、雍容大度起来。为方言文化抗争的人或许就能理解:谁也没有权利要
外省第二代去承担历史的责任。受过迫害的人或许就能同意:历史的组成,并不只
有单纯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个阶级;没有人是纯粹的压迫者,也没有人
是纯粹的被压迫者。受过不公平的痛苦的人,或许更能体会公平和宽容的必要。

    让权力的分配走上正轨,台湾会逐渐成熟,变成一个容忍异己、雍容大度的社
会吧!在一个雍容大度的社会里,不管什么妈妈讲的话,我们都说得理直气壮。




                                重回旷野



                                   1



    草原边上有几株野生苹果树,秋天的苹果熟透了滚落地上,在草丛里露出一点
红艳,也没人去捡。旷野里只有风吹着悠悠长草,衬着一片辽远的天空。

    好些天没去,昨天再去的时候,蓦然发觉草原上这儿一落、那儿一落的花白乳
牛,闲闲地晃着尾巴吃草。草原的四周由一条细线围了起来,一条细得几乎看不见
的线,但是充了会让你麻手的电,使乳牛不致于越界。

    我们立在细线的外头,访客说:“真美!好一片田园风光!”我却沉默着,怅
然若有所失。

    这一片无用的空地是我们放风筝的地方;仰头眺望风筝的时候,你觉得脚下这
片青青草地和那天一样大得无边无际无碍,人就小得和那风筝一样,可以纵身入大
化。春天的蒲公英,看过吧?菊花般的豪华,当它变成素净的粉白绒球,让风吹散
之后,慵懒的夏天就来到这里。雪白的玛格丽特——你说是雏菊——卷起整个草原,
密密麻麻的玛格丽特疯狂地开着摇着传染着,采花的小孩没进花丛像被海浪掩覆。
冬天,走过雪铺的草原,即使看不见土拔鼠翻起的土堆,你一定也会注意到没有皱
纹的雪地上那花瓣似的足迹,若有若无的,野兔的足迹。

    这本是一片无用的旷野,旷野上人类的幼族练习翻滚,四足的鼠类挖掘地穴,
长耳野兔狡狯地追逐。大眼睛的鹿从黝黑的森林中冒出,在旷野上不知为什么地仰
望星斗。

    现在,我发现,这旷野原来属于某一个人,它竟是一块农地。一条几乎看不见
的细线将无用化为有用,这“有用”斩钉截铁地夺走了一份本来属于我的空间。

    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作为一个廿世纪末、工业发展似乎定到尽头的人类,我
发现自己对“空”——物质环境的空间和心灵世界的空间——有着救命似的需求,
像一个即将溺死的人需求空气。



                                   2



    灯火华丽,夜晚的台北。我们的车子在红绿灯和红绿灯之间转来转去。

    “到哪里去呢?”

    




    在红绿灯和红绿灯之间转来转去;

    到哪里去呢?大台北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两个好朋友安静地走一走、谈一谈——
说不定黑漆漆的路边还有草丛,草丛上还有明灭闪烁的萤火虫?

    我们终于开到了阳明山,竹子湖一条村路上。台北的繁华灯火在远方,风吹着
暗影中的竹叶,发出原始的声音。我们都松了口气。

    “周末的时候,”可是他说,“这儿人山人海。来不得。”

    这不就是了吗?你说。台北生活品质差,原因只有一个:人口太多。你德国给
我来一个一样的人口密度试试看!

    谁都不敢否认人口密度的巨大压力吧!当我走在桃园市的任何一条大街上,我
的心情是沉郁的,这是一个把土地“用”到极点,“满”到极点的城市。骑楼里塞
满了东西:机车脚踏车、衣服摊水果摊鞋摊清粥小菜摊果敢的人更干脆,几块
木板截断通道,骑楼面积就变成真正有用的自家厨房,行人就窜流到街上。

    可是街上也寸步难移,机车脚踏车汽车早巳先一步溢到街上,不小心空出来的
几寸地又早被槟榔摊和数不清的什么摊占据,人,只好夹在钢铁和车轮之间辗转呻
吟,寻找踏脚的地方。

    我安抚自己紧张得要爆炸的情绪,说:“这都只是人口密度的必然结果!”说
给自己听。

    但是自己并不相信。

    你看看密度不低于我们的东京、香港、新加坡,他们的生活空间却并不满到令
人窒息的地步。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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