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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欧洲-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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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采取行动。一位高级警官在接受访问时率直地说:“如果我在那个地点
    被照像的话,那我非打官司打到倾家荡产不可!妈的!”



    妈的!


                              人吃人的西方



    离开小冷,往北就是历史古城威玛。走出火车站,回头看看;这虽是威玛,毕
竟还是东德的威玛。火车站是个灰扑扑、陈旧不堪的建筑,泥墙剥落了,窗框的木
头绽出裂纹。

    迎面袭来的空气,混合着煤味和汽车放出来的废气,令人窒息。每条路都有工
程,交通因而堵塞不堪。车身布满脏泥,行人的鞋子也裹着一层泥。各种各样的建
筑工程机械在每条街上发出巨大的噪音。

    街角有个崭新的旅行社。

    “能够帮我找个家庭旅馆吗?”

    “我们新邦没有什么家庭旅馆,只有两种旅馆,一种很破旧失修的,您大概不
愿住,一种就是观光饭店了,比较贵。”

    正在打字的小姐抬头冲我笑了一下:“您早来了两年;再过两年,我们就什么
都有了。”

    “再过两年,”我说,“四十年的共产东德就连影子都没有了。我来得正是时
候。”

    她点点头。

    “大象旅馆有一个单人房,没有浴室,九十块一晚。就在老街广场上,五分钟
就到。”

    五分钟其实走不到,因为要穿过无数的工地。粗大的水管搁在人行道上,等着
埋入地下。房子围上鹰架,等着翻新。地面上的砖块被掀了起来,等着重铺。机器
隆隆地震着地面。

    后共产的威玛,在机器声中震动。

    古街广场上,工人在铺地面。整个老街坊,都是青灰色的石板街,由一块一块
的石头缀成。每一块石头,大约有两个拳头大,切割得不平整,显然是用手工敲的。
工人在地上打下铁桩,绑上细绳,铁桩和铁桩之间就拉出一条直线来。工人屈腿跪
在地上,一手持锤,一手挑选大小适中的石块,把石块一个接着一个地排列起来;
几千几万颗石块缀连起来,就成为一条当年走马车、现在行汽车的石板街。

    几百年前路是这么铺的,今天还是这么铺,因为这是条老街。

    进入老街之后,威玛突然换了面貌。好像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妇人把斗篷和面具
突然摘掉,露出风华绝代的真面目来。躲藏在陈旧的建筑和震耳的工程噪音后面,
是威玛光彩夺目的历史。

    面对着广场的大象旅馆,只是一栋不引人注目的老房子,里面的陈设,有典型
的公家机关那种保守和沉闷;可是就在这里,巴哈曾经夜宿,汤玛斯曼曾在这里写
小说,用大象旅馆作背景。

    走出旅店,眼角余光瞥见隔壁墙上刻着几行字:“从一七○七到一七一七年,
巴哈居住于此。他的两个孩子在此屋诞生。”

    向前信步走去,看见一栋黄色的建筑,是威玛图书馆,墙上的牌子说:

    “在一七九七到一八三二年间,歌德在此任图书馆馆长。”

    歌德的家,就在五分钟的脚程之外。他的马车停在车库里,车库楼上,是他写
作的书房,他的笔还搁在书桌上;他的床,还铺着他睡过的床褥。

    踩着凹凸不平的石街,找到了尼采的家。也看到了李斯特的房子,还有他弹过
的钢琴。

    最后,还进了席勒的屋子,看见他的书桌,靠书桌边,摆着一张床,是他临终
的床。

    威玛的历史光辉,使人完全忘了有东德这么回事,直到这个席勒书房的解说员
开始聊起自己来。

    “对我来说,统一不但没带来好处,还让我遭了殃。”

    这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妇人,衣襟上别着名牌,“保利”。我们站在席勒的书架
前。

    “我有个严重智障的儿子,今年三十四岁了。三十几年来,我抚养他,帮他穿
衣、系鞋带、喂他吃饭、帮他洗澡在社会主义的东德,国家还算照顾我,有特
别的津贴,工厂还有手工品让我在家里做,因为我不能离开儿子一步。”

    几个浏览的客人走近来,保利停了一下。

    “现在统一了,工厂倒闭了,我失业了,要申请什么补助得跑好多个机构;我
也不知道我可以申请什么,所有法律都是新的,观念也是新的,我觉得糊涂极了。
不得已,只好把儿子送去智障辅导院,真不忍心呀,可我怎么办呢?我自己朝不保
夕”

    “您在这里不是个工作吗?”

    “这是临时雇员,大概下个月又得失业了。老实说,统一的‘自由’对我一点
意义都没有。以前是没有旅行的自由,现在我可以旅行,但我没有钱旅行,这样的
自由有什么用?西德我还从来没去过——我另一个儿子是兽医,他也失业,他去过
西德,又回来了”

    “为什么不在西德找工作?”

    保利不屑地摇摇头:“他不肯。他和我想法一样,西德是个人吃人的世界,每
个人都想出人头地,把别人踩在脚下,那是一个没有感情、只讲功利的社会我
们不愿意去那里。”

    保利摇摇头。




  在疯狂中保持清醒



    经过四个多月的审讯,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子终于有了结论。一九八九
年二月,围墙颓倒的半年前,什岁的克利斯和高定在逃亡时被击倒;克利斯当场死
亡,高定足踝踩中枪。

    被告的四个年轻的士兵,两个被判无罪,因为他们只是口头发出命令:“射!”
用枪射击高定脚部的士兵判了两年徒刑,但是可以假释;最重的,是开枪射杀克利
斯的士兵,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

    法官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
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
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
律。

    克利斯憔悴的母亲说:“对,我满意了。杀人的人受到了制裁。”在审案期间,
许多东德人写信给这个母亲:“你就饶了那年轻的士兵吧!他有小孩,还有前途,
死者也不能复生”克利斯的母亲说:“他有小孩,还有前途——我的克利斯本
来也会有小孩、有前途的,谁想到他呢?”

    死者的母亲满意了,不满意的人却很多。法官的判决,并没有回答任何基本问
题: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公平吗?法官援引当年纳粹的审判,说是个人良知必
须超越国法军令,可是,在战后的审判中,也有法庭认为不能以今天的标准问罪昨
天的标准。东德的守卫当年是在捍卫围墙,“保国卫民”,而逃亡者就是叛国者。
谁都知道,狙击到逃亡者的士兵会受部队长官表扬、会得奖金、假期、升迁机会
他所捍卫的国家没有了之后,说他是杀人凶手、惩治他,不仅只是以今日之是非
昨日之是,而且是以西德的法律强加在东德人民的头上。

    法官也不曾回答,究竟谁真正有罪?把枪拿在手里直接开火的人被惩罚了,那
么那发号施令的连长呢?统筹作业的将军呢?下达格杀令的总理呢?当年负责筑墙、
把人民当囚犯的政治首领呢?如果克利斯不死,他的逃亡罪会被东德的法庭判三年
以上的徒刑。在围墙建起之后,有两万三千人因试图逃亡而坐牢,这当然也是不义
的迫害。所以,该从哪里开始惩罚和报复呢?解押犯人的法警?辩护无力的律师?
开判决书的法官?监狱的狱长?牢房的守卫?极权统治是一个密密麻麻、脉络繁复
的大网;开枪的守卫只不过是大网中一个极小的环结。

    法官也没有回答,在这个大网之中,个人究竟能为自己负责多少?“尊重生命”,
法官严肃的教训被告,“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士兵
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士兵怎么会知道呢?
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成长的?他的幼稚园老师、中学教官、部队长官,曾经教过
他“良知超越法律”吗?在他的社会教育过程,电视上的新闻主播、报纸上的社论
专栏、国庆日和劳动节的演讲者,可曾告诉他“尊重生命是人生最高准则”?

    法官所倚赖的,是一个非常高的道德标准:他要求个人在一个疯狂的社会里保
持清醒。他自己或许做到了。三十年前,看穿了所谓社会主义的面具,逃亡到西方。
几年之后,法官的哥哥也走上逃亡之路,却被捕下狱。或许因为亲身受过围墙的迫
害,法官对士兵下了较严的判决。但是他同时不可能不知道,要求无形的道德超越
有形的法律,他就踩进了哲学和法学的沼泽区——究竟有没有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
的道德原则?舍法律而讲道德是不是等于给自由心症开了后门?法律,并不能涵盖
所有的正义;相反的,有许多时候法律,因为它有形而缺少弹性,反而阻碍了正义
的伸张。我们知道以法律来规制正义,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折衷之计,可是,以
无形的,往往模棱两可的“良知”来决定正义的话,危险是不是更大?

    紧接着这一场官司的落幕,下一场审判又开庭了。时间往前推。一九八四年,
两名士兵射杀了一个名叫米夏的年轻人;在围墙的脚下,他流血过多而死。

    这一场,短短几天就有了结果。另一位法官,认为被告有罪,因为他们做了违
背良心的事,取人性命,可是判得很轻,十六个月,而且缓刑。判得轻的缘故?女
法官说,因为被告在一个极权社会中成长,没有学习到以良知判别是非的能力;而
且,法官说,人大多是弱者,怕事、随俗能够抵抗大环境的只是少数的英雄,
我们不能要求大家都是英雄。

    你满意这个判决吗?

    被杀的米夏的父亲摇头,他说:

    “这叫什么正义?”




    三百与三十万



    这两天,全德国街头巷尾都响着一个话题:星期天晚上被烧死的三个土耳其人,
一个女人,两个十四岁和十岁的女孩;焦黑的尸体用塑胶布裹着,由消防队从冒烟
的房子里抬出来。

    消息传出之后。大城市里,人们纷纷汇聚在市中心,没有组织的,只是不约而
同,每个人手持着一枚烛火,在暗夜的街上沉默地游行。作家根特·格拉斯住在惨
案发生处不远的地方;他赶来小镇,走在队伍的前头。

    沉默的队伍在烛光中显得悲伤;盘据在每个人心头的,更沉重的,是对现状的
震惊和对未来的恐惧、不安。

    两栋土耳其工人住的房子被纵火之后,纵火者打电话给消防队:“木勒街和拉
真街口的房子烧了!希特勒万岁!”

    在过去这几个月中.几乎没有一天宁静的日子:犹太人的墓园被毁、纳粹牺牲
者的纪念碑被推倒、各地难民营被烧。在柏林,几个剃光头的年轻人把一个不肯叫
“希特勒万岁”的人打成重伤。这个月中,喝醉了的年轻酒客将一个咒骂纳粹的人
殴打至昏迷不醒,酒店老板再加一句,“这家伙是个犹太人!”于是年轻人将烈酒
浇在已倒地的人身上,再点火燃烧,再和老板合力弃尸。

    这些仇外的暴力事件不只发生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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