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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涉到排外事件的德国人，百分之七十是二十一岁以下的青少年。这些青少年，
和极左的赤军不同，没有组织的带领也没有政治理念的支持。他们多半来自低收入
阶层，失业，失学，酗酒。去年纵火杀人的十九岁青年拉尔斯，来自一个破碎的家
庭，母亲在他九岁那年自杀死亡，他就在扶养中心长大，一向是个问题儿童。五月
犯案的是十六岁的克里斯强，没有父亲，母亲常换伴侣。他解释自己恨外国人的动
因：母亲从前有个情人，他很喜欢。那个人经营的加油站有次被人抢了，据说是被
外国人抢了。克里斯强被警方逮捕时，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看德国的排外风潮，必须有这么一个历史焦距：在对纳粹历史进行自我批判的
过程中，德国文化形成了一个绝对的禁忌。对禁忌挑战，不管是理性的或盲目的，
其实是青少年阶层的特色。九十年代由青少年主导的反外风潮，究竟有多少是属于
法西斯理念的推动？有多少是属于青少年对一个庞大禁忌的盲目反抗？还等时间来
澄清。不考虑这个禁忌形成的历史背景而遽下断语：日尔曼民族主义复苏、希特勒
精神复活、纳粹主义横行德国等等，恐怕都是未经深思的危言耸听之辞。
值得担心的是，危言耸听造成影响，将原来已经森严的禁忌再加几道锁，而导
致更强的反弹。每次事件发生，就有人提议将所有极右党派指定为非法集团，以杜
绝影响。真那么做了，无非使地上活动转流地下，更难监督和控制。禁忌不化解而
增强，犹如在发炎的肿块上涂辣椒水，恐怕只能诱使青少年更想狠狠咬它一口。
以“平常心”看待德国的排右暴力？欧美各国尚做不到，德国人自己也做不到。
事件发生，德国正派媒体极少自我辩护说，他们英国美国法国种族问题一样严重云
云．反倒只是不断地自我鞭策，讨论如何让外国人可拥有双重国籍、如何给予外国
人投票权、如何教育下一代更宽容这种“好孩子”的反应举止，也和那个禁忌
有关——德国人必须做个世界村里的好孩子，他必须被打不还手，被骂不回嘴，理
性而自制。
任何心理学家都可以告诉你，在这么强大的制约压力之下，那个好孩子不变成
问题儿童才怪！事实上，杀人放火的拉尔斯和克里斯强就是九十年代的德国问题儿
童。就欧美其他各国来说，德国人的集体罪恶感或许是驴背上一个包袱，压着不让
它乱蹦，可是包袱太重，驴要反抗闹病的。
写到这儿有不舒服的感觉：这么说，日本那头驴子可更理直气壮地不驮它该驮
的包袱了！？
国破山河在
——知识分子的心灵流亡
1
4年了！ 你怀念那个从地图上消失了的国家吗？“选择西德或是东德，”东柏
林长大的作家史勒辛格说，“就譬如要我选择霍乱或是鼠疫，选择一个豪华的或是
普通的大黑坑”东德不值得怀念，统一更不值得庆祝。只是每当电视上西德人
将东德说得如此不堪，好像30年的人生都是一场不好笑的笑话，他就觉得彻底的受
不了。
“西德和东德只是金钱的结合， 新婚夜或许有几度性高潮，接下来的4年却是
夜夜强暴。老实说，我并不在乎东西德的结合，只是头痛怎么结合了就无法再退出！”
2
东德时代炙手可热的作协领导康特说：我不跟你虚伪，坦白地说吧！对，我不
得不怀念那被抹掉的国家，而且一丁点儿也不后悔曾经为她投入一切。
当年康特的书风行一时，东欧各国争着翻译抢印，还是全国莘莘学子的必读作
品；现在，书绝版，没有人愿意再印。
不是由于言论箝制，而是，改朝换代之后，人的价值观和品味也翻个了，没有
人还认得出作品的意义。
他所怀念的，其实不尽是独裁政治或共产制度，而是他自己的意义和重量；可
是他自己的意义和重量，只有在独裁政治和共产制度中才能浮现出来。
3
反资、反美、反霸权、反跨国公司、反殖民主义、反消费主义、认同第三世界
．
你在说陈映真吗？
不是， 我在说海涅·穆勒（Heiner Muller），东德时代首屈一指的剧作家。
身为东德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精英，他曾经反资、反美、反霸权现在，那个
主义国家从他脚底下被抽走，他仍旧反资、反美、反霸权只是，现在，所有他
反对的东西：资本主义、美国、霸权、跨国公司、殖民侵略全部化身为德国的
统一。对穆勒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栽培出来的精英而言，德国的统一，是以美国为
主导的西方国家扩展霸权、推广殖民的策略运作的结果。
1989年革命前夕，就有作家发出警告：“我们输了，就要被麦当劳吞掉！”东
德的主义果然“输”了，诗人遂发出叹息：
社会主义走了，约翰走路来了！
Sozialismus geht，Johnny Walker Kommt！
约翰走路代表了西方所有的罪恶。而这充满罪恶的西方文明（文明，注意，不
是文化），却要吞噬掉远远比它优越的德东文化。
究竟什么是德东文化呢？东柏林的精英告诉你：德东文化是质朴自然的、生机
活泼的、开放诚恳的、重精神不重物质、讲合作不讲竞争的、不造假不媚俗的。西
方文明（德西，只是美国集团的一部分，没有独立自主的个性，所以不必单独称德
西文明），则由于高度工业的发展，是雕琢假造的、呆滞单调的、虚伪做作的、重
物质不重精神、讲竞争不讲合作、庸俗而诌媚的。
怀旧，尤其是思怀一个永远沉沦的旧，使这些昔时精英不愿意承认，或许在两
个强烈的黑白对比中其实有一大片复杂的灰色地带。捧着受伤的感情，他不愿意承
认：不管是东边人还是西边人，或许大多数的人其实都藏身在那个说不清的灰色地
带。
可是，要承认这个灰色地带，对一个自尊受严重损伤的人来说，真正是情何以
堪！什么都失去了，谁还忍心去吹灭他头上那一圈道德的光环？
4
所有的革命都是误解的结合。
东德的精英作家掌着大旗走在群众前头，倾盆大雨中跃上临时搭起的木架对群
众讲话，他们心里想的，是自由、民主、尊严（当然，也有许多人心里和嘴里是两
回事，那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出于对一个乌托邦的不满，名之：社会主义，他们
呼吁建立另一个乌托邦，名之：有人性面貌的乌托邦。
群众热情的、激昂的回应，使作家感叹，觉得他拥抱了土地和群众，也被群众
和土地拥抱。他并不知道，热情激昂的群众心里所想的，不是有人性的乌托邦，而
是，唉，而是吃香蕉草莓奇异果的自由。是为了香蕉草莓奇异果，人们踩蹋了柏林
围墙。
5
东柏林作家的怀旧，是一种腐败。有人说。
他们怀旧，因为他们是专制政体中的特权分子。作协在后面撑着腰，他们有使
自己觉得重要的作家餐厅，有直接接触权力核心的管道，有异议者梦想不到的发言
权利可是他们的特权，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他们怀旧，证明他们腐败。
我觉得不这么简单。我是说，道德的棍子别下得太快。东德“亡国”以来，东
柏林书摊上突然充斥着童年的书。现实生活的残酷，使人往过去寻找慰藉，恐怕是
人之常情。回顾过去，往往有心理治疗的药效，因为梳理历史能帮助困惑的人厘清
现在、窥见未来。国破山河在的东德作家突然开始缅怀童年——一条河、两株老树、
织毛衣的老奶奶、呼喊喂鸡的母亲——将破碎山河用童年的色笔重新组合、复原。
让它发出朦胧的温柔的光彩，你说是腐败，我说是作者和读者集体治疗不可或缺的
一步。
在国破山河在的最痛苦的时刻，童年的记忆会在每个人心深处点亮一点光。
6
更何况，东柏林所怀念的旧，不见得一定是那个如今已失败了的政权（从前，
许多人以能和那政权代表握手拍照为荣）。他们可能只是模糊的、感性的，怀念一
段无忧无虑的人生。
东德，是一个巨大的幼稚园；人们的生老病死鳏寡孤独全部由国家照顾，犹如
穿围兜吃手指的孩子们把一切放在老师的手里。社会主义国家的百姓没有失业的恐
惧，幼稚园的孩子们也不怕时间到了有谁会吃不到点心。孩子们无忧无虑，东德百
姓过得也是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日子。当年，除了政治恐惧之外，他们什么恐惧
都没有；现在，除了没有政治恐惧之外，他们什么恐惧都有——失业、房租、水电
费、不安全的未来
谁不怀念无忧无虑的时光——管他妈的哪个制度？！
东柏林人怀念共产党政治的东德时代，你不能因而说腐败，就如当年有些台湾
人怀念日本天皇统治的日据时代，你不能因而说他奴性，一样的道理吧1
7
统一之后，德国开始追究东德秘密警察的活动，调查所有曾经和公安部合作的
线民。穆勒说，这种“秋后算帐”是一种卑鄙的阴谋：西德试图籍此制造东德人的
集体罪恶感、羞耻感，进而迫使东德人对西方物质文明低头，心甘情愿的接受殖民！
统一，其实是西方对东德这类“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面侵略和占有。
共产政权用各种手段铲除异己，这个过程叫做“清算”。倒过来民主政府（你
看，我不用“政权”这两个字）用各种手法（你看，我不说“手段”）将思想上仍
旧依附共产主义的人（你看，我没说“异己”）从权力结构中剔除（我不说“铲除”），
这个过程，叫做“拨乱反正”。那么谁来决定这是清算斗争还是拨乱反正呢？当然
是那赢的一方，谁赢了，谁就得到诠释历史、界定历史的权利。令东柏林的遗老精
英所寝食难安的是，他们警觉自己已经失去了历史的诠释权。
历史的诠释权失去了又怎么样呢？它比香蕉草莓奇异果、比约翰走路重要吗？
8
1915年8月， 台湾汉民族据守虎头山武装抗暴，被日本殖民政府严厉镇压，逮
捕两千人，其中800人在临时法庭上宣布死刑。是为西来庵事件。
九岁的杨逵，和大人躲在紧闭的门后，窥视日军的炮车轰轰地驶过。
过了很久以后，我成为中学生时候，搜求小说及其他书来看，其中有
一本日本人秋译鸟川所写的《台湾匪志》，此书把西来庵事件写成“匪贼
讨伐”，明明是对迫害的反抗，为什么变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