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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日本人秋译鸟川所写的《台湾匪志》，此书把西来庵事件写成“匪贼
讨伐”，明明是对迫害的反抗，为什么变成“匪贼讨伐”呢？我有了非常
强烈的疑问为了纠正被歪曲的历史，希望透过小说写出真相。
这是杨逵成为作家的开始——他要争回历史的诠释权。
从日本人手中争回的权利却又让跨海而来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夺走。在国民党的
主笔下，台湾的本土历史呈现一片模糊空白，二二八事件成为新版本的“匪贼讨伐”：
日文被禁之后，一代旧朝精英，如杨逵，如吴浊流，其声音都被剥夺：语言、文化、
历史，一夕之间彻底异化，自己成为边缘人，所有的定义由别人来下，连否认拒绝
的权利都没有。
1990年，德国统一了，西德文化吞噬了东德。被统一的知识精英站在急流中，
眼睁睁看着脚下本土文化的沙洲不断地被冲击流失，几乎不再有落脚的寸土——他
们已经开始了内在的、心灵的流亡，在自己的国土上流亡。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历史诠释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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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杨逵的后代，又逐渐夺回了那个权利。二二八的历史已经重写，坊间充斥
着“我爱台湾”的书。
在此同时，突然有一个幽幽的声音：
“从前，他们不会冲着你说闽南语，知道你不会。现在，他们根本不甩你，你
不会，就不必留在这里，台湾现在是阮在当家！写台湾文学史，更离奇了，外省作
家连名字都没有了，好像我们根本没在台湾活过，外省人的历史一片模糊空白”
哈，你看，绕着绕着又绕回来了！幽幽说话的人，我称之为“民国遗老”，是
未来的旧时精英。如果像1946年国民政府禁日语一样，未来的台湾掌权者开始罢黜
北京话，“民国遗老”会发现：语言、文化、历史，一夕之间彻底异化，他已成为
边缘人，一切的定义由别人来下，心灵的流亡从这里开始。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诠释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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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战争、斗争，都是历史诠释权的争夺拉锯。统一和
分裂只是浮浅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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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精英们，等着九七吧！
（199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中此节删去——扫校者注）
附 录
一只白色的乌鸦＇1＇
龙应台
那一天晚上，有香港来的董桥夫妇、为《当代》杂志献身的金恒炜夫妇、刚从
瑞士回国的我，和从通霄北上、一身乡村气息的七等生。
我们谈到民族主义和世界公民的问题。地球村里，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臭氧层中一个破洞，对纽约高级住宅区中绅士淑女的影响和对南美丛林中的印第安
部落土著的影响一样。伊索比亚的饥民手中的奶粉来自瑞士，也来自加拿大。到一
九九二年，整个西欧要变成一个没有国界的大邦联。在这个彼此息息相关的新世界
里，民族主义是不是该淡化？
“种族、国界，对我都没有意义，”七等生说，“我相信人的价值是唯一的价
值；那价值是共通的”
与我初识的七等生，留着齐颈的长发，用温文而缓慢的声调讲话，讲的是他对
四海一家、人皆兄弟的信念，眼睛里透着梦幻似的光芒。
我心里暗笑：完了，碰到了一个比我还严重的理想主义者！
在殖民地生长生活的董桥往梦幻骑士的头上浇下一杯冰凉的水：
“你有这四海皆兄弟的想法，但是人家把你当兄弟吗？”
“弱势民族有没有资格谈四海一家？”一向思考敏锐的金恒炜也浇下一杯冰水。
“走在瑞士的街头，无知的人不是把你看作泰国来的妓女，就是当作柬埔寨的
难民；对你不是轻视就是屈尊的同情。这个时候，你怎么来跟他谈‘人的价值是唯
一的价值’，我们是兄弟姊妹？”我也恶狠狠地当头倾下一桶冰水。
温柔的七等生成为众矢之的，面对着龇牙咧嘴的我们。
※ ※ ※ ※ ※
那个时候的我，在瑞士住了第一年，确实是不太愉快的。收在《人在欧洲》这
本书中的一篇文章《泰国来的？》，写出了欧洲人对亚洲人不甚自觉的歧视。然而
在现实环境中，又确实有那么多泰国来的卖春女郎、为换取护照而结婚的亚洲女子、
背井离乡为生活奋斗的亚洲难民；我没有办法改变人们的成见，而又必须每天面对
这些成见，心情自然是不愉快的。
董桥终年生活在殖民文化的夹缝之中，对民族主义问题自然敏感。恒炜一向有
世界视野，又在种族杂处的加州生活过几年，对强弱民族间的矛盾也难免有所感触。
而我，一年来老被人问：“您是泰国人吗？”和幼儿走在街上，陌生人—会走过来，
塞给我几块瑞币，“给可爱的孩子买点东西！”他们亲善地说，那是使我觉得有点
难以消化的亲善。我开始重新检讨自己以前对民族主义的批评。而七等生，沐浴在
太平洋的海风中，面对的不同“种族”是客家人、闽南人、外省人他应当可以
谅解为什么我们几个人浑身是刺。
※ ※ ※ ※ ※
在国际笔会上，我看见白人作家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穿梭会场之
中，又受镁光灯及人群的包围与簇拥。我看见黑皮肤、黄皮肤的作家，安静而谦逊
地隐没在各个角落里。而黑皮肤、黄皮肤的作家对彼此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的
眼光，也专注地落在白种作家的身上。这个世界是现实的：让一个白种作家或记者
注意到你，比让十个或一百个“第三世界”作家或记者注意要有价值得多。要将自
己的“商标”打进世界文学这个“超级市场”，只能依靠白人的发掘、引进、宣传。
去年在瑞士开的笔会，在我眼中，充份流露着白种作家的自我中心、自我膨胀。
我开始考虑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立足点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第几世界的作家，
经过一场笔会，却猛然发觉，啊，在这些白人眼中，我自然是个第三世界的作家，
完全不属于欧美那“第一”世界的圈子。
然而我对第三世界的了解远远不如我对欧美的了解；我对第三世界的认同感远
远不如我对第一世界的认同来得强烈。但是第一世界并不承认我的归属。
有一只乌鸦，为了混进雪白的鸽群，将自己的羽毛涂白。但白里透黑，被鸽子
赶了出去；回到鸦巢，因为黑里透白，又被乌鸦驱逐。
这就回到了“公审”七等生的问题：别人不把你当兄弟时，你如何与他称兄弟？
就个人艺术创作的层次而言，这些立场、认同等外围问题可能都是最不重要的
考虑。一个作家以手写心之所至，是水到渠成的事，与他属于第几世界可以没有任
何关联。然而就地球村的整体文化而言，白种文化的绝对强势所造成的世界同质化
倾向，对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无宁是一种危机，一种威胁。他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在用
一把尺——以强势文化所核定的刻度——衡量他的价值，而这把尺，很可能是他完
全不能接受的。
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块砸自己脚的石头；有些基本信念，譬如公正、自由、民主、
人权等等，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捆绑。但是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或许应该结合力量，
发出声音，让沉浸在自我膨胀中的白人社会产生些微不安；因为有一点不安，他就
不会尽兴地膨胀。谈四海一家，必须先站在平等的立足点上。
※ ※ ※ ※ ※
“公审”七等生之后，又过了八个月，我身上的刺却落了很多，因为我发觉，
在所谓种族歧视上，各个民族其实是相当平等的，也就是说，一个西洋人在台湾或
中国所可能受到的“歧视”并不低于我在欧洲受到的“歧视”。
一个瑞典的医生在台北学中文。语文中心一位工友为细故而骂他为“洋鬼子野
蛮人” 。 医生正式去函中心主任，要求工友道歉。两人相对时，主任对工友说：
“你不要叫他野蛮人嘛！人家听了心里多难过。”
在苏黎世的街头，瑞典朋友微笑地为我叙述这个小故事，我当街大笑起来。中
心主任话里的意思当然很明白：我们都知道西洋人是野蛮人，但是不要说出来，伤
了感情。
在“野蛮”的瑞典，被判了终身监禁的重犯还有假期；不久前一个间谍在与妻
子“度假”的时候溜跑了，西方诸国引为笑谈，瑞典不以为忤，坚持“犯人也有人
权”。在“野蛮”的瑞典，没有人会因为付不起医药费而被拒于医院门外，没有鳏
寡孤独年老者会因为无人抚养而死去。在“野蛮”的瑞典，没有人会因为“言论不
当”而被囚禁起来，也没有人会把幼女贩卖到妓院作为雏妓。
一个来自高度文明的欧洲人被中国人看作“番子”；我这个自视甚高的亚洲作
家被欧洲人看作从良妓女、难民；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我在欧洲所面对的误解、
歧视，其实不是欧洲人的弱点，而是“人”的弱点吧！
或者作梦的七等生竟是对的。
※ ※ ※ ※ ※
《人在欧洲》是我旅瑞一年半的心路，大部分的文章都在《九十年代》、《文
星》以及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从《野火》到《人在欧洲》，我好像翻过了一
座山，站在另一个山头上，远看来时路，台湾隐隐在路的起点。离开瑞士，移居西
德，眼前又是一条叉路，我渐行渐远渐深沉，但路则像一根绵延的带子，系在胸间，
时时感觉那起点的扯动。
一九八八年五月于苏黎世
三个和一个
——龙应台杂文散议
杨际岚
综观当代杂文界，龙应台是个“异数”。
在发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以前，全台湾几乎还没有人听说过“龙应
台” 这个名字； 仅仅过了一年，出版《野火集》之后，全台湾几乎没有人不知道
“龙应台”三个字。
她的经历似乎极为平顺、简括。
无妨展视一下履历表：原籍湖南省衡东县，一九五二年生于台湾省高雄县大寮
乡水源地；一九六九年，进入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就读；一九七五年九月，留学美
国，攻读英美文学，在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获博士学位，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
大学英文系任教；一九八三年八月，回台湾，任中央大学英文系客座副教授；一九
八五年八月，转任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一九八六年八月，旅居瑞士苏黎世；一九
八八年五月，迁居联邦德国法兰克福。
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