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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郁达夫，素来狂傲自负，却不得不佩服徐志摩：“尤其使我惊异的，是那个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金丝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他平时拿在手里的总是一卷有光纸上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起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得的最多的一个。”（郁达夫文《志摩在回忆里》）徐志摩是团火，充满朝气，如他自己说的：“我是个好动的人，每回我身体行动的时候，我的思想也仿佛就跟着跳荡。”（《自剖》）在阴冷潮湿的伦敦，特别是少有朋友上门的寂寞时刻，刚刚接触世界的林徽因难以拒绝这团火。此时徐志摩虽不是诗人，诗性潜质却不会不有所展露。蔡元培后来曾这样评价徐志摩：“谈诗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经都是诗，诗的意境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更不必说他宽厚、体贴、活泼，当然吸引年轻人。梁实秋对徐志摩也有一段形象生动的描绘：
我曾和他下过围棋，落子飞快，但是隐隐然，颇有章法。下了三、五十着，我感觉到他的压力，他立即推枰而起，拱手一笑，略不计较胜负。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潇洒的人。他饮酒，酒量不洪，适可而止。他豁拳，出手敏捷，而不咄咄逼人。他偶尔也打麻将，出牌不假思索，挥洒自如，谈笑自若。他喜欢戏谑，从不出口伤人。他饮宴应酬，从不冷落任谁一个。他也偶涉花丛，但是心中无妓。他也进过轮盘赌局，但是从不长久坐定下注。
（《回首旧游》）
徐志摩是可爱的，而于林徽因来说，这不过是朋友式的可爱。她没有料到，他们的亲切交往在徐志摩那方急速超越了友谊的界线，于是她惶恐起来，不得不求助父亲来守住这条情感防线。所以就有了林长民给徐志摩这一封信：
志摩足下：长函敬悉，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豪（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悮（误）解耳。星期日（十二月三日）午饭，盼君来谈，并约博生夫妇。友谊长葆，此意幸亮察。敬颂文安。
弟长民顿首，十二月一日。徽音附候。
不知徐志摩是如何答复的，他的回信没有保存下来。从第二天林长民再致徐志摩信看，大体能够推测到，徐志摩暂时收起了灼热情感。
得昨夕手书，循诵再三，感佩无已。感公精诚，佩公莹絜也。明日午餐，所约戚好，皆是可人，咸迟嘉宾，一沾文采，务乞惠临。虽云小聚，从此友谊当益加厚，亦人生一大福分，尚希珍重察之。敬复
志摩足下
长民顿首十二月二日
第三天午餐吃得如何无从知晓，想来彼此都是绅士风度，事后他们的相处证实了林长民“友谊当益加厚”的心愿。
虽然林徽因并未许口，徐志摩却已决意跟张幼仪离婚。张幼仪有孕在身，徐志摩毫无怜惜地抽身离去，把才到英国的妻子扔在沙士顿冰冷的小屋。婴儿刚一出生，他即逼迫妻子签署了离婚协议。这前后徐志摩有过一些关于爱情、自由的表白，不论言辞怎样的冠冕堂皇，决计掩饰不了他对一个柔弱女子的冷漠。既是现代知识分子，失却博爱，是很难得到谅解的。
林徽因与徐志摩相识，无疑是一件影响他俩人生的重要事情。对徐志摩说尤是如此，这段交往完全改变了他人生航向，中国汉弥尔顿变成了中国的雪莱。他在《猛虎集序》里这样记述自己的转变：
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
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哪件事我们作得了主？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
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哪还顾得了什么美丑！
徐志摩说的“忧郁”正是追求林徽因未能遂愿所致，失恋造就了诗人，好比西谚说的“愤怒出诗人”。然而优秀诗人不仅需要愤怒，还需要艺术锤炼。初涉新诗园圃的徐志摩自然锤炼不足，这场落了半年之久的“缤纷的花雨”，仅仅润湿园土而未出青苗。这批为数不会少的作品，徐志摩没有存留一首在他的诗集里，后人也没搜集到一首。今天，它们已很难有钩沉的希望。
徐志摩的狂热追求已经众人皆知，但林徽因陷入爱河与否，学界始终未取得共识。至今无人提供林徽因热恋徐志摩的确凿证据。诸多传闻，如说林、徐“在英国一块儿坐火车，经过长长的山洞时，两人拥而长吻。”（今圣叹文《徐志摩情多于诗》）皆属道听途说的无稽之谈。它们的始作甬者乃陈从周所撰《徐志摩年谱》，“年谱”一九二二年系有关于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异一条：“从周再案，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按，指离异）后以小误会，两人（按，指徐、林）暂告不欢。”徐志摩罹难那年陈从周还只是不足十三岁的少年，他的材料多来自走亲访友。关于林徽因“论婚嫁”的事情他并未举证材料，相关信息仅得之传闻。以后袭用此说的众多文章，描述徐、林相恋情状绘声绘色，不过是根据“年谱”所作的文学演义罢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本书著者为此专访了徐志摩、林徽因同时代的几位朋友。
经济学家陈岱孙说：“徐志摩与林徽因在伦敦恋爱也不可信，那时林徽因才十六、七岁。徐志摩这人很糊涂，有一次请客，只一桌人，客人都到了，他没想，到坐下一看全是女性。徐志摩与林徽因恋爱，林长民也不会同意。”（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日著者与散文家奚学瑶同访陈岱孙记录）陈叔通侄女、陈植之妹陈意女士，二十年代留学美国攻读家政系营养学，林徽因有时从费城到纽约，因陈植和梁思成的亲密关系，多借住陈意宿舍。陈问过她和徐的关系，林徽因明确否认“恋情”，并认为徐志摩不该抛弃张幼仪。林还说自己决不能做破坏别人婚姻的事，还说自己曾经劝说过徐志摩与张幼仪和好。（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二日著者访问陈意记录）
另有多篇公开发表的文字和陈岱荪、陈意看法一致。
文洁若和萧乾同去看望冰心，也问及林对徐有没有过恋情，冰心断然否认：“林徽因认识徐志摩的时候，她才十六岁，徐比她大十来岁，而且是个有妇之夫，像林徽因这样一位大家闺秀，是绝不会让他为自己的缘故打离婚的。”（文洁若文《才貌是可以双全的——林徽因侧影》）
林徽因莫逆之交费慰梅（WilmaFairbank）的话说得更详尽，她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曲莹璞、关超等译）中写道：
在多年以后听她（按，指林徽因）谈到徐志摩，我注意到她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基兹、拜伦、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芙，以及其他人。在我看来，在他的挚爱中他可能承担了教师和指导者的角色，把她导入英国的诗歌和戏剧的世界，以及那些把他自己也同时迷住的新的美、新的理想、新的感受。就这样他可能为她对于他所热爱的书籍和喜欢的梦想的灵敏的反应而高兴。他可能编织出一些幻想来。
我有一个印象，她是被徐志摩的性格、他的追求和他对她的热烈感情所迷住了，然而她只有十六岁，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样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她不过是一个住在父亲家里的女学生。徐志摩对她的热情并没有在这个缺乏经验的女孩身上
引起同等的反应。
费慰梅说得非常明确，尽管徐编织幻想，林却没有同样的反应！林徽因同辈人中唯有凌叔华晚年的说法略现偏差，她这样回忆：“他和林徽因、陆小曼等等恋爱也一点不隐藏的坦白告诉我多次了。”（见赵家璧《谈徐志摩遗文》，一九八三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季刊）所谓偏差，指凌的表述容易造成误解，似乎林徽因与徐志摩是相恋过。但仔细辨析这话，恋爱的主语是徐志摩，语意只是表达徐恋林，至于林是否恋徐，并未加以确认。再参阅华裔女作家木令耆记述凌叔华的有关谈话：“然后她（凌叔华）叙述了一下徐志摩生前死后的一些故事，尤其是关于徐志摩与梁思成、林徽音的友谊徐志摩是这对夫妇的密友，为了林徽音在北京的一次演讲，徐志摩赶上飞机从上海飞去，不幸途中飞机失事。”（木令耆：《菊访》，载《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这里两次道及徐、林关系，凌叔华用词是“友谊”、“密友”，均无涉爱情。凌叔华与林徽因有过芥蒂，如果传闻纷纷的“恋情”确属于事实，凌叔华不会讳莫如深。再放开来看，所有徐、林同时代的知情人，除了否认的证言，没有一人证实过林徽因回应了徐志摩的热烈追求，这决非共谋的集体沉默。
看来，林徽因之子梁从诫下面的话，未必如某些文章所质疑，是为其母避讳：
在我和姐姐长大后，母亲曾经断断续续地同我们讲过他们的往事。当徐志摩以西方式诗人的热情突然对母亲表示倾心的时候，母亲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处在与他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感情。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他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地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
同样，梁思成对费慰梅说的话也未必是替妻子避讳。他说，不管徐志摩向林徽因求婚这段插曲造成过什么其他的困扰，但这些年徽因和她伤心透顶的母亲住在一起，使她想起离婚就恼火。在这起离婚事件中，一个失去爱情的妻子被抛弃，而她自己却要去代替她的位置。（见费慰梅著《梁思成与林徽因》）更为直接的材料，是林徽因本人抗战期间给沈从文信中的话，她这样回忆伦敦岁月：
差不多二十年前，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能在楼上嗅到顶下层楼下厨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在顶大的饭厅里（点着一盏顶暗的灯）独自坐着，垂着两条不着地的腿同刚刚垂肩的发辫，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同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而实际上却只是天天落雨又落雨，我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从没有一个浪漫的人走来同我玩——实际生活所认识的人从没有一个像我所想像的浪漫人物，却还加上一大堆人事上的纷纠。
这大概是仅存的林徽因对她旅居伦敦生活的记述。十六岁女孩热切地期盼爱情；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