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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灯微光里的梦-林徽因的一生-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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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堆人事上的纷纠。 
    这大概是仅存的林徽因对她旅居伦敦生活的记述。十六岁女孩热切地期盼爱情;所以期盼,因为爱情还没有发生,她“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可作有情人解),包括经常登门经常来信的徐志摩在内,“从没有一个像我所想像的浪漫人物”,也包括徐志摩。这话把排除与徐恋情说得再明白不过。 
    徐志摩触山而亡,林徽因回顾与徐的十年多过从,在致胡适信中作了个小结: 
    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这话是可信的,她没有必要,也无法对了然一切的胡适言不由衷。当事人这么多直接相关的言语,竟有一些坚信林徽因爱过徐志摩的学者置若罔闻。 
    世人津津乐道于徐、林相恋,或者是“好心人”将愿望当成事实;或者以为林徽因这样的新派女性岂能对诗人的追求无动于衷。他们忽略了,当初徐志摩和林徽因其实并不般配,一个是官宦世家的千金,已名满京城,一个充其量属偏于一隅的富家子弟,尚未是后人眼中的倜傥诗人。他们同样忽略,初出国门的林徽因,仍满怀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难以新派到毫无顾忌地爱上比她大七八岁且有了家室的男子。直至徐志摩死后,林徽因还有的放矢说:“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成什么新的人来。”(一九三二年元月一日致胡适信)以后两人日益加深的交往和相知,以及社会上捕风捉影的飞短流长,特别是林徽因有些易为常人误解的举动,即把徐志摩罹难飞机残骸的碎片挂于卧室,致使外界越来越深信传闻。残骸碎片,持中国常情的人看它几乎是林徽因“恋徐”铁证,然而,具有君子之风的当事人则另是肚腹,它无非表达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对逝者情感之深的怀念方式——林徽因异母弟林恒驾机抗战捐躯,她也置其残骸碎片于内室——而且是绅士式的坦荡。倘若珍藏残骸碎片真含有异样情愫的话,那么此举将置同居一室的梁思成于何地?容忍爱妻这般怀念恋人(如果是恋人),在以中国常情度人者这又匪夷所思了。

   徐志摩在他的短诗《你去》称林徽因是“永远照彻我的心底”的“那颗不夜的明珠”。他哪里禁得住璀璨明珠的吸引,纵然一时追求不见成效,哪里能稍许收敛,后来愈加狂热。他对恋爱的态度是:“须知真爱不是罪(就怕爱不真,做到真的绝对义才做到爱字),在必要时我们得以身殉,与烈士们爱国,宗教家殉道,同是一个意思。”(《志摩日记》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据说,林长民、林徽因离英归国,为了免生是非没有向徐志摩辞别。一年后徐志摩也回到北京,继续他不懈的追求,哪怕林徽因已经与梁思成公开了恋爱关系。当这对恋人在松坡图书馆小屋幽会,徐志摩竟然不知趣地常来打扰,忠厚如梁思成也不得不贴一张字条在门上:“Loverswanttobeleftalone(情人不愿受干扰)”徐志摩虽如此受挫,泱泱而去,但仍未罢干休。经过一年多无奈的等待,直到泰戈尔访问中国,徐志摩和林徽因(其实还有梁思成)一起接待,一起演戏,徐误以为曙光已经出现,再度加紧追求,甚至搬出了泰戈尔说项。最终的结果依旧是徒劳,他陪泰戈尔离京去太原的一刻,禁不住望着车站上送别人群中的林徽因,泪眼盈盈,写下了伤情的话: 
    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徐志摩全集》) 
    同行的恩厚之见徐志摩过于伤感,随手夺下信纸,因而它只是一封残简。凭此残简,可以推断两天前徐志摩和林徽因有过一次认真的约见,徐志摩这面十分的情意绵绵。但若将其想象成古诗古剧中长亭外恋人的分手,则未必合乎实情。要是林徽因果真和徐志摩一样情意绵绵,月色不会凄清,两天后徐志摩何至于这样悲戚。合乎情理的想象应该是,林徽因再次宣告了徐志摩这些日子的期盼仍是个泡影。有可能,林徽因在凄清的月下告诉他,自己已决定七月份与梁思成双双赴美留学。信中说的“离别”,并非眼前的挥手,乃是几月后将相距万里迢迢,是长达数年的天各一方。 
    徐志摩彻底绝望,在第二年与陆小曼的热恋中,还对新恋人倾诉: 
    我倒想起去年五月间那晚我离京向西时的情景:那时更凄怆些,简直的悲,我站在车尾巴上,大半个黄澄澄的月亮。在东南角上升起,车轮阁的阁的响着,W还大声的叫“徐志摩哭了”(不确);但我那时虽则不曾失声,眼泪可是有的。怪不得我,你知道我那时怎样的心理,仿佛一个在俄国吃了大败仗往后退的拿破仑,天茫茫,地茫茫,叫我不掉眼泪怎么着? 
    (《爱眉小扎》) 
    林徽因留学回来已成梁家媳妇,徐志摩也与陆小曼终成眷属。两人重逢,或坎坎坷坷,或几经沧桑,彼此都已成熟,真正成了知己。尽管外界时有流言蜚语,他们的交往却十分坦然,相知越来越深。徐志摩的突然罹难,格外使林徽因感到失去知音的无限痛惜。徐志摩匆匆由南方赶飞北平,正是为参加当晚她为外国驻华使节作的中国建筑艺术讲座。说徐志摩为林徽因而死固然不妥,但她心含歉疚该在情理,当然不胜哀痛: 
    突然的,他闯出我们这共同的世界,沉入永远的静寂,不给我们一点预告,一点准备,或是一个最后希望的余地。这种几乎近于忍心的决绝,那一天不知震麻了多少朋友的心。现在那不能否认的事实,仍然无情地挡住我们前面。任凭我们多苦楚的哀悼他的惨死,多迫切的希冀能够仍然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事实是不会为体贴我们这悲念而有些须更改;而他也再不会为不忍我们这伤悼而有些须活动的可能!这难堪的永远静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残酷处。” 
    (《悼志摩》) 
    梁思成前往撞机的济南附近收尸,带去了林徽因亲手制作的希腊式铁树叶小花圈。北平的追悼会也是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和余上沅布置的。有文章说,林徽因主持了追悼会,“全身穿孝,左右两名健妇搀扶这希腊雕刻型美妇人,哭得成了个泪人儿,直往地下倒去,乱碰乱撞,恨不得立刻死了就好的。”()纯属粗鄙的谣传。 
    头两年忌日,林徽因都哽咽着嗓子,用鲜花围住逝者照片,和朋友们默默相对。以后她不满意这悼念的通常形式,认为近于伤感,又不够庄严,除点明阴阳两界的阻隔外,实在没有什么纪念意义。第三个周年,林徽因恰好在浙江考察古建筑。那天火车驶过海宁硖石,她站在车门外,凝望故人家乡,身处幽暗的站台,又一次泪水溢出了眼眶。尽管她仍不满意自己的伤感,但伤感与否哪里能由自己把握。她想起徐志摩的诗,依旧是伤感的诗句: 
    火车禽(擒)住轨,在黑夜里奔: 
    过山,过谁,过陈死人的坟; 
     
    就凭那精窄的两道,算是轨, 
    驮着这份重,梦一般的累坠。 
    四年后林徽因终于挣脱出这份伤感,她告白徐志摩:“你应当相信我不会向悲哀投降,什么时候我都相信倔强的忠于生的。”林徽因理智地认识到,“他人格里最精华的却是他对人的同情,和蔼,和优容”。在她的心里,徐志摩的信仰正伴随着她前行: 
    虽然四年了你脱离去我们这共同活动的世界,本身停掉参加牵引事体变迁的主力,可是谁也不能否认,你仍立在我们烟涛渺茫的背景里,间接地是一种力量,尤其是在文艺创造的努力和信仰方面。间接地你任凭自然的音韵,颜色,不时的风轻月白,人的无定律的一切情感,悠断悠续仍然在我们中间继续着生,仍然与我们共同交织着这生的纠纷,继续着生的理想。你并不离我们太远。你的身影永远挂在这里那里,同你生前一样的飘忽,爱在人家不经意时莅止,带来勇气的笑声也知识那么嘹亮。还有,还有经过你热情或焦心苦吟的那些诗,一首一首仍串着许多人的心旋转。 
    (《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悼念徐志摩的文章不少,而写过两篇悼文的作者,唯郁达夫、沈从文及林徽因。郁达夫和徐志摩同窗,沈从文受过徐志摩提携,两人都写得情文并茂,但又都不及林徽因的浓烈、深沉。 
    才子追佳人未能终成眷属的故事并不少见。少见的倒是,虽不能成眷属,却一直保持着友谊。尤其是林徽因,不拘陋习,仍与志摩坦然大度地保持往来,乃至引为知己,堪称女性中的超凡脱俗之辈。后人与其捕风捉影,乐道于虚妄的恋情,不如正视史实,咀嚼他们的作为,发扬其所显示的美好人品。

   林徽因的才华首次展示于社会是在泰戈尔访问北京的那些日子,一九二四年四、五月间。那时泰戈尔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诗翁由北京讲学社请到中国,讲学社的主持者是梁启超、林长民他们。徐志摩担当翻译,也算跑腿的,事先具体联络,后又全程陪同。自四月十二日至五月三十日,长达五十来天,泰戈尔到了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汉口等许多城市,足迹遍及半个中国。他的到来成为当时文化界一大盛事。 
    四月二十三日,泰戈尔一到北京,林徽因就往车站参加了欢迎、接待。 
    二十五日,她与梁启超、林长民、胡适等一起陪同泰戈尔游览北海,参观松坡图书馆,又赴静心斋茶会。 
    二十六日,又与徐志摩、陈西滢等陪同泰戈尔游览京郊法源寺,观赏丁香花。 
    二十七日,林徽因陪同泰戈尔游览故宫御花园,并拜会溥仪,兼作翻译。晚上陪同参加北京文学界欢迎请泰戈尔宴会。 
    二十八日,她与梁思成等陪同泰戈尔往天坛同北京学生见面。徐志摩担任翻译。 
    二十九日,再与胡适、徐志摩、王统照、颜惠庆等人陪同泰戈尔,午前参加北京画界在贵州会馆的欢迎会。下午参加庄士墩的招待。 
    下旬,她还与丁西林、胡适等人陪同参加了凌叔华在私宅举办的欢迎泰戈尔家庭茶会。 
    许多天来,林徽因的陪同日程总是满满的。 
    泰戈尔同北京学生见面的场面,在吴咏的《天坛史话》中有生动的描写:“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徐志摩的翻译,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瀑流泉,淙淙可听。”因其记述的生动,这段文字流传甚广,因此地点也误传在天坛。有的传记夸张成“天坛前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另有传记重墨渲染:“祈年殿飞檐上的风铃,流水般摇响一片铜声的静穆,如一曲高远的梵歌,悠悠自天外飞来。”原先泰戈尔讲演确实定在天坛的圜丘,但考虑学生经济多不富裕,天坛门票又贵,于是临时改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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