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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的那天晚上，严君故意磨磨路路木回家，他心里也是有些感觉的，难道她就为了等大家都走光了，她向他说那番话吗？她当时的态度是那么郑重，使得他也莫名其妙地郑重起来了。
“你托我办的事，我办了。”
“是吗？”他以为出了什么问题，“那个胡同的传呼电话木好打？”
“我没打电话，我去了一趟。”
“懊？”他迎住严君的目光。
严君却躲开他的注视，低声说道：“你知道她的父亲是谁吗？”
“谁？”
“旧市委的政法部长，施万云。”
“我知道，南州市第一任检察长嘛，老头儿现在没什么问题了。”不知为什么，他竟然向她解释起来了。而她却迎头泼了一瓢冷水：“还没做结论，挂着呢。”
严君特地去萌萌家，又特地把施伯伯的身份告诉他，这里面的意思，他能感觉出一点来，但又不能太肯定。现在萌萌提起严君来，会木会也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在里边呢？谁知道。
幸好，萌萌自己把话引开了。
“哎，志明，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去不去十一广场？”
“十一广场，干吗？”他明知故问。
“安成他们厂团委要往十一广场给总理送花圈，咱们一起去助助威。”
他犹豫了一下，没搭腔。
萌萌又站住了，像是明白了什么似的哼了一声：“难怪我姐姐不喜欢当警察的，你们都是些冷血动物。”
“我也是？”他低头问了一句。
“你，你是一杯温域水。”停了一下，萌萌又问：“你不敢去，是不是怕你们领导知道？”
他张了半天嘴，不知该如何一言以蔽之。十一广场，他并不是木想去，也不是伯领导的什么脸色。他的隐衷，怎么和萌萌说清楚呢？
这几天，南州市空气中弥漫着的那股火药味儿，已经越来越刺鼻子了。几乎满城都在议论十一广场出现的那几个不大寻常的花圈，议论上海港工人悼念总理的“汽笛事件”和（文汇报）文章的风波。今天下午，从市局办事回来的组长陈全有又悄悄向他透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南京有人把反动标语用柏油和水氯松刷在火车上带到了北京；北京，据说也是人心浮动，有人往天安门广场送了花圈
“市局大楼里，气氛紧张得很。”身高体胖的陈全有和志明的办公桌对面紧挨着，虽然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但陈全有还是把大半个身子探过来，压低了声音说：“我在里面刚呆了五分钟就觉出来了，大家谁也没心思正经办公，都在底下议论纷纷。”
周志明没动声色，他当然明白大陈的所指，但却故意问了一句：“议论什么？”
“你不知道？十一广场上也有人送花圈了，还有人轮流守在那儿呐，你不知道？”
“那不是悼念周总理吗，有什么不好月他仍然放做糊涂地说，”市局机关那帮人，就是爱大惊小怪。“
“咳咳。”陈全有也笑笑，附和地点点头，不再解释了。周志明心里知道，大陈这个人，工作上满有魄力，但在政治和人事方面，却是明哲保身的。无论什么事，都是心里有数，嘴上一向难得说出来。既然自己一味装糊涂，大陈当然更不愿明言了。
对十一广场上的事，萌萌不会像大陈那样闪烁其辞，但她似乎也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尖锐过，“你们有些干公安的，就是让人看不惯，他们木怕老百姓，也不怕客观事实和自己的良心，就是怕他的顶头上司，你承认不承认，就有这种人？”
怎么没有呢，他心里当然是承认的。可在感情上却木舒服。他不希望萌萌是个尖刻的人，尽管她在你们“干公安的”面前，很有分寸地冠了个“有些”的限制词，但物伤其类，毕竟使人不快。就他自己来说，他没有爽快答应清明节陪萌萌一起去广场，就绝不是缘于对顶头上司的惧怕，他要是想去，完全可以搞得单位里人神不知。说实在的，别看他是干公安的，他倒是真心希望现在人们都出来闹闹事才好，这些年，大家在感情上是太不痛快了。有时当着一些同学朋友的面，他甚至还忍不住要说几句怂恿的话呢。但是在理智上，他又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个当口上去广场送花圈，绝非一件平常小事。他是替萌萌、季虹和安成他们担心，他已经意识到的那种不安，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要是真的跟随他们前去呐喊助威，岂不是火上浇油吗？但若不去，又会招致萌萌反目相视，这种矛盾的心情，怎么向萌萌说清呢？说我不去是为了你们？那萌萌非送他一声冷笑不可。
他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吁了口气，“再说吧，到清明节再说。”
萌萌也吁了口气：“你要为难，就别去了，没事。”
他能分辨出来，萌萌这话是真心的，萌萌不忍难为他。可是最后她却又饶上了一句：“看来警察也跟军人一样，没有自己的思想，上级的思想就是他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感情，上级的感情就是他的感情；没有自己的意志，上级”
“得了。”他不耐烦了，“你根本木了解警察，你们都不了解，警察也有各种各样的。”
萌萌笑了笑，“有冷血动物，有提线木偶，有行尸走肉”她注意到了他的脸色，收住了话头，笑着看他，“我要把你逗哭了吧？”
远处，电讯大楼的钟声沉闷地响了，他们木再说话，似乎都在各自的心里默数着钟响的次数。啊，十点了。胡同口，一辆用北京吉普改装的宣传车徐徐开过，高音喇叭里放送着一个语调激昂的声音：“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辩论波及到全国各个领域。当前，社会上一小撮‘隐士’和‘逸民’制造谣言，妄图混淆斗争的”
汽车走远了，广播的声音渐渐听木见了，街上又恢复了夜晚的宁静，萌萌不往前走了。
“我回去了。你明天什么时候来？”
“来，听你和你姐姐骂警察？”
“瞧，”萌萌一脸缓解的微笑，“我说是逗你嘛，你还真急了。明天早点来，给我爸爸说说湘西吧。”
萌萌的笑能使一切变得温和、美好。可他仍然用一种不甘奚落的口吻回了她一句：“你又没骂我，我急什么？”
图志明到现在才隐隐约约地有点明白了，工具，用工具这个词儿来形容他们公安人员，并不是什么好话。和人们常说的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种机构的性质定义全然不是一回事，而像萌萌说的那样，等于是在骂他们当警察的不是人，或者只是一群徒有四肢而无灵魂的人，一群物化了的人。他明白了这个词儿所包含的那种鲜明的贬意和蔑视。
然而，这能怪谁呢？专政机关就是这么一个“准军事”的性质，公安人员就应当养成服从命令的习惯，怎么能凭着个人的意志和个人的主张而随心所欲呢？不能，公安就是公安，它的纪律就是服从，这是无可置疑的。可是，在周志明内心深处的感情上，在最朴素的，甚至于接近本能的直觉上，他常常又觉得萌萌的话也有某些道理。他在湘西同陆振羽的那场辩论中，不也是持了同萌萌一样的观点吗，然而孰是孰非呢？
他不由又想到那个案子上来了，他一直拚命躲避而又躲避不掉对这案子的回忆，这是在他七年公安工作的履历簿上的一个最大最触目的惊叹号。这几天，他的脑屏上怎么也离木开那一叠子棕黄色的卷宗，离不开那卷宗的封面上，严君用秀丽而不沾脂粉气的笔体写下的案号——311。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这案子的结局，究竟是肯定了陆振羽，还是肯定了他呢？
311案的案犯徐邦呈是三月十一日发现的，而周志明实际接触到这个案子，却是在这前一天，三月十日。
那天晚上他是在邻居王大爷家里吃的晚饭，自从父亲住院以后，他就一直在王大爷家里凑饭局。王大爷是城东区房管处看大门的，平时爱喝两口，量虽然有限，可每天每顿都不能断。听他老伴潮大妈说，三年自然灾害那会儿买不到酒，把酒精兑上水也得喝，足见嗜酒如命。那天王大爷照例喝到半醉，脑袋晃晃地突然对他说了这么一件事。
“哎，志明，你说怪不怪，我们单位一个老太太，前儿个在街上碰见她死了好多年的侄子啦，看得真真着看的，还说她侄子比年轻的时候胖了点，可嘴唇上那颗痞子还那样儿，大伙都说她是见了鬼了。”
“你们那儿的人，都迷信，哼。‘哪大妈一脸不屑的样子。稍停，又忍不住地问：”那老太太没跟她侄子说话吗？“
“她刚要说，一晃，没啦！真邪性了。”
王大爷的小女儿淑萍向来寡言少语，这时却闷头插了一句。“我就不信。”
“人家亲眼看见的，你还不信？”王大爷急赤白脸地说，“老太太吓得今儿晚上都不敢回家啦。志明，你说可信不可信？这死而复生的事儿，自古就有，那牡丹亭”
他笑笑，调解似的说：“说不定那老太太平常想念她侄子，由于大脑生物电流的作用，突然产生幻觉，像真的见到活人站在面前，也是可能的。要说死而复生，那得看是什么样的死，我们上法医学课的时候讲过，人死有两种：一种只是呼吸停止，脉搏中断，就是心不跳了，医学上叫临床死亡，俗话叫假死，这种死也许还能活过来。另一种是真死，就是身体从根本上丧失了新陈代谢的能力，医学上叫生理死亡。她的侄子既然已经死了多年，那当然不会再活了。”
他当时并没把这当回事，以为不过是王大爷酒后无聊，摆摆龙门阵而且。谁知道第二天刚一上班，科长段兴玉在机关大门口把他给截住了。
“刚才纪处长从局里来了个电话，城东分局昨天接待了一个要求协助寻找亲属的来访群众。市局马局长认为有点儿怪，要我们处派人去谈一下，分局的同志今天又把那个来访的人找去了，你跟我去～趟吧。”
城东公安局离五处不过七、八里地的路程，他和段科长乘了一辆北京吉普，穿过几条繁华的街道，不一会儿便开进了一座古旧的大院子里。
段兴玉同两位分局的干部简短交谈了一下，便和他走进了接待室。接待室很小，约莫和他们组的办公室差不多宽窄，靠里墙的窗下摆了张桌子，桌子对面是两条没有靠背的长条凳，长条凳上坐着两位来访者——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上了年纪、胖得出奇的女人。
周志明坐在桌子一角，整个谈话过程中，他除了偶尔插问几句外，只是集中精力把段兴玉和那两个人的“问答”详尽地记在稿纸上。
中年男人情绪松弛，和胖老太太的忐忑不安形成鲜明对比，他说话的时候态度随便，脸上几乎始终笑呵呵的。
“唉呀，我们这老太太还有点儿迷信呢，昨天吓得都不敢回家了，我们找人陪了她一宿，她还有心脏病”中年人当着老太太的面毫不顾忌地揭她的短。
老太太发着疟疾似的摇着头，不住地嘟嚷：“我不怕，我不怕，我怕什么？我是他婶子！我一个人懒得回家住”她说话的时候，脸上的肉像是要炸开一样抖动着。
“您是城东区房管处的负责人？”段兴玉向中年人问道。
“我是房管处的工会干部。昨天就是我陪她到这儿来的。她在我们食堂里是年头最老的炊事员了。”
段兴玉把目光移向老太太：“您能不能把情况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