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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严君的某些细微的表情又使她困惑不解，“她干嘛反要谢谢我呢？”在公共汽车上，她这样想着。
二十三冷冷的站台上，怯生生地打量着这个同刚才那辆小火车一样老旧的小小车站。在一排简陋的砖房旁边，有些木栏杆向左右延伸，栏杆上早已胶满了狼藉不堪的灰垢，唯一新艳的，是贴在上面的用粉红纸写的一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标语。
她提着一只木大的提包随着零落的乘客走出站台。按严君的告诫，她没敢买什么高级食品，提包里只装了两包普通糖块，一包点心和几斤苹果，显得空晃晃的。刨掉回去的车费，身上还剩下十几块钱，她木知道这些钱能不能被允许留给他。
出了车站，不知该怎么走，手搭凉棚，四外望去。这里，除了几段被芜草蔽没的年深残毁的断墙之外，便全是光秃秃的庄稼地了。收割后的麦田在暑气蒸烤下散发出异常干燥的气息。远处的大道上，一辆大约是慈格太后年代的大鼻子汽车停在那儿，她盲目地随了人们向汽车站走去。
汽车的拉门前，站着一位身材矮胖的姑娘，脖子上挎着皮制的售票夹。高声叫着：“快点儿，跑两步，开车啦！”
准备上车的人跑起来，她也随着加快了脚步，到了车跟前，她对售票员问道：“同志，去自新河农场，坐这车”
“上车吧。”胖姑娘不等她说完就挥挥手，“这就是农场的环行班车。”
这可真是辆老古董车了，柴油机引擎发出劈里啪啦的响声，开动起来，整个铁皮车身都在左摇右晃。肖萌紧张地抓住一只座位的扶手，显得有点儿狼狈。售票姑娘靠在油漆斑驳的拉门上，身体随了车子的晃动，倒溶合进一种特别的节奏感之中。她老练的招呼着乘客买票，不住地同熟人谈笑风生地闲扯，肖萌好容易凑了个她低头数钱的机会，问道：“同志，我是来看人的，请问该在哪儿下？”
“那个人是哪个分场的？”胖姑娘反问。
“自新河农场”
“我知道，一下火车就算踩上自新河农场的地圈了，我问的是哪个分场，这儿有八个分场，还有几个工厂，··”
“我也不知道哪个分场，可能”
“那个人是干嘛的？”
“噢，是犯人吧，”胖姑娘恍然地说，“你是不是来探视的？”
大概满车的人都把鄙视的目光集中在她身上了，她的背上像有无数小刺作怪，脸上烧起一片火来。
那售票姑娘倒是见惯了似的，毫不在意，给她打了张五分的车票递过来：“要是不知道他在哪儿，就先到总场场部下车吧，到场部打听打听。”
于是她在场部下了车，问了三个人，才辗转找到了狱政科的接待室，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干部接待了她。
“你是周志明的什么人呀？”她一边翻着卡片柜一边问她。
“我是，他爱人。”她生怕关系远了不让见。
“爱人？”女干部抽出一张卡片看着，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没填呀。”扭过头来，又对她说：“你这次来，事先跟砖厂联系好了？”
“什么？”
“我们这儿有没有给你发通知书，或者是他本人给你写了信叫你来？”
“不，我不知道，没有。”她紧张起来。
“没有？”女干部放下手中的卡片，皱起眉毛，“没通知怎么就来了。你的介绍信哪，我看看。”
“我没带介绍信，我不知道要介绍信的。”
“那你的工作证哪，也行。”
‘我没工作。“
“户口本带了吗？”
她愣在那里。
女干部有些木耐烦了，关上了卡片柜子。
“规定带的证明你都没带，那就不好办了。这样吧，你先到招待所住下，能不能见，等我们跟砖厂联系了再说。”
砖厂？女干部几次提到了砖厂，显然周志明就押在那儿。施肖萌接过一张介绍住招待所的条子，走出了接待室。
她在招待所熬了三天，天天都去接待室询问结果，头一天得到的答复是：“还没联系上。”
第二天的答复是：“正在研究。”
到了第三天，接待室终于有了个能摸得着的说法，“最迟明天做决定，你明天来吧。”
明天，就是第四天了。她“失踪”了四天，不敢想象家里头，特别是母亲该是怎样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明天一定要见上他，不能再拖了。所以她第四天一大早就堵在接待室门口，堵上了那位第一天接待她的“老太太”。
“老太太”让她在屋子里坐下，先给她倒了杯开水，然后才慢慢开口问道：“你到底是周志明的什么人？”
“我是他未婚妻。”
“未婚妻，噢——，这样吧，你把通讯地址留下，先回去，究竟什么时候可以探视，我们给你发通知。”
她脸色苍白地站起来，用全部力气克制着自己愤怒的眼泪，一句话也没说便往外走，把那“老太太”弄得愣住了，直到她跨出门槛才在身后说了一句：“地址也不留了吗？”
她连头也没回，浑身发抖地走到大路口，这就是四天，足足等了四天所得到的答复！她恨得胸口发闷，觉得这儿的一切都是那么可惜。
大路从脚下伸向远方，柏油路面在烈日下蒸着虚抖的热气。在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北京吉普，司机把头理在扬起的前罩盖下，背上的衣服渍出一片汗渍，一个六十来岁的干部在旁边来回踱着步子。她向他们走去。
“同志，访问去砖厂怎么走？”
那个干部扬起一张瘦瘦的脸膛，很麻利地打量了一下她，用微哑的声音答道：“往西，一直走，再往北，远得很哪。你不是农场的孩子吧，到砖厂去做什么呀？”
“找人。”
“你是从南州来的还是从哪儿来的？砖厂有你什么人呀？”
她没有回答，转身向西走去，心里头感到厌烦。在这些公安干部眼睛里，好像谁都是坏人似的，都得接受他们刨根问底的盘问，她讨厌这些盘问，也害怕这些盘问，她虽然背着家里跑出来，像个冲撞了闺戒的姑娘不顾一切地去私奔，但她毕竟害怕被人查到底细而连累家里，只盼今天一切都平安无事吧。
加快脚步走了一段路，背上已是汗水津津，远远的，传来一阵汽车的马达声，越来越近，突然在她身后更然而止，显然是冲她来的。她心惊肉跳地转过头，只见刚才那位给她指路的老头子从吉普车里探出身来，招呼她说：“喂，小鬼，要不要我们给你捎个脚啊？我们也是去砖厂的。”
她犹豫起来。那人又笑着说：“凭你这两条腿呀，怕要走到后晌去了，上车吧。”
她不管三七二十一，上了车。不知道这老头儿还得问她什么，她低着头，不说话，车子又开动起来。
“姓什么呀，小鬼？”
看，来了！“姓史。”她灵机一动，话到口边把施音念成了史育，这样就算以后给查出来，也还可以圆。
“砖厂有亲戚？”
“有，是犯人。”她索性自己先说了。
“嗅，叫什么？”那人的目光漫不经心地飘向车窗外边。
“叫周志明。”
“周志明？”那人转过头来，看了她一眼，思索着说：“是原来在市公安局工作的那个吗？”
她点了一下头。老头儿显然有了点儿兴趣：“你是她什么人呀？”
老头I［的表情没有半点儿恶意，但她仍然不愿多说话，“未婚妻。”
“啊——，”老头儿点点头，又把视线移向车外。
一路上他们没再说什么。到了砖厂，老头儿领她找到了一个姓常的干部后才办他自己的事去了。
这个干部有三十多岁，一副阔边眼镜给他不怎么好看的脸上添了些文质彬彬的风度，他把她领进一间办公室里，问道：“不是叫你回去等通知吗，场部没跟你说？”
施肖萌长到这么大，从来没有这样哀求过别人，“同志，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求求你让我见一面吧，哪怕一分钟半分钟也成，求求你。”她望着那人的脸，心里有点地急了。
那人扶扶眼镜，郑重其事地思考了一下，说：“你先坐一会儿吧，我们研究研究。”
那人走出了屋子，她满心焦急而又无可奈何地坐下来。屋子里的摆设不多，办公桌、文具柜，都是那么简陋、陈旧，墙皮上暴起一块块白花花的硝渍，叫人看了挺恶心；房顶大概是被冬天里取暖的炉子熏的，乌黑一片，早已埋没了原来的本色。
四周围很静，静得让人害怕，空气中重压着透不过气来的闷热，有人从房前跑过，略步的脚步声沉重地砸在地上，在寂静中格外震耳。屋子的门吱地响动了一下，把她吓了一跳，看时，却不见有人进来。一会儿，有两个人在门外说起话来。
一个细得像女人一样的声音：“马树峰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管，连犯人家属探视也得插一杠子，真他妈的”下面骂的脏话她没听懂。
另一个声音断断续续：“跟他一起坐车来的，可能认识”这是那个戴眼镜的干部。
细嗓刀又说：“认罪态度那么坏，就不该让他见，况且”越说越细，怎么也听不清。
戴眼镜的干部附和着说，“马树峰既认识那女的，可能也认识周志明，要是让那女的见他，说不定她会把那份诬告材料直接捅到马场长那儿去。而且昨天小丁也问我周志明是不是写了份材料，我问他干嘛，他又木说，哼，他对周志明倒是挺关心的”
“让他们桶去，我怕个什么，别说马树峰这么个挂名副场长，就是捅到陈政委那儿去，我也不怵。他那份材料我昨天又看了一遍，通篇都是攻击性言论，过两天我还想在犯人中公布出来呢。这家伙一来我就看出来了，那副公安干部的架子还端着那，典型的话L说乱动‘，非好好杀杀他的气焰不可。”
这一段话，细嗓门儿也把声量放大了，施肖萌一字不漏地听在耳中，虽不很了解其中的原委，但却能明白无误地感觉到周志明似乎面临着某种危机，她心里害怕！
戴眼镜的声音又低下去，“那你看”
细嗓门儿赌气般地抬高声音，“叫他见，革命的人道主义还要讲嘛。你跟那女的交待一下，叫她也配合做做工作。”
以后又静下来，施肖蔚抬起手腕，那块没有卖掉的手表啼啼嗡嗡响着，时针斜指在十一点的位置上，一阵烦躁袭来，背上像爬上了毛毛虫，她魂不守舍地从凳子上站起来往窗外张望。
‘攸，“身后突然有人出了声，回头一看，戴眼镜的干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进了屋，他拉开桌子的抽屉，一边找着东西一边对她说：”我们研究了，决定特殊照顾你一下，让你见，现在我先把情况和你介绍介绍。哎，你坐吧，坐吧。咂，周志明到这儿来，·，来了一个月了，认罪态度一直没有端正，表现是不好的，这样下去有什么前途呢？一点儿没有。你见了他，也可以从你的角度配合政府做做工作嘛，可以说说外面各条战线的大好形势，也可以好好劝劝他脱胎换骨，认罪服判，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新人嘛。啊——“他拿出一个挂着小木牌的钥匙，”走吧，跟我来。“
她跟他出了屋子，绕过这排平房，又穿过一条斜坡路，一个用电网高墙围绕起来的大院子赫然出现在眼前。他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