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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城东区房管处的负责人？”段兴玉向中年人问道。
“我是房管处的工会干部。昨天就是我陪她到这儿来的。她在我们食堂里是年头最老的炊事员了。”
段兴玉把目光移向老太太：“您能不能把情况再谈一遍。昨天您在哪儿，怎么见到他的？”
“我都说过了，就在兴华路，兴华路的津味包子馆那儿。我每天上班路过那儿都要买包子，那儿的包子”
“是靠火车站的兴华路吗？”周志明一边在本子上飞快记着，一边问。
“是呀，是呀。那儿有个包子馆，我每天”
“那时候大约几点钟？”段兴玉问。
“也就是六点多钟吧，我每天七点上班，食堂本来是六点上班的，领导上照顾我年岁”
“您六点钟看到您的侄子，对吗？他当时在干什么？”
“他？他在九路电车站看站牌子呐，后来电车来了，他就上车去啦。”
“他是独身一个人吗？”
“好像是，反正我没看见别人跟他在一起。”
“那么——，您来找公安局，是木是想让我们帮助找到您这位侄子？”
“是呀，”老太太愣了一下，不无恐惧地又说，“可他明明已经死了呀，死十年了，怎么又活过来啦？我知道现在没有鬼，我不迷信，可他怎么又活过来啦？”
屋里静了一会儿，段兴玉问：“会不会是因为您总想念您的侄子，迷迷糊糊地看错人了？您再仔细回忆回忆。”
“迷糊？我不迷糊。您别看我那侄子念大学那会儿总住在我家里，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想他。昨个儿我真的没看错。他比过去胖了点儿，可嘴边上那颗黑痞子还在那儿，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我还叫了他一声呐，他小名叫四远，我叫他一声四远，他扭过脸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正赶这寸劲儿，九路电车来啦，他急急忙忙就上去了。我不会看错的。我这么大岁数，还能瞎说吗？”
周志明一边记录一边想着，王大爷果然不是酒后胡言，还真是有人“死而复生”了。段科长没再耽延，草草结束了谈话，向分局的同志要了材料，行色匆匆地离开了分局。周志明跟着段兴玉后面钻进了吉普车，没有多问。虽然他还不能从这场谈论中立即得出什么明确具体的判断，但从段科长的脸色上，却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急迫。果然，在回去的路上，段科长从分局给的那叠材料里抽出一张纸来，递给他，说：“你看，分局的动作还是满快的。”
这是一张字迹潦草的电话记录稿。他在车座的颠簸中看下来。
“来电话单位：湖南省湘西吉首县公安局；来电话人：李代远。通话内容：昨日你局来电查询徐邦呈下落一事，据我们了解，徐邦呈，一九四①年生，原系我县城北甲村人。一九五八年考入南州大学西语系，一九六①年因乱搞两性关系问题受到留校察看处分，毕业后分配往新城地区做外贸工作，又因反动言论问题被开除工职遣回湖南原籍。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徐上山砍柴时失踪，经当时我县公安局军管会调查，将徐按自杀死亡处理。特告。”
看完，他的眉头紧锁起来，段兴玉看了他一眼，问道：“明白了吗？”
周志明的视线又落在这张电话记录上，琢磨着说：“从这个电话上看，这位老太太的侄子在十年前的死亡并没有确实可靠的佐证，大概当时那个军管会查不出究竟来，就马马虎虎定个死亡结论了事。可是”他迟疑了一下：“如果这人还活着，这十年流浪到哪里去了呢？”
“从老太太看到的情况分析，他的衣着整洁，并不像个浪迹无定的‘盲流人员’。”段兴玉翻着分局同老太太头一次的谈话记录，思索着说：“我们是反间谍部门，马局长要我们过问这件事，恐怕是，，周志明恍然大悟，接过话头说：”这家伙在地处边境的新城地区工作过，对边境情况熟，会木会在六六年跑出去了？“
段兴玉点一下头，说：“如果你这个估计不错的话，我们现在是一刻不能耽搁，得马上有所动作了。”
他们回到处里的时候，处长纪真已经等候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了。共同的经验使得这些老侦察员常常会产生相近的判断，纪处长见到他们的头一句话就问：“情况如何，是人，不是鬼吧？”
段兴玉并没有立即回答纪真的问话，把材料—一取出，等纪真测览了一遍，才说：“分局干得不错，已经和吉首公安局取得了联系，还根据来访人的描述绘制了摹拟画像，跟徐邦呈六十年代在南州大学上学时的照片相比，有点像。”随后，又转脸对陈全有说：“大陈，你过去是搞外线侦察的，据你看，如果查找这个人，照片和画像哪一个价值大些？”
陈全有是六二届公安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后做过两年外线跟踪工作，六四年才调到五处搞内线侦察，因此号称“里外一把手”。他接过照片和画像，来回看了几遍，说：“画像嘛，价值可能更实际些，因为是根据目击者记忆犹新的印象制作的，当然更有利于外线侦察员的识别。虽然和本人十多年前的照片距离远了些，可是固定特征基本没有改变。你们看，眉距、眼宽、鼻翼的形状、嘴形、耳形、发际五官骨骼的比例等等，都和照片很接近，从这几方面分析，这幅像画得可能还是比较成功的。”
纪真挥手打断了大陈的话头，叫段兴玉收拾起材料，两个人急急忙忙坐车赶到市公安局去了。
中午时候，段兴玉回到科里，他们才知道局里已经正式批准立案。徐邦呈的摹拟画像已开始复印下发。周志明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案件的开端还是顺利的，虽然外线处因为当天下午的批邓大会“雷打不动”，致使飞机场、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在晚上七点二十分之前一直未能封锁，但那天夜里城区各分局以治安检查的名义，对大小旅店和住客的洗澡堂进行的清查，还是满认真的，结果在夜里四点多钟，城南分局在“为民旅馆”四层楼的一间客房里，发现了徐邦呈。不过，根据他们的要求，分局的同志没有惊动他。
于是，这个案件的第一个矛盾就出来了——对徐邦呈，捕，还是不捕。
周志明知道，段兴玉是不主张马上逮捕徐邦呈的，因为不许外线和分局擅自惊动徐邦呈这一条，就是他先提出来的，纪真当时也赞成，他们在向马局长汇报时，马局长也没有提出异议，如此分析，段科长、纪处长和马局长都属于“不捕派”。但是，第二天上午的决策会一开，却决定对徐立即逮捕。这个会的参加者，除开三个“不捕派”之外，就只有主管侦察工作的副局长甘向前了。显然，甘副局长是“捕派”。
周志明从刑警大队调到五处已经有五年了，以他对反间谍斗争的那点知识和经验看，徐邦呈显然是不应当匆忙逮捕的。他不知道决策会上这个反常的决定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和背景。那天中午纪处长和段科长开会回来，虽然并没有向他们说起会上的情形，但这沉默本身，就足以使人想象出这个会是怎样一种不愉快的气氛。
周志明和甘副局长的直接接触，就是在这个案子上才开始的。甘副局长自从“文革”到南州市公安局参加军管算起，在地方上工作已经快有十年了，但他身上那种军人的威风和干脆果断的个性却丝毫没有改变。对这种个性，周志明似乎并不太喜欢，总觉得有点独断专行，近于跋扈。
记得那次在边境的那个小招待所里，甘向前不知怎么看见了他手提包里带着的那本《普希金诗选），拿过去翻了几页，皱着眉头问他：“普，普什么，普希金？”
他当时有点不知所措，慌慌张张地“啊”了一声。
甘向前把书还给他，却问：“局党委布置的今年内通读（毛选》一至四卷的任务，你的进度怎么样了？”
“已经开始读第二卷了。”
“笔记都按要求完成啦？”
“完成了。每篇文章我都做了笔记，每篇笔记都超过了二百字。我们出发前，处里的政治处专门把我们几个人检查了一遍。”
“哦，”甘局长脸上挂出些微笑，这才指指那本书，说：“这种书，批判地看一点不是不可以，不过还是少看为好。”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嗅，这书列宁也很喜欢读的。”
“是吗？叫什么来着？普希金，啊——苏联作家吧？”
“俄国作家。”
‘给呀，你fIJ这些年轻人啊，“甘局长笑起来，”起码的常识也得多一点才行嘛，苏联就是俄国，一回事儿，啊。“
他哭笑不得。从那以后，他对甘局长的印象便大大地又打了个折扣。
逮捕徐邦呈以后，先是段科长负责这个案件的审讯工作，审了两轮，甘局长突然来了兴趣，亲自出马把审讯接了过去。这一下，周志明倒真是觉得自己成了名符其实的“工具”了。
他、大陈、小陆、小严，他们几个参加这个案件工作的人，都成了孙悟空脖子上的汗毛，只是随时被拔下来一吹，化做一些没有灵魂和血肉的小猴来乌合冲杀一阵，而自身并无任何责任和担子。这个案子究竟应该怎么看、怎么搞，他们完全没有发言的机会，也完全不允许有讨论的空气，一切都要听甘局长的哈喝，在甘局长忙得连哈喝也顾不上的时候，他们就只有闲着··，晚上十点半钟，周志明才回到了家。
和萌萌家住的神农街头条一样，他家住的化龙巷——西夹道，在南州市里也是条僻陋的小胡同，自从“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天改名叫立新巷以后，就更没有多少人知道它了。
周志明把自行车推进小院的时候，对门王大爷家里的日光灯还亮着，听见他的声音，郑大妈推门出来了。
“才回来呀？”她问。
他一看就猜出郑大妈是找他有话说。果然，还没容他搭腔，郑大妈就接着说道：‘刚才，吃饭的时候，你们单位的那姑娘又来了。“
“我们单位的？”
“就是模样地挺不错的那个高个儿，叫什么来着？瞧我这脑子。”
他明白她说的是严君，便问了一句：“她说什么来的？”
“没有，我让她上家坐一会儿，她没坐，走啦。”
听见他们说话，大福子披着衣服也出来了，神神秘秘地冲他说道：“志明，你们公安局的现在是不是又该忙了？据说往十一广场送花圈的不少呢。”
他让大福子没头没脑插的这一杠子给弄笑了，“送花圈，和我们什么相干？”
“不是说不让送吗，我们厂就不让送，你说这叫什么事呀！”
“谁说不让送。”他推开自己家的门，这门平常是不领的，郑大妈和淑萍每天都要进来帮他收拾收拾屋子。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说：“过两天清明节，我还去呢。”
郑大妈的神情倒是挂上了几分郑重，“志明，你兴许还没听传达吧？广场那儿，可是有坏人破坏呢，转移批邓大方向。”
周志明还没回答，大福子倒先数落开了。
“妈，您又听传达了是不？得了得了，人家志明是公安干部，人家听剩下的，才轮到您呐。哎，志明，回头要去咱们一块去啊。”
“瞧瞧，衣服也不穿好，感冒我可不管你。”郑大妈也把话岔开了。
看着郑大妈和大福子回去了，周志明关好门。他懒得去开灯，四肢松懈地倒在床上，漫不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