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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宽拿过琴，要自己试试，也噼里啪啦来了一通，却并不像那么回事儿。
“我什么时候能弹成你这样啊？”严宽很沮丧。
“那好办，你跟着我学，我把我会的教给你，你就能弹成我这样了。”大长毛说，“先说这个音箱你要不要？”
严宽买了音箱，跟何小兵一商量，正好他们也要找老师，两人一起学学费还能打八折，于是两人投师在大长毛门下，每周去大长毛的家里上一次课——没过几天大长毛就不在琴行打工了，因为老板要求上午十点开门，大长毛起不来，被开掉了。
何小兵和严宽都觉得丢了这份工作很可惜，因为在琴行上班可以随便弹那里的好琴。
“我怎么能为了挣那几百块看摊儿的钱和多摸几下吉他，就牺牲了自己的睡眠呢！”这是大长毛离开琴行后常说的一句话。
大长毛跟人合租了一个两居室，他和女朋友住一间，合租人住一间，客厅公用。那个人白天去上班，大长毛招来一堆人弹琴也没人管。
有一次夏雨果放了学来找何小兵，正好大长毛的女朋友也在，一个剃着光头，鼻子、舌头、肚脐上都穿了铁环，毫无姿色的女人，叼着烟，特大无畏地对夏雨果说：“咱们做摇属的，要学会奉献、坚持、忍耐，我为他都打两次胎了。”从此以后，夏雨果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你跟着这种人能学到什么好啊？”夏雨果问何小兵。
“我就跟他学弹琴，不学别的。”何小兵说。
但是一个多月过去了，何小兵发现并没有学到什么。每次上课，大长毛都躺在被窝里，衣服也没穿，散着头发，裹着被子，像一个被凌辱过的女人，让学生们围着床坐着，先扯些和弹琴没关的事儿，比如昨天打麻将，又赢了多少钱，或者哪个乐队的演出演砸了，没拿到演出费，一扯就是半个多小时，然后自己做几个示范，就让学生自己练习了，耗够两个小时，就下课。期间，大长毛还要问学生们带没带烟。
今天是最后一次课了，何小兵已经决定上完就不再跟他学琴了。
何小兵和夏雨果上了公共汽车，正好有一个座位空着，何小兵让夏雨果坐，夏雨果不坐，两站就到了，何小兵也不坐，便把吉他放在座位上，站在一旁扶着吉他。
夏雨果到站下车了，在车下跟何小兵挥手再见。车启动，夏雨果看着车走远，然后向学校走去。
这一瞬间，何小兵觉得自己很幸福。从到北京的第一天起，他就觉得孤独，现在这种感觉已经无影无踪了，他已经是一个有人跟他挥手说再见的人了。这种感觉，让何小兵温暖，融化了心里的一部分寒冷，很多绝望的情绪，变成了希望，何小兵觉得生活似乎发生了改变。
已经坐了两站，何小兵还要再坐八站地，到大长毛家，本来应该坐十一站，下了车往回走一点儿就是了，但何小兵选择坐十站，下车后往前多走一点儿，因为这样能省一块钱。何小兵坐的是空调车，每多五站，就多一块钱。
何小兵有月票，平时都坐月票能用的非空调车，坐多少站都不花钱，但是空调车人少，不会挤坏吉他，只有背吉他的时候，他才坐。
下了车，何小兵戴着耳机，背着吉他往大长毛家走去，十多斤背在身上，一点儿不觉得沉。到路口的时候，一辆摩托车拐弯鸣笛，何小兵戴着耳机没听见，险些被撞到。自打听上摇滚乐，何小兵的耳朵里就没再听进过别的声音。
到了大长毛家楼下，何小兵想了想，没上去，坐在楼下抽烟，过了一会儿严宽背着吉他来了。
“怎么不上去啊？”严宽问。
“我不想跟一个成天躺在被窝里的人学吉他。”何小兵说。
“你管他是躺着还是坐着呢，教得好就行了呗。”严宽说，“走，上去吧！”
“他教得并不好。”何小兵说，“我没觉得我从他身上学会了什么。”
“但他确实弹得挺好啊。”严宽说。
“可他确实教得不好啊，咱们是来学琴的，不是来看他表演的。”何小兵说，“我总觉得，一个当众在被窝里弹琴的人，怎么看怎么别扭！”
“既然都来了，还是上去吧！”严宽说。
“不来我还发现不了我已经不想学了，到这儿以后我才发现自己不想上去了。”何小兵说，“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以后就不学了。”
“你想让我怎么说，实话实说还是编个理由？”严宽说。
“随便。”何小兵说，“或者你什么都不用说，他问起来，你就说不知道。”
“好吧！对了，你那些歌卖了两首，钱给你。”严宽掏出一个信封交给何小兵，“一共三千，你数数，这儿还有个协议，你得签个字。”严宽在学校搞晚会联系歌手的时候，认识了几个唱片公司的企宣，他们也买歌。
何小兵看了看协议说：“不是说好两千一首吗？”
“他们说你是新人，这已经不少了，你要不卖可以把钱退给他们。”严宽说，“要不然你再绷绷，说不定他们还能加一千，那么大的唱片公司也不差这点儿钱。”
“算了，这两首歌写得也就那么回事儿。”何小兵在协议上签了字，“名就别署我的了，写个笔名吧！”
“那叫什么？”严宽问。
何小兵想了想说：“大将吧。”
“行，小兵大将，哥俩儿！”严宽收好协议，“那我上去了啊！”
何小兵看着严宽上了楼，摸了摸信封，决定去找顾莉莉，先还一部分钱。
何小兵打了顾莉莉的手机，顾莉莉正在上班，说不用着急还，何小兵说还是先还了吧，他不习惯欠一个人的东西太久，两人约好顾莉莉下班后一起吃饭。
时间还早，何小兵找了个网吧打发时间。以前了解国内外的摇滚乐信息都是通过杂志，现在有了网络，不用再买杂志了，网上到处都是资讯和乐评，何小兵时不时会关注一下。
何小兵以前还完全相信乐评，乐评说好的专辑，他都会买。随着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和自己评判力的增长，他发现，几乎没有不说好的乐评，但是那些专辑，却并不那么好。现在他知道写那些乐评的人，不是收了唱片公司的钱，就是一味帮朋友吹捧，没有什么人真是为了如实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写，或者即使想写，因为版面有限，发表的也是那些有目的的乐评，那些真实的声音并没有传递出来。
艺术这个东西，有趣就有趣在没有一个客观评判的标准，所以当你觉得一个作品不好的时候，别人——特别是那些德高望重的人——却在说好，还说得像模像样，于是你就含糊了，你也不能肯定他真是这么觉得的，还是违心话。不明真相的人，就中了商业的圈套。
何小兵希望听到绝对正确的声音，如果这种声音不存在，他宁可什么都不听，自己判断。看着那些文章和各种访谈，何小兵突然觉得，这些所谓的摇滚唱片公司和乐评人，虚伪得比谁都厉害，只不过穿了一件印着“热爱自由”的衣服，或打着一面民主的旗帜而已。只要听一听那些唱片，保留自己的真实看法，再返回头看看那些评论，就会发现有多扯淡。
还有点儿时间，何小兵关掉了那些乐评的网页，登录了自己的QQ，看到了王大伟的留言。在复读了第三年后，王大伟依然没有考上大学，他爸觉得让家里出一个大学生的愿望只能寄托在王大伟的下一代了，不如先给他找个工作，早点儿结婚生孩子。在家人的努力下，王大伟进了工厂，在工会工作，不需要会什么技术，只要每年能搞几个类似歌咏比赛、职工运动会这样的活动，就算完成任务了。
王大伟在给何小兵的留言中写道：
小兵，在北京过得挺好吧，都说在北京生活一年，比在小城市生活一辈子都精彩，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你有什么精彩的生活吗，给我讲讲。
有姑娘了吗？我已经搞了一个，她是我们厂的，喷漆车间的，和我岁数一样大，这事儿还没告诉我妈和她妈，怕两位妈知道后，逼我们结婚，我俩都还没玩够呢。
给你写信，是想跟你说个事儿。我工作一年了，攒了三千块钱，想带着被我搞了的这个女的，去北京找你玩玩，吃烤鸭爬长城喝二锅头，顺便让你见见她，对了，她三姨家就住你家那个小区。
你看什么时间方便，告诉我，我请假赴京。
何小兵发现自己已经和王大伟有了距离，从他的言语里，能感觉到两人已经玩儿不到一块儿去了。如果王大伟来了北京，恐怕两人见面后会更加陌生，何小兵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时刻，而且一旦王大伟来北京知道何小兵退学了，说不定回去后立即传得全市都知道了，于是留言：
大伟，最近学业重，恐怕没时间陪你，你要玩的话，只能自己转了，如需接站、预定住处，可以告诉我。
何小兵很珍惜和王大伟的友谊。当年友谊的建立，是在能玩儿到一起的基础上的，如今两人走上不同的道路，共同点越来越少，友谊无法进一步加深了，但两人一起玩儿的场景仍历历在目，何小兵对这些已经成为过去有些无奈、伤感，又给王大伟留了一句话：
尽管不能陪你，仍随时欢迎来北京叙旧。
然后，何小兵准备离开网吧，去见顾莉莉。这时他的呼机响了，是大长毛的留言：还学的话，学费可以打折。何小兵删除了信息。
顾莉莉开始画画了。她说，与其再找个男朋友，从他儿那获得情感慰藉，不如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把感情放在画里，画比人忠诚，不会背叛，这样就不会再受到伤害。
“你这算不算一遭被蛇咬三年怕井绳啊？”何小兵说。
“我是觉得谈恋爱没劲了，都谈过好几次了，再谈也没新鲜感了，倒是我在画画的时候，能获得从别的地方感受不到的东西。”顾莉莉说。
顾莉莉张嘴闭嘴就是色彩、线条和一些何小兵听着耳熟但不知道是属于哪个国家和年代的画家及其他们的逸事。何小兵不懂画，还算多少了解点儿音乐，艺术在表达内心方面是相通的，所以听得懂顾莉莉在说什么。有人聆听，顾莉莉说得更起劲了。
吃完饭，顾莉莉非要让何小兵去看她的画，何小兵对画没多大兴趣，为了不扫顾莉莉的兴，还是去了。
天气已经没有夏天那么热了，顾莉莉还穿着裙子，上楼的时候走在何小兵前面，一双穿着黑色丝袜的腿在何小兵面前晃来晃去，还把一身香水味儿留在身后，飞进何小兵的鼻孔。
顾莉莉进了门，打开灯，房间里堆满了画画的工具，画框、画板、颜料、画了一半和已经画好的画。
“摊子摆得还挺大。”何小兵环视了一圈说。
“小时候我爸让我学画，我还不乐意，现在我是越来越喜欢画画了。”顾莉莉拿起一幅画好的风景说，“这个怎么样？”
“挺美的。”何小兵说。
“还看出什么了？”顾莉莉问。
何小兵仔细看了看，摇了摇头。
“没看出我想开了吗？”顾莉莉说。
“还真没有。”何小兵说，“你别介意，我不懂画，我就感觉你画这幅画的时候，肯定是挺高兴的，但是为什么高兴，我也说不上来。”
“你还是懂点儿。”顾莉莉收起画，吸了吸鼻子说，“你身上什么味儿啊？”
何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