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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杨衢云开始其革命行动时，孙中山还是个用功的医科学生。一八九四年中山还亲赴天津‘上书李鸿章’呢。他‘上书’不幸被拒。如果李鸿章英雄识英雄而重用了‘孙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臣’了吗？哪还搞什么‘革命’（他们那时叫‘造反’呢？所以在这一阶段里，杨衢云是否受‘先生感召之深’，吾未敢必。而孙在‘上书’被拒而走上排满革命之途，所受杨衢云的影留，倒是很明显的。
再者，‘兴中会’最初在檀香山组织时，其形式和性质也只是个‘银会’。会员每人出‘底银’五元，‘股银’每股十元，购买愈多愈好。目的是‘举办公家事业’，事业成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该会宗旨，除报国之外，‘兼为股友生财捷径比之＇向清朝政府＇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见冯自由著「兴中会组织史’及‘香港兴中会章程’第八条）所以在檀香山的‘兴中会’里孙逸仙是在暗中筹款造反，而绝大多数‘银会’会员，则是在买‘乐透奖’。而这个兴中银会的会长也不是孙逸仙而是股商刘祥。但是孙却是这银会首会的得利人他筹到港币一万三千元，外加个‘兴中会’的组织名义。有了这些本钱之后，中山便匆匆赶回香港向杨衢云洽商（事实上是bargain）两会合并的事务了。合并之后，会长一职顺理成章自然应该是杨衢云。是年十月，他们竟然发动了‘义兵三千人、洋枪六百杆’外加火轮船二只的广州起义。试问中山皮包里的一万三千港币，能买几枝‘洋枪’呢？这些起义的本钱，显然都是杨衢云搞起来的。中山半途加入罢了。可惜杨氏早死一九○一年一月十日被清吏刺杀于香港，他底事迹功勋就被埋没了。所以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
笔者写这段小辩正，绝无意贬抑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相反的，我们是更上层楼地尊崇他为我们的民族领袖；民族领袖应有其不偏不倚的民族领袖的地位。因此我们不愿采用‘党史家’为‘党魁’作传时，视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谱牒方法罢了。
得风气之先的华侨青年
青少年时期的孙中山先生，恕我大胆的说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甚至如粤人俗语所说的‘金山仔’。笔者蜗居纽约四十余年，在‘穷人哈佛’的纽约市立大学从兼课到专任，教书经验亦有三十余年。在我课室内进进出出的华侨小青年，亦不下数百千人。我平时总欢喜举中山先生的故事来勉励他们。行行出状元，如今虽做不到大总统和国父，但不断努力之下，不做‘大官’也可做点‘大事’嘛。其实我的学生中，卓然有成者，亦为数颇有可观。
相反的，我们如以中山先生比诸今日侨生，他老人家其实也是当年的华侨小青年之一而已。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华侨小青年或金山仔有其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铸造后来革命家孙文的社会条件。
大体说来，他们底特点约有数端：一、工农家庭出身。其父祖伯叔类多贫雇农、苦力工人或小商人。胼手胝足，日常工作都在十二小时以上。他们除旧有的观念和道德标准之外，平时没空亦不知如何管教子女。二、小华侨们受父兄宠爱，甚至溺爱；类多丰衣足食；至少不愁衣食。佳子弟，颇可上进；恶子弟，则至为堕落。三、教育水准，下辈平均都在高中以上，远超过长辈。当年老辈华侨多不识字，纵识字也不过稍读‘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而已，而下辈则于三百千千之外，有的且精通外语了。四、以说汉语的‘弱势文化’，在海外对抗西语（英语）的‘强势文化’，老辈多不谙外语，为自尊自重乃坚拒同化。因此一般老辈华侨，较之国内人民，更为保守；而讲‘双语’的小辈于自卑之余，则趋向‘全盘西化’。所以他们父子之间‘代沟’极其严重。笔者本人便不时为学生父子间之冲突，排难解纷。中山先生与他的长兄孙眉，曾一度反目，弄到互找律师的程度，吾知其冲突根源所在也。处于我辈今日，‘西化’与‘现代化’固截然有别，然在孙公青少年期，则二者固为同义字也。五、这老少两代的华侨对祖国都有极深的感情，甚至流于‘沙文主义’。但是他们两代对祖国的爱法，却截然不同老一辈的总希望大清大皇帝多争点气，也好为我辈天朝弃民，出口乌气。小一辈的则要驱除鞑虏，创立以美国模式为张本的‘共和国’和‘合众政府’，乃至新的社会，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标准了。
老实说，当年在檀香山的‘兴中会’和在香港的‘辅仁文社’，都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所组织的。孙中山先生（谱名孙帝象，学名孙文、孙德明，字载之，人耶教时，名孙日新，行医时他的汉文老师区凤墀为他作一音之转改为孙逸仙，后来变成‘美国公民’时，在美国护照上的英文名字则是Sun Yat…sen）当时便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之一。他或许由于禀赋较高，幼年时确实‘异于群儿’；他也确实是读书用功，作事有恒，终能‘脱颖而出’。但是他青少年期的社会背景是自有其特殊模式；这模式对他也有特殊影响的。
这儿更不妨附带一说。中山那时代的青年华侨，与笔者班上的侨生，亦略有不同。我班上的侨生有‘竹升’（或作‘竹心’）、‘竹节’之别。‘竹升’者，美国土生也。老华侨们认为这类小华侨，‘肚子内一无所有’。‘竹节’者，唐山出世，幼年来美，‘两头不通气’也。
我们通番语的学术界，则叫前者为ABC。ABC者，American…born Chinese也。后者则CBA。CBA者，China…born Americans也。而中山那时的华侨小青年，几乎全是CBA而绝少ABC。因为那时的旅美华侨，生存在最凶残、最下流无耻的‘排华律’（Chinese Exclusion Acts）压榨之下，中国妇女，除少数妓女之外，旅美者可说是绝无仅有也。
而那些小‘竹节’，则由于父亲是‘美国公民’（母亲不是）而取得美籍‘出生纸’而旅美者也。
所以这些小‘竹节’绝大多数都能使用中英‘双语’（bi…lingual）。其天资笨拙或不愿用功的，往往双语皆不通；而禀赋卓越，又肯于用功学习的，则每每两语皆精。孙中山就是属于后一类。而孙逸仙这位小‘竹节’之取得‘美国公民权’，则通过另一管道。孙公于十三岁时（光绪五年，一八七九）随母就兄，迁居檀香山。那时的夏威夷是个红种人的独立王国。不幸老王于一八九一年晏驾。兄终妹及，夏威夷乃出了个女王。三年之后，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这女王被英美德裔的白种殖民主义者篡了位，夏威夷乃变成个傀儡共和国。一九○○年（庚子），也就是‘八国联军’侵华的那一年，这个小傀儡共和国就被美国兼并了。
夏威夷既变成了美国殖民地，按美国宪法，则凡是土生的夏威夷人，也通统理成‘美国公民’了。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并不是在夏威夷‘土生’的，但是他却说了一口夏威夷腔的英语，因而撒了个谎，自称出生夏威夷，也就取得了美国公民权，领用美国护照了。可是当他于一九○四年在三藩市初持檀岛出生纸入境时，如狼似虎的美国海关检查员对他发生了怀疑（另说是保皇党告密），乃把他拘留于‘木屋’。所幸年前中山已入‘洪帮’。有‘致公堂’堂籍，乃由该堂出美金五百元保释候审；并雇请律师向华府申诉。这场官司美国移民局居然打输了，中山乃得以美国公民身分重入国境。这个‘美国公民权’对中山其后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有的读者们读史至此，可能要批评：我们的‘国父’，族之圣贤也，岂可弄虚作假，非法取得美国公民权？读者若作如是想，就昧于史实了。须知在那人类文明中最可耻的‘美国排华律’欺压之下，我辈华裔移民在当时美国种族主义者的‘法律’分类中，是比‘黑人’与‘印第安人’都还要低一等。印第安红人在那时的美国法律之下，不算是‘人类’的。因此‘华人’（Chinaman）在当时更是非人类中的非人类了。中山先生为非作假吗？朋友，你能和当时排华杀人的种族主义者这批野兽，谈孔孟之道吗？明乎此，你就了解孙中山先生何以如此做了。再者，中山的做法并不是他发明的。‘美籍出生纸’在华侨社会里，是有其公开市场和价格的。
所以近代中国最早期的革命运动，便是有上述特征底华侨小青年们所推动的。他们都是爱国华侨，寄迹异邦、粗通番语，因此得风气之先，对现代西方的新观念、新事物，接触较早比内地的知青如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等，大致要早十年。由于这早晚两期的革命骨干底家庭、教育和一般社会背景都截然不同，它也标志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显明的阶段性：‘兴中会’基本上是个华侨组织；后来的‘同盟会’，就带有浓厚的士大夫气息了。
孙文脱颖而出
笔者在许多篇拙著里，都曾强调过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而这些大小阶段的进化，往往又是以十年为一个单元。‘革命’原是我国‘现代化’运动的方式之一，因此它也逃不过这个‘十年一变’的基本公式。以杨衢云、孙文为首的两个革命小团体，自从一八九五年一月合并为‘兴中会’以后，至一九O五年八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也正是整整的十年。在这短短的十年之间，革命运动在中国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现在让我们先翻翻‘兴中会’的老帐。看看这个最早的革命团体怎样地从生到死；和中山本人却又如何地脱颖而出，从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
兴中会在革命理论上和行动上，都是有欠成熟的。要言之，他们在政治理论和形式上是完全抄袭美国。甚至连美国佬做官就职时，捧著「圣经’举手发誓那一套洋皮毛，也照搬无讹。这原是一个‘弱势文化’在一个‘强势文化’的笼罩之下，反应在青年身上，‘东施效颦’的普遍现象。华侨青年如此，侨居欧美的亚非拉各国的青年，亦无不如此。可是在十九世纪这个‘华侨青年’的小圈圈，实在太小了。因此在那个时代与他们有‘共同语言’（mon language）和‘共同信仰’（mon faith）的海内外华人究竟太少了。他们没有代表性，也就搞不出什么气候来。
再者，他们所采取的革命行动，却又是百分之百的传统‘造反’方式；有时甚至是‘恐怖主义’（Terrorism）。例如孙中山在他所策划的‘十大起义’中第一次的‘广州起义’（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山自己的计划，便是在武装攻打督署之外，‘四处放火’、‘施放炸弹、以壮声势’。而他们那时的革命群众则全靠‘会党’。会党虽是从反清复明开始的，但发展至清末已经变了质；甚至变成横行‘地下’的黑社会，为正当人士所不取，而兴中会诸公却以他们为主力，因此就没有真正的革命群众和‘倚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