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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前十年-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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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家之所有。大家携手合作,截长补短,何愁清社之不屋乎?   
  现说现卖,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日本中国学留界,在麴町区富士见楼,开群众大会欢迎孙逸仙先生。先生着笔挺的白哔叽西装、戴通草帽,按时出现于讲演台上。中山是第一次以现代政治家姿态,像广大而热情的政治群众发表了政治讲演。他使尽他天赋的讲演天才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的演说天才(见‘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毛对孙的评语)使尽了浑身解数。中山一炮而红。他风靡了当时在场的一千数百位听众;透过这些听众,他也风靡了当时在日本两万名中国学生。透过中国留学生,他也风靡了数已千万计的底黄海彼岸的祖国同胞。孙文在中国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就从此确立了。   
  一个星期后,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划时代作用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一家市民住宅里,便呱呱坠地了。(为免日本政府干涉,会名中删除了‘革命’二字。)   
  大清帝国‘墙倒众人推’   
  旅欧中国学生,何必忽然心血来潮,汇款邀请中山呢?原来就在中山这段不得意的时期,革命意识和时机却在中国大陆迅速上涨。在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于一八九五年四月签订之后,全国上下还寄望于康有为、梁启超所发动的‘强学会’和‘变法维新’。熟知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彻底的失败了。失败之余,大清帝国也就在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几乎遭了瓜分之祸。笔者曾另有专篇记其大略。别的不谈了,就说香港罢,九龙就是在这一年被英国强迫的‘租借’了九十九年。?时至一九九七,租约期满,女皇陛下就要按期归还了。也就是这一年,德国强占了胶州湾;他的老搭档帝俄也‘租借’了旅顺、大连。为阻止此二强垄断中国东海岸,英国又加租了威海卫。法国不甘后人,一下也就霸占了广州湾。大小帝国主义这时在中国都大搞其‘势力范围’;要不是列强的野心为‘均势’(balance of power)所阻,他们早就把‘东亚病夫’这个大清帝国瓜分了?那个不幸的‘欧洲病夫’鄂图曼大帝国就是被他们这样啃掉的。时至今日那个不自量力的伊拉克海珊小独裁,还想‘收复失地’?并吞同文同种的科威特,哪里由得他呢?   
  在一八九八年大清帝国已危如累卵,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可是我们那个昏聩糊涂的慈熙老太后,竟然异想天开地搞出一套‘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来‘扶清灭洋’;那就荒唐透顶了。作者落笔至此,何敢冒犯那些品质高贵、大义凛然底贫下中农所组织的‘义和拳’?我所可惜的只是他们气功未练好,惹起了‘八国联军’,又抵挡不了洋人的刀枪直入。在‘辛丑合约’中累得我们四万万无辜老百姓,每人各赔纹银一两罢了。?那时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所以我家大致也赔了十多两银子。因此在下写这段历史,也大有可抱怨的权利。   
  拳变刚了,又爆发了两大强邻的‘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这两个混蛋的帝国主义竟然为抢夺我中国的土地财宝,在我国境之内,开起火来。而更混帐而颟顸的,却是我们的满清政府。它无力阻止两个强邻在我国土上作战,竟然公开把辽河以东的土地,划为‘战区’,而自己在辽河西岸,宣布‘中立’。   
  朋友,这时的中国哪里还配称为‘国家’呢?我们连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还有个殖民国家来保护它。我们这个‘次殖民地’(中山警语)就只好作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时有若干知识份子对大清政府发点牢骚和警告,而那批满族统治者,竟能把脸一抹说‘宁赠友邦,不畀家奴’。这种话哪是人类嘴里说出的呢?   
  贤明的读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时的中国人,你我作何感想呢?   
  所以中国内忧外患,发展到日俄战争前后,变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码知识水平底中国人的切肤之痛、燃眉之急。认识它底严重性,已不限于‘得风气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华侨了。因此就在这一两年之内,国内救亡团体之组织乃风起云涌。少数爱国者甚至不惜采取牺牲个人的行动,以暗杀满清当道。一九○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吴樾烈士(一八七八…一九○五)在北京车站谋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惨烈殉难,便是个突出的例子。这种恐怖主义虽无补于大局,但是它既表现出民愤之深;也炸得清吏胆寒。辛亥革命时,我们安徽第一大码头芜湖,就是被两颗‘碱鸭蛋’光复的。老乡吴樾导夫先路之功也。   
  这时长江流域的革命小团体之建立亦如雨后春笋。一般性的民变和小规模的组织不谈,那两个最有影响的‘华兴会’和‘光复会’,也就在这两年成立的。‘华兴会’是黄兴和刘揆一、宋教仁、吴禄贞、张继等于光绪二十九年除夕(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一说一九○三年十一月四日)在长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为主体。‘光复会’则是一九○四年秋成立于上海。蔡元培当选会长。成原有徐锡麟、秋瑾、章炳麟、陶成章等人。以苏浙皖三省青年为主体。与两会同时,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陆军之内,组织了一个‘科学补习所’(一九○四年五月成立)。社员中有曹亚伯、张难先等,后来也都是革命阵营中的骨干。一眼看来这些革命小团体,似乎是各地区青年组织的。其实不然,他们彼此之间乃至他们与‘留日’、‘留欧’、‘留美’等学生团体的‘海外关系’不但声气相通,会员之间更有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往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宗旨、目标和方法,实在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武昌起义的‘日知会’、‘文学社’等等,其实都是上述这些小组织的骈枝机构。只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国知识份子的通性。君不见纽约市爱好‘国剧’的‘票友’们,他们唱的都是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类的细目,但是他们却组织了五六家的‘票房’,结果没一家可以单独上台唱戏的。要‘宣扬国粹’,还得彼此‘挖角’或‘借角’。人们或问,诸公诸婆为何不联合起来呢?朋友,要能联合起来,岂不变成的德国人和日本人了?那还是什么中国人呢?   
  长话短说,时至二十世纪出年,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便是满清末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性质。   
  驱逐满人、建立民国、以美国为模范   
  再问一句:这些革命团体和革命单干户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里呢?要言之,则以一九○三年出版的畅销书,邹容烈士所写的‘革命军’,最有代表性,我们这位死年才二十二岁的‘邹大将军’主张:‘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驱逐居住中国之满洲人’;‘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华共和国’;这个‘共和国’还要‘以美国为模范’。如此而已。?这几条简单的口号,实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国之内,从朝到野、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农村到都市、从国内青年到留日、留欧、留美的学生,乃至绝大多数的华侨,一致的呼声。他们的方法则是组织革命团体,活动新军,联合会党‘他们的精神,干干干;他们的武器,手枪炸弹’。   
  可是把这个全国统一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简单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还不是孙文那两句老口号,孙文和杨衢云在十年前不早就叫过了?那时无人理睬,现在却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这一下不得了,孙文就变成全国共同意志的发言人,将来中国的形象;和意蒂牢结中的‘先知’(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学生就要扳请他出来现身说法,甚至实际领导了。这样一来,救使得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从美洲的灰溜溜,变成了欧洲的香饽饽了。   
  佛郎、马克雪片飞来   
  首先汇了八千佛郎把中山请到欧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欧学生朱和中、贺之才、胡秉珂、魏辰组等人。朱、贺等湖北青年原来也是武昌城内满口新政、革命、排满的小捣乱,声势颇大。湖北早期地方当局的张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僚,对这些小把戏一面羁么、一面‘充军’,乃拨资把他们送到海外留学,以免他们在国内鼓舞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则送往遥远的欧洲,较和平者,则送往东邻日本。所以他们都变成留欧、留日的‘官费生’。   
  那时的‘官费’和后来的‘庚款’一样,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个‘官费生’都是个小富翁。加以他们又是富裕家庭出生的小少爷,轻财仗义。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发现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孙文却是满口流利英语的留学生老前辈。敬佩之心,不觉油然而生。乃通过与中山有旧的鄂籍旅美学生刘成禺,邀请中山先生赴欧一晤。   
  这时待在纽约的孙中山,原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我相信他那时在纽约以‘打工’为生。五十年后的不才,也是纽约市内的一名穷光蛋,也以打工为生。深知这批打工仔当中不乏藏龙卧虎之辈也,而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便是我们打工仔前辈中最大一条‘龙虎’。只是在一九○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凌空而降。他不管中了‘乐透’头奖。因此一下把‘银盘’扔掉,一溜烟跑到欧洲去了。在欧洲,中山先生是个有崇高声望的。因为他是当年震骇世界的伦敦‘西安事变’的主角。   
  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布鲁塞尔和柏林,中山与那百十个汉族留学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个名震国际、革命经验丰富、英语流利,又博击群书,满肚皮哲学,而又有正式M。D。学位的老留学生,那批斗志昂扬,却两头不通气的小竹节们,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老套,把他们组织起来了。这个新组织是没有名字的。中山先生怕引起留学生的反感,没有把他那个早已死掉的‘兴中会’搬出来复活(事实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时,已不愿再用这个老名字,而改用‘中华革命军’了)。   
  这时中山觉得自己已经是个世界级的革命领袖,与英法政府都有往还,实在不能再住rooming house了,他要搬入一级观光大旅馆。这意见一经提出,信徒们从无异言。据朱和中回忆,大家‘争相捐助’,佛郎、马克如‘雪片飞来’。中山既得巨资,在巴黎、伦敦大活动一阵,尚余‘万余佛郎’,乃乘高级邮轮,直奔远东去者。(作者注:那时留法公费生每月学杂费为四百佛郎。)   
  中山在巴黎时虽然还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汤芗铭等四个‘反骨仔’,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琪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动;还是把法国公文直接退还给孙博士,并恭送中山离境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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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虏易驱 民国难建      
  一个‘开始的结束’   
  中山这次自海外归来,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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