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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引起政学系和桂系驱孙之心了。民国七年四月广州‘军政府’终于在政学系暗地里策画之下改组。孙中山被拉下‘大元帅’的宝座，而代之以‘七总裁’。桂系首领岑春煊却被选为‘主席总裁’。孙中山护法不成只好到上海去著书了。
民国八年夏季，杨畅卿又利用桂系和广东本地人的矛盾，而因缘取得广东省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时政学系在华南真炙手可热。但是他们也知道搞政治，还须到北京去，广州终非久恋之乡。所以他们在广州一切做法，都是志在向北京作观望，以便卷土重来。不幸此时还有一批拥孙的议员，真有志以广东为正统，要在非常国会内通过一部在北京便已开始拟定的宪法。政学系认为此风不可长。在畅卿一度策画之后，政学系小试牛刀，来个‘总缺席’，宪法会议便顿时流产了。这实是政学系以集体行动正式公开‘杯葛’政敌的第一次。
可是此后不久，政学系在南方又失势了。第一，滇系军人之间，发生了‘二季（根源、烈钧）争兵’的内哄。至民国九年春斗争至白热化，结果滇军主力被倾向孙中山的李烈钧抢走了。李根源和桂系合作的本钱顿时打了个大折扣。再者同年八月又发生了陈炯明‘漳州回师’的变化。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激进派重回广州掌握军政府。李根源的残部和桂系的主力一并给孙中山的粤军消灭了。嗣后中山打平两广，政学系久为中山所痛恨，自无立足余地。迨炯明背叛中山，政学系又向炯明送秋波，希冀合作，然炯明对政学系无好感，政学系终无法乘间。
孰知天无绝人之路，正当这山穷水尽之时，北方政局，峰回路转，又是一番柳暗花明。原来民国九年七月底，直皖战争之后，与政学系有相当渊源的直系军人曹锟和吴佩孚，想乘机肃清皖系在中央政府残余势力所寄生的‘安福国会’，和该国会所产生的总统徐世昌。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徐世昌终于民国十一年六月被迫去职，同时‘安福国会’解散，旧国会二度恢复，黎元洪也作了第二次的总统。这时本来‘妾身未分明’的政学系旧国会议员在谷钟秀、杨永泰等领导之下，又活动起来。为加强活动并以旧班底集合了国会议员四十余人，正式组织了一个政党叫‘宪政社’，拥护黎元洪。黎氏东山再起，本是孤家寡人，也落得与政学系合作，以图减轻直系军人之压力。因此当黎元洪邀张绍曾组阁时，李根源被网罗为农商部总长，该系另一要角彭允彝则出长教育。这一项新发展因而引起了政学系与直系军阀的正面冲突。黎元洪也因此视政学系为其死党。所以当黎氏为直系军人压迫去职时，索性任命李根源为国务总理，并‘裁撤’所有巡阅使和督军。此举虽系黎氏愤懑的表示，但是却宣布了政学系和直系军阀的正式离婚。因此当民国十二年十月曹锟‘贿选’时，政学系遂为反曹的主力。在四百八十个投曹锟票的‘猪仔’之中，政学系的领袖们皆不与焉。所以不论政学系的功过如何，这一点还是值得史学家赞扬的。不过‘猪仔’们的灵魂，虽只值五千元一头，但是当议员还有不做猪仔的自由，五千元光洋，受不受由你，而政学系诸公不但不受且敢捋虎须而公开反对，这都表示政学系这批领袖们，虽都是善于纵横捭阖的政客，但是他们也还有相当操守，和相当独立的主张，为人处世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又岂是一味骂军阀时代一无可取的后世‘委员’和‘代表’们所可企及！？
不过有组织的政学系，在曹锟贿选后，已不能复振。民国十三年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因冯玉祥倒戈而被囚。北京政府成了张作霖、冯玉祥和段祺瑞的合营公司，并以段为‘临时执政’。政学系遂又依附于三派中较为进步的冯玉祥。但这时冯玉祥的力量本甚微弱，政学系本身也已成强弩之末，迨冯玉祥败出南口，政学系在华北的政治生命也就不绝如缕了。
至于华南，政学系则已被连根拔去。盖中山于民国十二年初驱逐陈炯明，重组大元帅府之后，广州已是与政学系有旧怨的清一色孙系人物。他们绝不许政学系人物来广州作祟。加以这时中山已实行‘联俄容共’。年轻的一辈更把政学系看成北洋军阀的帮凶，是反革命分子。政学系领袖们因而又作了投奔无门的丧家之犬。直至国民党于民国十六年‘清党’之后，他们遂又在国民党下，生起根来。
（四）
由前文所述，吾人可知‘政学系’原为民国初年，北京国会内议员们所组织的一个政团。这种政团实是民主国家国会形成期间所共有的现象。美国国会成立之初，政见不同的两位领袖杰弗逊、汉密尔顿二人便各自纠集党羽，在国会内形成两个政团，而开美国两党制之先河。政学系早年的领袖，亦均一时之选，在国会内集合同志，组织一政团，本是很自然的事。
不过大凡一个民主政团，必有其代表性。美国早期的杰弗逊集团所代表的是小农、小手工业者和负债阶级。他认为‘中国的小农制’应被视为美国农村建设的目标。他们主张把‘工厂放在欧洲’以免资本家和大商人，混到美国农村社会来作恶。汉密尔顿则是代表新兴的工商业和债主阶级。他们憎恨所谓群众。所以汉密尔顿说‘群众是野兽’。这是美国革命后所自然形成的两种社会力量，因而在国会内，形成了两个政团来代表他们。
试问我们所讨论这个‘政学系’代表当时中国社会上什么一种利益呢？回答这一问题，只有武断而肤浅的共产党人，才敢胡说。好学深思的社会科学家，就未便信开河。因为一个政党如果代表某个阶级或某种社会力量，其方式只有两种，一是某政党的成员是某阶级产生的；二是先有恶势力的组织，然后与某阶级勾结以取得援助。所以它的政策与作风是有其赓续性。吾人如检讨政学系，便发现他们并不如此。不特此也，就是当时最反动的‘交通系’，较保守的‘研究系’和最激烈的‘中华革命党’，乃至南北各派军阀，都不代表任何社会力量，任何阶级，或任何帝国主义的利益。
试看变得最多最快的‘倒戈将军’冯玉祥。他从满清的管带，做到洪宪王朝的‘男爵’；再作直系军阀；又是倒直、排皖、反奉的一无所属的国民军总司令；受基督徒洗礼而受西方传教士支持的‘基督将军’；又做了受布尔什维克洗礼的‘北赤’；又做屠杀共党的国民党右派；再做受少数党支持的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又重作冯妇当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战后游美又作了资本主义的宣传员；中共政权登场，焕公（冯玉祥字焕章）又打算立刻回国投效，终至丧生黑海。试问这样一位变来变去多彩多姿的人物，他究竟代表那个阶级；那一种社会力量？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视冯玉祥在民国史上所起的各种决定性作用。
所以吾人如果要谈政党的代表性，第一要有个各种社会力量和平共存的民主社会；第二要有个守法而有效的议会政府。大家按法律程序来争取政权，政党始有代表性。
我国民国初年的政府和社会都没有具备‘政党政治’的条件。搞政党的人不是社会任何力量所产生的代表，而是我国‘学而优则仕’的职业官僚传统产物。他们离开了‘议会’离开了‘官’，那就如鱼之失水了。正好政治不入常轨，国会上下两院亦如台湾以前的‘国大’与‘立院’，由‘客观环境’所限而不能改选，议员先生有干薪可拿，锋头可出，胡同可逛，万寿无疆，皆大欢喜。谁要打掉我的铁饭碗，我就要和谁拚到底！
不过吾人可不要小视民初那些议员，尤其‘政学系’那批政客。他们当初都是‘许身革命’的志士。‘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他们都有过汗马功劳。他们不是只知举手喊万岁的‘猪仔’，而却是够得上与‘中山先生’、‘克强先生’称兄道弟的特立独行的人物。处于民初混乱的局面下，生存上对职业的要求；道义上对国家的责任感；加以性情上又是‘不甘寂寞’（否则当初也不会去搞革命），在在都迫使他门非搞政治不可。但是搞政治又代表不了任何社会力量和阶级；在上又没有一个‘睿智天纵’的‘圣主’可以去效忠。袁世凯、段祺瑞一批武夫，又远非这些以‘政治家’自命，而确有‘济世之才’的人物所能甘心低首的。四处不着边际之时，他们的行动就只受两种力量支配了。第一是个人切身的利害；第二便是个人的政治信仰。
论起切身利害来，那他们都脱离不了中国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老传统。在公则辅翼圣主，福国利民；在私则荣宗耀祖，升官发财。所以政学系里面的分子，最大的政治欲望则是内阁总理，和各部总长，或外放作巡按史、民政长。他们之间没有想做皇帝的人。因为‘自古帝王多无赖’，他们都是书生出生，还未下流到‘无赖’的程度。
若论政治信仰，则他们都是搞‘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起家的。他们都是时代的产儿，跳不开时代所给予他们的观念。这一时代有为有守的人都认为议会式的民主政治，是‘民国’的最高原则。他们反对过满清大皇帝，也反对过洪宪新皇帝。对孙文要改变的民主基础来‘慎施命令’的寡头作风，他们也照样不能接受。所以就政治信仰来说，他们原系有‘道’之士。但是当他们由于无拳无勇，有道难行之时，他们又没有孔二老头子‘乘桴浮海’的决心。等而下之，便走了战国时代‘游士’一流人物的道路了。他们要向有权有兵者游说，以图合作了。从政治信仰来看，他们可能为着原则，有时还要摆一摆‘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的架子！从利禄着眼，则有时难免要走‘策士’的老路，挟纵横之术，来干禄公卿，至于原则也早就收起不谈了。这便是早期政学系成员的本质。不过民国还粗具大一统之外表；他们也还有个‘国会’为老巢，所以政学系事实便是一群气息相投的‘策士’的组织。其动机虽万难与孟轲、荀卿的游说相比；其作风亦尚略胜于‘收两国之金’的下流策士。
要之，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外两端。一系自上而下的极权政治。人民之福端赖圣主明君之施与。另一则为近代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一切取决于人民之投票。我国早期政学系之可悲，便是他们生存在一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非牛非马的政治制度中。‘政学系’内的一批政客，都可说是‘治世之能臣’，圣明在上，他们都可辅翼天子，调理阴阳，可惜他们迟生了数百年。再说，如果中国当时民主政治有基础，他们也可代表阶级利益，作民主党魁，哗众取宠。不幸他们又早生数十年，甚或数百年，终至长才不遇而沦为一官僚政客的政治集团，在岑春煊、黎元洪、冯玉祥之间讨饭吃，本来也实够惨了，直至国民党北伐完成，‘国会’一去不复返，这一批‘政学系’内的职业官僚，难免就更是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而另谋职业之道了。
（五）
当政学系在华北华南皆无立足之地时，天无绝人之路，华南的革命政权发动了有名的北伐；和由这北伐而带来了的左右两派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