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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篇毒辣的‘削藩论’当时曾传遍海内外。有人曾怀疑它的主稿人是杨畅卿。虽环顾当时国民党人才可说是‘余子碌碌’。有这种纵横天才的只蒋公和杨畅卿二人而已。蒋氏如是主动人，则腹案已足，又何必讲出来，并加上一个‘削藩论’的题目呢？
再看杨畅卿与蒋公说是事前毫无关系，而一旦投靠，三数年内便累迁至行营秘书长、湖北省主席。他借箸一筹之时，如无过人之处，是不可能这样平步青云的。而杨畅卿之人，论才不让苏、张；论品亦非‘终身不设一谋之人’。在紧要关头，他会使出浑身解数的。所以在将来史家找到新答案之前，我们无法否认畅卿是‘削藩论’的作者。嗣后，国是演变与‘削藩论’中诸点尤若合符节，使吾人更不能不承认畅卿的大才与重要性了。
（九）
不过杨永泰既在国民党内以纵横之才，一跃而‘后来居上’之后，他显然是看准了当时蒋氏下面的派系关系，‘党’有CC；‘军’有黄埔；他皆不易插足，而‘政’却虚席以待。以旧‘政’学系的基础，在中国国民党（‘政学系’原是老国民党的成员，而与新的中国国民党无关）内来个新的‘政’学系的组织，从而操纵国民党的‘党’、‘政’、‘军’三大要项中的‘政’，岂不天与人归？畅卿因而在‘政’的方面，就野心毕露了。
谈政治，要立于不败之地，一定要根基牢固。换言之，‘政学系’以前的失败，便失败在只有政客而无根本。政客只有向有力者投靠，始有政治可耍。一旦这位有力者喜新厌旧，则政学系诸公，就难免有弃妇之悲；再者，纵使诸公固宠有术，而不幸有力者本人破产家亡，或充军去了，则政学系终身谁托，也成了问题。如今政学系又在蒋氏的国民党内寄生了。但是这种寄生政策如无‘群众基础’，则始终只能做个陪陪大人先生的‘清客’。主人的帐房、听差、马弁、厨房都会随时加以白眼的。要反客为主，只有抓到一个重要部门才行。杨畅卿显然是了解这一点的。
民国二十三年底，江西共军在五次围剿之后，突围西窜，溃不成军，国民政府威信大增。二十四年三月，全国最重要的地方性的军政机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成立，畅卿又升任秘书长。二十五年一月畅卿正式出任封疆，出长湖北省政府。
杨永泰以旧政学系背景，投靠蒋氏幕中之后，数年之内，竟然做起省主席来，真可说是‘不次之迁’了。试看CC与黄埔，这一批有汗马功劳的‘嫡系’之中，有几个有这种幸运呢？如果别人处畅卿地位，可能也心满意足，作持盈保泰之想了。无奈人们的欲望，尤其是春风得意之人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畅卿忘记了他原无追随首义之功，只是半路投靠而已。他至此居然要挤去正室，作自我扶正的打算了。因而此时他在国民党内便开始结交一批受CC、黄埔所排挤的游离政客和军人如刘镇华、黄绍竑、熊式辉、吴鼎昌、张公权、陈仪、沈鸿烈等，外以‘大公报’为喉舌，内奉黄膺白、张岳军为领袖。再加以执上海的金融界牛耳的‘小四行’被掌握为‘经济基础’。政学系便呼之欲出了。黄埔简直成了‘晚辈’；CC也只有招架之功！
但是这些政学系新分子中，除畅卿本人以及膺白、岳军之外，其他重要分子可说与老政学系都风马牛不相及。黄膺白虽还做过政学系的上司；张岳军以前只不过替政学系跑跑腿罢了，而黄氏此时疾病床褥，甚少露面。偶有表示，亦大有以圯上老人自居之慨，俨然是一位二十世纪的严子陵。而张氏则为人圆通，自求多福，不干众怒。所以此时事实上的领袖，则是杨永泰。不幸畅卿长于知人；却拙于自知。他不知无论CC和黄埔的分子的才智是怎样地不逮于他，而这批广州出来的却究竟是时代的产儿；是在‘革命’气氛下长大的。而他自己却原是‘北洋’政客。国民党此时至少尚未腐化到‘北洋’的程度。打绑腿、扎皮带的朋友，究竟比抽鸦片、抱小老婆要有朝气些。畅卿本人就是娶有两个小老婆的人，而他所援引的‘群众’和‘干部’也难免是和他一样的‘旧官僚’。畅卿的见识还看不到旧酒装在新瓶内并不能变成新酒。他为着要和CC争地方政权，因而也组织了干部企图包办省级地方政权中的‘民政厅’。不特此也，他还要在太岁头上动土，连江苏主席陈果夫下面的民政厅他也要侵占。结果闹出了大笑话。杨系新厅长因为私生活发生问题，而招致政敌的反击。
但是政学系诸公并不因此自省，他们反图运用新的权术来打击政敌。他们知道，大家的利禄都以一人的喜怒为依归，则就从这一人的‘喜’、‘怒’的根本做起才是最有效的。据说在一次党内大会的投票中，政学系党员的票并没有投向‘领袖’，相反的却投向政敌。结果他们政敌的首领的选票竟多于全党领袖的票。这一毒计竟使本性多疑的‘领袖’，对政学系的政敌采取抑制的措施；政学系这一杀手鐗，真的几乎连‘党’也抢过来了。
殊不知这位‘小有才’的杨畅卿，终不明‘君子之大道也’。他自恃不凡，却不知有黄雀在后。人家既然对首义功臣尚不惜作走狗之烹，他又何独爱于杨某。畅卿得意忘形，而不能终其天年，又岂是偶然的事呢？
（十）
杨氏死后，新的政学系还未组成便胎死腹中了。未几聪明的安徽省主席刘镇华也‘发了疯病’去职。能以足加天子之腹的严子陵也死了，因而再无人敢冒大不韪来重组政学系了。
所幸国民党对它的政策上所谓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原则自始至终，只有一半的诚意。他底领袖真在搞‘党外无党’；但却拚命地在党内制造派系，使之斗争，以便分化统治。因而不论CC或黄埔，对‘领袖’是如何地歌功颂德，但一提到‘蒋先生顽弄派系的手法，他们也恨不得咬他一口。政学系的残余因而也在‘蒋先生顽弄派系的手法’之下幸存了，而成为一些受CC黄埔所排挤的高级官员和军人的避难所。由于他们自始至终未形成一个具体的组织，因而也独得天眷，成为蒋氏对压制尾大不掉的强有力派系的王牌！
抗战接近胜利时，民主竞选之风大盛，政学系一批领袖们，顾影自怜，自认为民主政治家，却没有选民。他们又想步着先烈杨畅卿的血迹前进，来正式组织政团。默认的成员之外，他们甚至考虑到拉久与该系不睦的吴国桢、王雪艇（世杰）两君入党来增加声势。不过政学系毕竟是国民党中最聪明圆通的一群政客的无形团体。抗战胜利后最甜的两大胜利果实东北和台湾都以为他们所独占，不久张岳军又作了行政院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们再要组党，难道还想做皇帝不成？聪明政客们，便再也不想作民主政治家了。
这便是所谓‘政学系’的一笔烂帐。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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