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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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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振宁说,抗战开始以前的一年,1936年到1937年,邓稼先和我在北平崇德中学同学一年。后来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我们又是同学。以后他在美国留学的两年期间我们曾住同屋,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稼先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忠厚朴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以后,美国报章就已经多次提到稼先是此项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谣言说1948年3月去中国的寒春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工程。
  寒春原名琼?辛顿,曾于40年代初在洛斯阿拉姆斯武器实验室做费米的助手,从事核物理研究并参与投放广岛、长崎原子弹的研制,当黑色蘑菇云升空时,同事慨叹道,这是日本人的骨头和肉。这使寒春陷入沉思,并最终决定放弃自己做一名纯科学家的梦想。1952年,在北京召开了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当时的寒春已经怀有7个月身孕,她在会议上呼吁人们不要忘记广岛的悲剧,要让科学为和平服务。寒春在北京的这次露面,引起了美国的注意。1953年7月,美国《真相》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将寒春描述为逃跑的原子间谍。文中写到,毫无疑问,一位美国自己的原子弹科学家逃到了红色中国,而且将她自己完全出卖了。1962年,寒春的母亲来中国看望他们,但当她回美国时,美国政府却收走了她的护照,因为那时的美国禁止人们去中国,而她却坚持去了这么一个怪异的国家。1955年,寒春和丈夫阳早带一千多头牛落户西安草滩农场,让贫奶的中国人喝上新鲜牛奶,这是他们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响应。在此期间,有关部门曾询问寒春,是否愿意继续研制原子弹,寒春摇头拒绝了,说现在中国人缺的不是原子弹,而是牛奶。

  第62节:第十六章 一到紧张的时候手就抖(3)

  2004年8月23日,寒春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换领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成为领到中国绿卡的第一人。
  杨振宁说,1971年8月,我在北京看到稼先时,避免问他的工作地点。他自己只是说在外地工作。我曾问他,寒春是不是像美国谣言所说的那样参加了中国原子弹工作。他后来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他已经证实了,中国的原子武器工程,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一些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数学家陈省身是杨振宁和邓稼先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陈省身说,四几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做教授时,邓稼先他们就经常到我家来,他那时候在普渡大学,离芝加哥不远。芝加哥是物理学的一个中心,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费米,他是意大利的物理学家,原子能反应堆就建在芝加哥大学的操场。邓稼先常到我那里吃饭,我在那里教数学,时常请中国同学在家里吃饭,谈谈天。后来他回国搞原子弹,我就不知道了。在中国搞原子弹的还有我的另一个学生,叫周毓麟,跟邓稼先一起搞。
  邓稼先生前,有许多人问过他搞两弹得到多少奖金,邓稼先对此总是笑而不答。1986年6月,邓稼先病危,远在美国的杨振宁赶了回来,到医院看望他,在好友的病床前放上一大束盛开的鲜花。邓稼先当时看看那花说,振宁知道我不行了。许鹿希为这两位有着半个世纪友谊的老朋友照了最后一张合影,由于全身大面积出血,邓稼先的嘴角还残留着来不及擦去的血迹。
  就在医院的这次会面中,杨振宁也提到了关于奖金的事情。邓稼先夫人许鹿希回答说,奖金是人民币10元。邓稼先补充说,是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杨振宁以为他们在开玩笑。许鹿希说,这是真的,不是开玩笑。1985年颁发原子弹特等奖的奖金总数是1万元,单位里平均分配,人人有份儿。但九院人多,还得垫上十几万元,才按10元、5元、3元这三个等级发下去了。
  邓稼先走马上任的时候,九所这一带还是满眼一片高粱,长势正旺,接收原子弹模型的房子也才刚刚动工。作为原子弹理论研究工作的负责人,当时他手下只有两个人可供调遣,后来才又陆续补充了几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胡思得说,我们是理论室,等于是我们整个事业的牵头羊,以前说我们这是龙头的三次方。我是1958年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毕业分配很简单,晚上开个会,党委书记一宣布,某某某到哪儿去,就完了。我们大概有十几个同学到二机部报到,可二机部到底是干什么的,都不清楚。到了部里,只知道钱三强是我们的副部长,后来我们就分配到邓稼先那个组里去了。邓稼先开始没说我们是干什么的,只叫我们看书,抽屉里的书有原子爆炸效应,当时我们猜可能是搞核武器。后来邓稼先给我们正式开会,说我们要搞原子弹。当时觉得很兴奋,国家对我们这么信任,我们这些大学生一出来就叫我们搞原子弹,有多高兴啊。当时的北太平庄那里没暖气,又特别潮湿,没礼拜六礼拜天,成天看书,冻得实在不行。对面有个副食商店,有个火炉,大家就围着烤烤手。有一次,邓稼先也来了,他从美国回来,是博士,这么大的专家,也跟我们一起烤火。邓稼先让我们看《超音束流和冲击波》,柯朗著,原版是英文的,翻成俄文,而这本俄文书是钱三强同志从苏联带回来的。全中国就这一本书,而我们这么多同志都学习,怎么办呢?大家就自己刻讲义,找一位同志打字,我们还要画好多图,搞完以后自己印,印完以后人手一份。我被分配搞状态方程,但我不懂铀的状态方程,没有做过。当时国外对铀是保密的,而国内根本没有这个实验条件。形势逼着我们从没办法里面想办法,把铀的状态方程搞出来。如果你没有状态方程,造原子弹就不好算。于是大家成天冥思苦想,怎么搞这个铀的状态方程,什么叫状态方程?别的金属都知道,铀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最后有一个参数非常有规律性,我们就这样探索着把线的位置给定出来了。搞出来不久,我们就看到一篇文章,是苏联发表的,他们也用这种办法,跟我们做的基本一样。我们看了以后,那是很高兴啊,你想想,刚毕业的大学生,竟然能想出这种办法来,还跟苏联的基本差不多,我们就给朱光亚主任看,他也非常高兴。后来,我们有试验条件了,证明我们原来搞出的精确度还是可以的。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发,不管做什么,你只要钻进去了,你就可以有自己的创造。
  虽说邓稼先是留美博士,但关于原子弹的理论知识并不比其他几位年轻人强多少,都要从头学起。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核武器方面的知识,根据当时中国最爱采取的一个办法,开始理论研究也是依靠发动群众。胡思得说,邓稼先叫我们看书,他有一个办法就是讨论式的。邓稼先自己核物理比较好,但是对炸药爆轰比较生疏。我们看好多书,讨论的时候他先叫一个同志讲,他有时候自己也讲,但讲着讲着讲不下去了,老邓就问谁能说说?比如朱建士是学力学的,他可能对这个就比较熟悉,上去讲讲,然后接着讨论。谁行谁就上去讲。

  第63节:第十六章 一到紧张的时候手就抖(4)

  朱建士说,那时候一来就宣布,不许说在二机部工作。你说叫我们怎么办?我们同学都不是乡巴佬,你能骗得过去吗?那就硬着头皮撒谎吧。他们说你在什么地方工作,我说在科学院。在科学院哪个所?他就是科学院的人。我说九所。科学院哪有个九所?你胡说八道。我说反正就是九所。大家哈哈一笑,就这么回事吧。当时的保密规定有时简直叫你哭笑不得,你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反正大家也理解,同学也知道,我也不是有意说假话。说两句大家哈哈一笑也就不问了。所以有的时候尽量躲开同学。后来到青海工作,很多关系就都断了。我是学流体力学的,刚来时一点不懂,一般人认为搞原子弹需要搞核物理的,实际上它是好多个学科的综合。当时这个所就只有一栋楼,我们来了以后劳动不少,知识分子比较多,都挑土。老邓每次劳动都带头挑,好多房子的地基都是我们挖的。九所刚建起来,我们住的房子没有暖气,但发了煤炉,由于我们每天晚上11点多才下班,早上很早就上班走了,所以冬天我们基本上没有生炉子,房子外面比屋里暖和。最早我们和建筑工人一起吃饭,洗澡到对面工厂去洗。我们都叫邓稼先老邓。开始我叫他邓先生,他不让叫。我们对核武器怎么搞并不清楚,老邓也不知道。老邓对我们要求很严,带着我们学习苏联专家给的几本书。我们刚来的时候,所里面还没有固定的苏联专家,老听到苏联专家说什么说什么,实际上是二机部的苏联专家来检查我们。专家虽然并不住在所里面,但是他们经常来,管保密。我们不是有个原子弹教学模型厅吗,他说我们模型厅的路没有修好,不给我们运来,说我们条件不具备,所以半夜把我们叫起来修路。后来列杰涅夫来了——他从我们这儿回去以后做了苏联一个研究院的院长,人们说的哑巴和尚就是他,他的很多同事后来我都碰到过,他们的科学家对他都很尊重,说这个人非常好。他们说列杰涅夫对中国的印象很好,净讲中国人的好话。苏联专家最早还是真心帮助我们的,他们一开始介绍的几本书,可都是这个领域的经典著作。我们是1958年毕业的,学校里在搞大跃进,到这里以后,对这么一直学习感到不太习惯。我们俄文不行,大家就一起啃俄文书,先把理论基础打好。一开始是很苦的,但是后来确实受益匪浅,像第二颗核弹就完全是我们自己独立自主设计的,那确实是吃透了,完全搞懂了。如果老是靠外国人帮助的话,说老实话,那进展会慢得多,因为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苏联继续援助我们,他给你东西,就算你把原子弹搞出来了,那氢弹他让不让你搞?我们实际上是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自己搞出来的,假如跟苏联谈判,我估计就算他同意你搞,光是谈判,两年零八个月也谈不下来。所以一开始学东西虽然很苦,但什么事情都必须靠自己搞懂,理论基础确实打得比较牢固了,后面的工作才能出成效。
  竺家亨和胡思得、朱建士他们一样,差不多前后脚来九所报到,经历了九所最早的草创阶段。竺家亨说,我是1958年9月份来报到的,邓稼先和王贻仁来得比较早,大概7月份就到了。当天下午就把我们拉到北太平庄有色金属研究院宿舍,我们大概要了一个单元的房子。我来的时候,人家说这是一个保密单位,将来要到西北去,也不知道要搞什么。邓稼先碰到我,说,竺家亨,早就知道你要来了。因为我的同学胡思得比我先报到,比我早大概10天左右,胡思得是复旦大学毕业的,我是南京大学毕业的,我们俩在宁波中学是同学。胡思得在表上看到我的名字,说这是我同学。我们大学至少七八个同学分到了北京,各自工作的单位不同,有时人家在外面碰到了,你还得提前几站下,不能在九所这个地方下车,因为一下车人家就知道你办公楼在哪了。所以,领导规定碰到这种情况就得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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