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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国模说,两年规划的制订,体现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结合。我们在编制这个计划的时候,还不知道现在讲的系统工程,当时还没有这个名词,我们也不懂啊,但这是我们在实际工作里面摸索出来的一个办法,现在看起来也是符合系统工程原理的。我是1952年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毕业以后分配在鞍钢,1954年到了北京,到了冶金部钢铁学院,后来又到了南京的化工厂,因为我是学化工的,所以回了本行。1958年的时候到二机部计划局,负责搞综合工作。当时保密要求规定得非常严格,你管矿山的事情,就只能管矿山,不能去了解后面工厂的情况,你管哪个工厂的事情,就只能了解这家工厂的情况,不能了解其他方面的情况。那么,只能有很少数的一两个人是搞综合的。综合就是从头到尾,从科研、设计、基本建设到生产综合平衡。那时候局长是张汉州。但具体的工作,细节上的事情,局长本人也不知道。二机部的领导,特别是刘杰同志提出了一个思想,一个编制计划的办法,叫做倒排暴露矛盾,顺排落实措施。所谓倒排暴露矛盾,是我们目标要求的,比方说,要求1964年底以前,爆炸成功第一颗原子弹,从这最后一关倒着推算:需要提供一些什么条件,特别是最核心的浓缩铀产品,需要提供多少数量的浓缩铀…235,最晚什么时间提供,然后再往前排,需要多少数量的六氟化铀,需要多少数量的四氟化铀、二氧化铀,一直到需要开采多少吨的矿石,这些都要经过周密的计算。根据生产的周期,生产这些东西最少需要多少时间。光是倒排还不行,要再反过来顺排,以便落实措施。比方说,按照矿石开采的周期和水冶厂建设投产的时间,不能满足后面产品生产的进度要求。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开始搞地质勘探采样挖出来的一些矿石,还有各个地方土法上马搞出来的产品收集起来,提供原材料,提炼铀的精华。又比方生产二氧化铀和六氟化铀原料的工厂建设周期比较长,等不及,我们也是土法上马,先在简陋的实验室里,一方面摸索生产工艺搞科研,一方面也提供了产品。如果不是这样事先周密计算周密考虑,光凭主观意志要什么时间完成,最后还是拿不到产品的。
第93节:第二十六章 一年累秃了头(2)
怀国模说,这个两年规划确实不简单,不是少数人能够独立完成的。当时我们找了很多专家,了解情况,听取意见。部里也对计划、设计和基本建设比较熟悉的同志,比方卢荣光,还有生产技术局的白文治局长,等等,多向他们请教,具体的计算主要是李杭荪和我。从计划本身来讲,有一个不断细化,不断调整,不断完善的过程。最后达到比较成熟的地步,到了毛主席那里就批准了。以后成立中央专委,就是觉得这么大的复杂的事情,光有计划,单靠二机部来办不行,非得要由中央来抓,非得由周总理来抓不可。周总理要求非常严格,他说,这件事情,包括你们自己的家属都不能知道。文件都是直接送给本人签收,里面关键的字,比方说进度:1964年爆炸原子弹,1964这几个数字不能铅印,都是空白,印刷厂印好了以后,我们再一份一份用钢笔填上,然后,密封好了送出去。所有的文件包括底稿,我们个人从来不得保存,每次专委会开完以后,用个牛皮纸口袋,密封起来盖上密封盖,然后存到专委会专门的一个保密室去。谁也不准再开封,再开封的时候必须经过批准。王亚志当时是总理的秘书,军事秘书,张治文也是周总理的秘书,周总理决定什么时候要开会了,他们就通知专委办公室做准备,搞出来文件以后,送到总理那里去。当时还不是一般的通信员送去,都是保密员带着专委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两个人,必须两个人送去,自己签收。给15个专委委员的文件,也是直接送给本人。我们平时的公文包,就是写计算过程的这些公文包,从来不能放在办公室,放在铁皮柜里也不行,而是专门有一个保密的文件包,每天下班以后装起来,用火漆印封上,送到保密室去。专委每次讨论的议题和文件都是我们写好了以后拿到保密车间去,我们就站在旁边,看着捡字,排版,印刷,不能离开。最后,要把排印中间的打样烧掉,把板拆掉。
两年规划编写完之后,二机部从部、局领导层到机关及基层人员,起初在认识上也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人批评两年规划没有根据,是主观上排的日期,超过现实可能。有人认为这个规划完不成的可能性大,完成的可能性小,或者说实现1964年原子弹爆炸的目标提前的可能性没有,只有可能后推,过去经验也是如此。有人还顾虑时间订得紧了会出漏子,担心在生产建设上发生质量、安全事故,万一出了大事,两年规划就恐怕不止是两年,而是10年规划了。
刘杰说,部党组虽说原则上同意了,但一到深入的时候,很多人就有不同的考虑了。考虑也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应该这样干,另一种是这样干是不是太冒了。有的说,这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讨论的时候,也是反反复复的。钱三强、雷荣天,以及白文治、李觉他们都发了言,担心这个计划订得不切合实际,完不成的可能性很大。刘伟和袁成隆等同志则从积极的角度,讲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刘伟说,两年规划不是纸上谈兵,不是唱空城计,而是有一定的根据的。我们现在坐在办公室里很着急,但只要我们到基层去,一接触实际信心就增加。袁成隆说,两年规划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现在不要再说行不行。好多事情要好好研究,但真正解决问题还是通过实践。需要是推动事物前进的轮子。但是,只有需要和现实可能相结合,事情才能成功。
袁成隆说,对1964年原子弹爆炸,我们部里头就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不行,担心是吹牛。他们一是对苏联专家撤走,可能太担心了。二是不大了解情况,而我们是整天在厂里摸,一个厂一个厂、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摸,我们心里都有数啊。所以,我们党组几个人,敢拍胸脯,说能完成。
在历史档案中,可以查到当时二机部讨论两年规划的记录,上面有白文治、杜文敏、李杭荪、李觉以及刘杰、钱三强、雷荣天、何克希等人的发言内容。
白文治说,那时候我只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把握,我不能不留点回旋的余地。所以,我当时说,两年规划这个方案有无余地铀浓缩厂是中心环节,原子弹裂变部件加工是薄弱环节,进度是倒排的,1964年实现原子弹爆炸有可能,但很紧,没有余地,按期完成的可能性小,延期的可能性大。因为有一个细小的环节完不成,整个就都完不成,几十个项目,你只要有一个项目出毛病,整个也会拖延。有点希望,但是没有把握,你要让我肯定这个我不敢。所以在会上讨论的时候,我总是说没有一定,最好留点余地,留下半年吧,大体是这个意思。心里没有把握,那就不敢随便答应下来,答应下来,不是军令状也是军令状,我是这样想的,其他的人也是这个意思。你比如说杜文明的发言,也是这个意思,李杭荪也讲,最好多提一个季度,钱三强发言也主张留点余地。最后刘杰发言是争取1964年,留半年余地。留半年就是1965年的上半年,按照刘少奇同志说的。
第94节:第二十六章 一年累秃了头(3)
1962年12月,刘杰召集核燃料工厂的几位厂长开会,讨论有关制订两年规划问题。刘杰说,他们听说后都很激动,表示坚决千方百计完成任务。主管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彭桓武明确表示,对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是有把握的。他们是生产第一线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最有资格回答两年规划是否有依据,能否实现这一问题。我以为,我们有的领导同志当时之所以对实现两年规划有些担心,主要是受分工和保密的局限,以致对实际工作了解不全不深不透。当然,核工业建设、原子弹研制中的问题困难还很多,未知因素不少。比如: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出来了,但需要大型爆轰实验来检验,聚合爆轰出中子这一最叫人揪心的技术关还没有过。大型爆轰实验只能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而这个基地的基本建设到1962年底投资仅完成了百分之十几,余下的工程量相当大。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压力确实是很大的。那么要承受这个压力,我就只好自我减压。我就这样想,中央决定了1964年,但是少奇同志讲了,总理也讲了,我们原来也讲过,不行的话1965年,还有个缓冲嘛。后来爆炸成功了,张爱萍一见我,几次都拍我肩膀,说,刘杰,怎么样,我说六四年,你说六五年。我只好说,你说得对。那时候提出两年规划时,确实条件不是太具备,有一定风险,所以有不同意见都是正常的。我一再说,我对实现两年规划是有信心的,但不能说有绝对把握。我们说,力争1964年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也有可能争不到啊。究竟如何,还得由实践来检验。现在,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带领广大群众全身心地投入,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一切经过试验,攻关夺隘,把计划变成现实。因此,我在发言中一再说,如果经过努力,两年规划在1964年未能实现,1965年我们再干半年,留半年的余地。同志们听后,认为言之有理,都表示赞成。曾一度主张推迟第一颗爆炸试验时间表的同志也表示完全同意,这样,认识就统一起来了。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我感到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在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有缺点。我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比较多,其他同志各管一段、一面,不大了解全面情况,这是造成在两年规划问题上一定时间内认识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是班长,我负有主要责任。在讨论两年规划时,我做过自我批评,并在会后采取了改正措施。
原子弹研制过程中,许多担子都要压到刘杰的头上来,上上下下,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层出不穷,令人劳心费神。有时甚至制造某个设备时要用什么样的钢材,他都要过问。有人讲,刘杰管的太细了。
刘杰说,事后回想,那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个总工程师?像真空阀门的事,弹簧箱的事,蒙乃尔金的事,你不好拍板啊。弹簧箱是铀浓缩厂的一种设备,按照苏联的设计,使用寿命是一万次,但我们制造的只能达到几千次,用不用,也要我来拍板。这都是经验教训吧。那时候时间特别紧,工作特别紧,心情特别紧,1962年一年时间,头发就秃了。但实际上,原子弹不光是一个专门的科学性的东西,它更多的还是一个大的工程问题,组织管理问题。你说一个科学技术要用什么办法,用这个办法好,那个办法好,比如爆轰试验到底用谁的方法,那都是个决策问题。而我呢,就是要争取时间,要让原子弹能够很快的构成,定型,我就主要从这方面考虑了。我要是光去区分哪个先进,哪个落后,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当然,这就要在实践当中一边摸索,一边学习了。为了掌握全局,一是向老师学,请专家讲课,二是自己读一些书。记得在那个小楼里,夏天太热,汗流浃背,也顾不上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