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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即决定一切由我会同前敌委员会相机处理，处理好后，我仍须尽快赶回中央。这样我才答
应当晚赶赴前线。我并提出万一因时间或其他原因来不及阻止南昌暴动，又应如何。罗明那
滋等除表示应坚决阻止外，不愿对这一问题作负责的表示。
后来南昌暴动并没有被阻止住，而终于爆发了。在共产圈子里，谁也不好再说南昌暴动
不应当举行，更不愿提到曾经被阻止过的事。共产国际和其代理人以及中共中央的首脑瞿秋
白等，都觉得曾经阻止过南昌暴动，究竟是不够体面的事，如果在共产国际各支部中宣扬出
去，更要引起许多是非。因此他们再不愿提起这件事了。笨拙的瞿秋白等还曾颠倒是非，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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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否认和强词夺理的予以曲解，硬将我这个奉命行事的人陷害一番，诬指我假传圣旨，私自
阻止南昌暴动的举行。这是中共内部从未有过的一次大黑幕，下文我还要说到的。
我于七月二十六日晚（即会后）匆促搭上了长江轮，离开了这个有过“赤都”之称的武
汉，这也正是武汉政府快要落幕的时候了。“分”共已进到“驱”共的阶段。各级党政军机关
里的中共党员都已陆续退出，中共的组织也已转到地下去了。这个“赤都”的街头，仍有一
些中共秘密散发的传单和工农群众一些抗议性的零星行动，在那里点缀着革命的余波。
曾是武汉时期主角之一的鲍罗庭，迟我一日在武汉要人们有礼貌的欢送声中，从大智门
车站搭上了京汉车，向西北驰去。他这次从庐山经武汉西行，并未与中共要人谋面，似也未
再与闻武汉政府和中共的事。其心情恐怕是够凄凉的。他这个锋芒毕露的策略家，在中国革
命中确曾煊赫一时，但他口袋里的“草”究竟有限，莫斯科的“紧箍咒”不容他自由施展，
中国人又把他看作是一个身份不明的“洋鬼子”，这一切就使他有些形格势禁，终于不能不锻
羽而去。
此外，国民党左派中几位佼佼者，如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也都悄悄的离开了这个
褪了色的城市。其中尤以邓演达，为了安全起见，化装汽车司机，随着铁罗里，偷过冯玉祥
的辖区，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他们事先并未预闻南昌暴动，他们的名字都被列入南昌暴
动中的革命委员会，事先未征得他们的同意。不过他们在政治上很显然已是南京和武汉的反
对派。
国共合作至此宣告结束，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大浪，就在分裂声中退潮了。当这艘江
轮载着我离开汉口的时候，我站在船头，回首这个城市的灯火，不竟感慨万端，我在默念着：
“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处空留黄鹤楼！”这诗句。
①宁汉双方在这一点上早有通电表示，五月十四日李宗仁并曾由芜湖亲赴江西湖口，与朱培德会晤，商
决互不侵犯，一致北伐。
②直荀《马日事变回忆》有较详细记载。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三八一至三八四
页。
③许克祥等五团长于五月二十七在长沙推选所谓真正国民党仇亦山等从新组织省市党部，通令改组。
④这个文件大部分原文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什之译，第一七二页，上海时代出版社，一九四
九年。
⑤鲍罗庭被解职的时间，多数书刊记载是六月五日，但东方杂志第廿四卷十六号记载，南京方面到六月
十七日才传出“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免鲍罗庭及各俄顾问职”的消息，我也记不清楚正确日期。
⑥冯玉祥《我的生活》中说，这个调停纷争的电报是吴稚晖自告奋勇替他拟的稿子，经他修改后发出。
⑦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曾引用这个声明的一部分。告党员书见胡华主编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史参考资料》第一九一、二二三页，不过八七告党员书说这个声明是在六月三十日中央扩大会议所通过的，
这又与我所记忆的日子—六月二十日—有出入。
⑧⑨宣言全文见雷啸岑著《卅年动乱中国》。
⑩陈先生辞职书的理由是：“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
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
⑾陈独秀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中也曾提到这次会议的情形。
⑿见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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⒀“南伐”似从未有过具体计划。因为事属秘密策划，其大要是第四军回师广东，首先进到广东北江东
江一带地区，再驱逐驻在广州的李济琛，形成另一左派中心，与南京武汉相对抗。
第十三篇 从机会主义到盲动主义
第一章 南昌暴动
从上文的叙述，读者已经明白国共合作终于完全破产了，中共也濒于支离破碎了；但问
题的中心，是此后中共何去何从，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中共经由南昌暴动，竟转入到苏维埃运
动时期。更不幸的是整个苏维埃运动的思想和实际都不适合于中国革命的需要，中共也从此
堕入了左倾的歧途。
总结国共合作时期的历史教训，许我这样说，国民革命确是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也是
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国共合作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国民党整体是代表了中国人民的自强
独立的普遍情绪和要求，中共确是这种革命势力中的左翼，它偏于体现工农利益。可是国共
合作的实际政策是错了，中共废弃其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不安于少数派的地位，一心想
投机取巧，混进国民党内去，企图混水摸鱼。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根
本就是机会主义。
国共虽然分裂了，但国民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结。一九二七年夏季，武汉政府快告结束
的时候，国民革命还只是在初步发展时期。当时，北伐尚未完成，军阀和反动势力还以各种
形式到处猖撅，中国统一的任务，还差得很远，不平等条约并未废除，列强在中国不仅保有
上海等地的租界，破坏中国领土主权，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它们还可以运用其驻在
中国境内的军队和炮舰，干涉中国内政，反对中国革命；愈到中国北部，日本的侵略势力，
更是不肯轻易退让。蒋介石汪精卫等虽然是相继清共分共，但还在与奉系军阀作战，并未有
与日本等列强势力勾结起来。中共最主要的错误，就是没有看清楚这一点，即是国共闹翻了，
大批共产党人受到了杀害，但国民革命还未成功。如果中共当时仍能向国人号召国民革命，
一致继续努力，反对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和军阀，也反对那些清共分共的反动行为。循此前进，
大可以开辟中国历史的新途径。
可是共产国际的死公式，危害了中共，也损伤了中国革命。这种死公式就是：国共合作
完蛋了，继之而来的便应当走苏维埃之路；民族解放运动解体了，继之而来的应当是进行土
地革命；蒋介石反动了，似乎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完结了，继之而来的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
由这些思想出发，于是自欺欺人的飘飘然起来，运用所谓辩证法，强调土地革命与苏维埃，
强调反对蒋介石政权，认为这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最主要工作。谁知这个革命目标的转移（由
对外转到对内），竟帮助了日本的侵略势力，也几乎完全断送了中共。直到不可收拾之时才放
弃苏维埃，要求蒋介石容许它“一致抗日”。所谓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也就是苏维埃运动破
产的明证，这些事我在下文要详细说到。
现在让我从南昌暴动说起。“八一”南昌暴动，是中共对国民党分共的武力反抗；名义上
虽仍以传统的国共合作相号召，实际则纯由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这一暴动，由中共政策转
变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过渡阶段，因为暴动失败之后，中共也就走上了苏维埃运动的
新时期。中共暴动政策，也是由这一次开始，而且一开始就充满了冒险色彩。由此发展下去
的秋收暴动，广州暴动等等，更走到了可怕的盲动路线上去。这在中共的记载中，是由右倾
机会主义这个极端，走到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另一极端。但我要修正一下这句话，中共加入国
民党这一实际政策，根本是右倾机会主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不承认这一点，只枝枝节节
的批评过这一政策实行方面的一些错误罢了；苏维埃整个政策，根本就是盲动主义，共产国
际和中共中央也不承认这一点，同样只是枝枝节节的批评过某一些明显的盲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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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批判之词，并非自诩我有先见之明，而是在痛苦的经历中体验出来的，而且相
信这是公平而合理的。当我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晚踏上长江下行船，由汉口往九江时，
我的心情很不愉快。我痛恨大批共产党人的被杀害，觉得非奋起反抗不可，但又认为南昌暴
动并无成功的希望，不免有进退两难之感。我本来不满共产国际的领导，但又无法脱离共产
国际。我深刻体会中共混在国民党内的政策是大错特错，但现在改弦更张，对未来的局势发
展如何，实在有点茫然。共产国际，对南昌暴动采取置身事外和阻止的态度，罗明那滋的左
倾蛮干，瞿秋白的取巧作风，无一不增加我心情的不安。总括的说，愤慨、反抗和苦闷、思
想模糊不清，以及对暴动失败后可能引致的严重后果的顾虑，各种复杂心情交织在一块。在
无可奈何之中，只有加仑将军的那种苦心孤诣的建议，给我一些解脱。我总在设想，中共的
军事势力与张发奎所率领的第四方面军，全部共同回师广东，是比较可行的，应当争取其实
现。
二十七日早晨我到达九江，当时九江码头很为拥挤，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都
由武汉来到这里，大部分候车转赴南昌，也有些正设法潜往长江下流上海等地。他们大都在
那儿对时局发展交换意见，中共的要人们也乘机拉拢国民党左派人物，企图为南昌暴动增加
声势。这里也是一个军事转运站，第四军正由武汉经九江转赴南昌。我很快在九江找着了贺
昌（少共中央委员）、高语罕（武汉军校的政治教官）、恽代英（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廖乾
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和关向应（少共中央委员）等同志举行会议。简略告诉他们二十六
日中央常委会议的经过和决定，他们都表示南昌暴动势在必行，已无讨论的余地，尤其是恽
代英表现得最为激昂。
当我追问恽代英为甚么不能重新讨论时，他表示没有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