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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企图和我及其他同志改善关系，对外也曾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但这都收效甚微。
根本原因，是一般重要干部都不相信他能够成为对内对外的重心。
当时叶贺这一支暴动军队，不待说，是极需一面政治旗帜的，对内需要团结和鼓励军心，
对外需要有响亮的发言和号召。这点我也曾向我的战友们提起过，但他想不出解决的办法。
南昌暴动没有得力的发言人，这就使中共的领导为之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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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是可以负起政治领导责任的，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不多
谈政治问题，甚至很少召集前敌委员会会议，即使举行会议，也没有讨论过重要的政策。兼
任革命委员会属下参谋团主任的周恩来，一心注意军事问题，大概他是以获致军事胜利，使
这支暴动军能在广东东江地区立下脚根为第一要义。也许他以为一切要等到军事胜利后再说，
如果过早奢谈政治领导，不是空论，便是自讨麻烦。多数的中共重要人物如李立三等，与周
恩来都有相似的心境，而且大致都强调暴动是天经地义，谁要是怀疑或提出异议，谁就是动
摇和不够坚决。这种不计成败的唯心观点，也就是盲动主义的根源。
我当时的处境相当尴尬，也有些无能为力之感。我是应当返回汉口中央去复命的，只因
交通阻隔，无法成行，惟有随军前进。我不仅遭受过谭平山的反对，而且李立三、周恩来、
恽代英等同志无形中认为我对暴动不够坚决，对张发奎存有幻想。我自觉我的领导信用是受
到打击了，除了照常参加前敌委员会会议，做些我所能做的事外，也无法挽救中共领导的凌
乱局面。
暴动前夕，参加暴动的军队，都急速向南昌集中，中共的人员，也由九江一带向南昌涌
进。中共将有暴动，似为张发奎所觉察。三十一日，张发奎从九江乘南得车赶往南昌，但他
到达马回岭站附近，即被阻隔。据在当地指挥暴动的负责人聂荣臻向我描述当时的情形说，
张发奎赶到马回岭时因为交通已断，即下车向正在移动的部队警言：“你们向何处开动？奉了
何人命令？”并宣称：“我是张总指挥，我命令你们停止前进！”这时聂荣臻深恐军心动摇，
便指挥同志，架起机关枪，向张来的方向作示威式的扫射。张见情形不对，便被逼不再指挥
他的部队了。因而聂等也就指挥军队破坏铁路，将马回岭以次的沿线部队，都依计划移向牛
行车站及南昌附近，并布置警戒。
南昌暴动，决于八月一日上午三时发动。第一步的目的是先行解除城内不参加这次暴动
的军队的武装。三十一日叶挺贺龙等部队，都已按计划集中到南昌城内及四郊各军事要地。
这一军事行动的指挥，是由叶挺负责的。那时，我也在叶挺的师部。还不到三时，枪声便响
了。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留驻在南昌城内的朱培德部队约三千人，一下子就全部被缴械了。
当行动开始时，叶挺曾接到好几次电话，都是他的部属向他报告：被包围的部队表示愿意投
降一同参加行动。叶挺却一一以坚决的语气回答：先缴械再说，天亮前，南昌城内的各机关，
都已被全部占领。
八月一日清晨，占领南昌的军事行动结束以后，建立政府和今后应采取的军事策略是急
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建立政权这一问题，我和谭平山等所考虑的是成立正式的国民政府或成立临时性质
的政权机构，我们没有提到要建立苏维埃政权。当时一般的看法，以为一个正式政权的建立，
须有稳定的地盘；而又必需有继续的军事胜利，才能获致。同时，共产国际一向的政策，又
是主张建立一个有力的国民政府，并反对托洛斯基建立苏维埃的主张。所以讨论的结果，便
决定了组织一个临时政府，名之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一、号召国人拥护孙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
大政策；二、在适当时机，召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成立国民政府，讨伐南
京武汉一带的叛逆。当时，我们在南昌所发表的宣言文告，大体就是根据这两点作成的。
革命委员会由二十五人所组成，包括谭平山、宋庆龄、吴玉章、邓演达、何香凝、恽代
英、张曙时、郭沫若、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张发奎、贺龙、彭湃、林祖涵、朱德等。
这个名单由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后，即由谭平山在一次包括国民党左派人物的会议上，提出
予以通过。委员们立即宣誓就职，旋又推举谭平山为委员长，吴玉章为秘书长。这名单中的
国民党左派人物，除张曙时以外，其余如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并未到场。他们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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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被列进去，这是利用国民党招牌所必需的。至于张发奎那时已与南昌暴动处于对立的地位，
中共仍将他的名字列入，一面表示拉拢，一面想借此维系第四军军心。参加南昌暴动的国民
党左派人物，只有张曙时、姜济寰、萧炳章，和一些国民党中下级干部。因此，这个革命委
员会，用的是国民党的招牌，事实上是完全由中共所操纵。
军事行动策略更是紧逼的问题，当时张发奎所率领的第二方面军一部分，正由九江向南
昌逼近，声言讨伐叛逆。朱培德也正在吉安樟树等地调集他的部队，作反攻南昌的部署，武
汉南京两方，都可迅速集结其他部队入赣增援，对付我军。根据这种种情况，我们认为南昌
处在四面受敌之中，显然不易立足。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南下占领广东东江一带
地区①，以潮汕为据点，再行统一广东，出师北伐；一是主张西向进攻湖南②配合湖南的农
军，占领一部分地区，以为根据，再图大举。贺龙对于第二种主张很感兴趣，因为湘西一带，
原是他的老巢。但讨论的结果，大多数赞成南下的主张。理由是东江一带防务空虚，易于占
领，且不至四面受敌，东江的农民运动，早有基础，力量易于扩张，又因占领汕头海口，可
望获得苏联的接济。当时大多数人不愿往湖南，对于苏维埃，打游击，土地革命等等，还是
疑虑多端。毛泽东自愿到湖南去，也是挺而走险，当初也曾企图带着农民武装赶来南昌，参
加暴动，只因时间上来不及而作罢。
如何扩充军事实力，也是煞费脑筋的问题。贺龙的第二十军战斗力不算充足。他的第一
师师长贺敬斋，第二师师长秦光远，每师虽有三个团，但人数并不足额，枪支更陈旧不堪。
周逸群所率的第三师，那时还只有一个团人。所以第二十军急须加以充实。叶挺的第二十四
师和周士第所带的七十三团（原系独立团）是这次暴动中的主力。中共当时决定再成立一团，
与独立团合并，编为第二十五师，再加上蔡廷锴的第十师，合并成为十一军，由叶挺、蔡廷
锴任正副军长。当时驻在南昌附近的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他接替陈铭枢的职位），对于南昌暴
动，原采取中立态度，经中共极力拉拢，他才表示附和。朱德原任杨森军的党代表，在杨森
背叛武汉时，离开杨部来到江西，他的老朋友朱培德便任他为教导团团长。后来朱培德遣送
共产党员出境，朱德仍以与朱培德等同系云南部队出身的老关系留任原职，并未被认为共产
党员而遭遣送。这时中共特别抬出朱德来，给他以一个第九军军长的名义，希望他能影响并
转变朱培德的部队，形成一个新的军事力量。
根据这种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部署，革命委员会的具体组织也就形成了。任委员长的谭
平山，算是对内对外的领袖，吴玉章以秘书长的资格，组织了一个秘书处，为革命委员会的
办事机关。革命委员会下成立一参谋团，等于国民政府下的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
刘伯诚任参谋长，贺龙任前敌总指挥，叶挺任副总指挥，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此外，设
有农工委员会，由我任主任，李立三、郭亮、彭湃、陈荫林等任委员，负责领导工农运动和
建立各地方政权等任务。另党务委员会，主任张曙时，负责领导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委
员会，主任恽代英；财政委员会，主任林祖涵，后来又增设一个政治保卫局，由李立三任局
长。这些组织的性质，是党政军一元化的。既杂有一点国民政府的成规，也渗有中共的特殊
作风。
革命委员会的政纲，大体还保存着北伐初期的色彩。其中最特殊之点，是规定没收二百
亩以上的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耕种。这种规定，虽然还是在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
田”的口号之下提出的，然而，已是中共公开宣布没收土地的第一声。再则，规定经过选举
的方式，成立乡村政权，在这种选举中，工农团体自然是其中的骨干。此外，关于反对帝国
主义和军阀，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等项，都和过去国民党的政纲没有多大出入。
革命委员会略具规模，还没有来得及大事宣传，就不得不根据军事情况的需要，离开南
昌。军队之向南移动，对内对外，都引起一种不安的情绪，许多人感觉到，中共的军队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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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逃难。武汉的中共中央又已通告各地区组织与工农团体，停止响应南昌暴动，前敌委员
会对两湖各地工农的配合行动，已失去了指望。即对在平江暴动的余洒度部，也认为时间上
来不及命令他们赶到南昌与大队会合，只有通知他们就地行动，后来这一部分军力就成为毛
泽东所组织的湖南工农红军的基干部队。
八月五日，这一支暴动军，护卫着革命委员会的庞大组织，经由赣东的抚州、瑞金等地，
向广东的潮汕进发。这支军队，除了打着革命委员会的招牌以外，可以说与其他的国民革命
军没有显著的分别。一般士气反不如北伐初期那末旺盛。溽暑行军，行李又非常笨重，需要
大批民伕，而民伕又征不到，于是沿途拉佚和兵伏逃跑的事，不断发生。中共的干部们，是
在那里第一次学习军事行动。
第一天的行军情况，特别显得七零八落，当天走了九十华里，到李家渡宿营时，许多干
部，脚板上都瘇起了水泡。要人们要坐轿子，轿伕又不易找到，走路似乎比任何事都辛苦。
一般干部，在出发前，总想多带点日用的东西，可是上路后，这些所携带的东西都成了极重
的负担，似乎几两重的心爱的物件，这时都成了千斤坠。因此，在多数干部要求之下，决定
把这些包袱扔掉。在李家渡河边的沙滩上，各种漂亮的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