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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报告，成为这次大会政治决议的基础。他的种种表现，给我和其他同志以深刻的印象，认
为他有正直诚实的风度。
他说到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时，虽然避免提到共产国际政策上的错误，但也没有肯定
表示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是完全对的；也没有说到陈独秀时代中央的错误是由于违反了共
产国际的指示。但却直率的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们，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这是铁
一般的事实。他根据这种论断，对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这种关系深表遗憾。
他提到国共合作时期，尤其是武汉时期的种种事买时，认为革命的失败是由于敌人的力
量过于强大，同时国际革命力量并不能给中国革命以有力的支援，这是因为中国革命达于高
潮时，西欧的革命运动却正受到挫折的缘故。但中共中央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联合战线的
任务，缺乏正确的了解；在紧急关头，不能打破敌人的包围，因而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
他提到南昌暴动一事时，大声地说，共产国际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确有发出。但他没有
进而批评这个举动是否正确，和为甚么发出这封阻止的电报。他继而宣称南昌暴动是反对中
国国民党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基本上是对的。他对于未能使南昌暴动与秋收暴动结合起来
这一点，认为是最大的失算。
他严厉批评盲动主义的错误，要求这次大会予以纠正。但他毕竟不愿中共受到更大的震
荡，多少采取和事老的态度，号召中共党员在共产国际正确路线之下团结起来。
他极力说明反帝国主义的重要。他认为日本有瓜分中国的野心，而且，太平洋将有瓜分
中国的帝国主义大战发生；因此，争取中国的独立，还是中国革命者主要的任务。由此出发，
他认为中共将来还要与广泛的小资产阶级结成反帝联合战线。甚至认为将来中国革命政权可
能由中共和谭平山这一类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平分职掌。他不主张过份强调反富农，他的这种
主张，甚有先见之明，后来却被斯大林派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
继布哈林之后，是瞿秋白作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花了很多时间谈国共合作时期的故事。
他批评陈独秀虽然赞成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但放弃领导权的争取，甘心做国民党的尾巴。
又指我一贯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不敢去和国民党争革命领导，同样是右倾机会主
义。只有他自己自命能正确的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赞成加入国民党去积极争取中国国民革
命的领导权。但他的论据，除了引证一些列宁的话以外，究竟不能指出若干显明的历史事实，
来证明他的立场完全正确。而且他并没有着重表示如何改正盲动主义的错误和明确表示中共
今后应取的方针，因此，他的报告曾引起多数代表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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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大会讨论这些报告将告结束时，瞿秋白提出了各组审查委员会的名单，负审查各种报告
和提案，以及起草决议之责，再提交大会批准。由于许多代表不满意他所提出来的名单，认
为各名单中没有适当的包括反对方面的同志，曾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大会否决了他所提出的
名单。这件事使瞿秋白认为是大会对他的不信任，因而退出会场，向共产国际求援。结果，
共产国际派来四位年老资深的委员，半用压力半用调解的方式，才将名单予以适当的修改通
过。
代表们在主张上，大致有这么一种分野，瞿秋白和他的少数追随者，坚持八七会议以后
的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王若飞、汪泽恺这两位与陈独秀关系较密切的人物，严格批评瞿秋白
所作所为都是错误的。在这两种极端主张之中，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等，主张维持瞿秋
白中央的领导，但须纠正错误，我和蔡和森、项英、罗章龙、王仲一等，主张瞿秋白应彻底
改正错误，才能继续在中央工作。
这次大会，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之下举行，布哈林等人，并不经常来参加，但担任中国
部长的米夫，率领着土地问题专家沃林等人，却是每次会议都在座。米夫甚至以共产国际的
名义，在那里施用压力。他曾约我恳谈，开门见山的向我说，共产国际希望我和瞿秋白能化
除成见，互相合作。我表示，只要瞿秋白能纠正错误，合作当无问题。他进而探询，是否这
种合作带有勉强性质。我曾指着案上一个磁茶杯说：就像这个茶杯，被打成几片，虽然可以
补起来，究竟不如没有补的那么自然，也希望以后再不会有人将它打碎。米夫回答说：共产
党的组织，究竟不好比作一个茶杯，因为它是有机的东西，共产国际自信有力量领导中国同
志，改正错误，并使他们团结合作，只要你答应，我就可以向共产国际报告我们中间已获得
谅解。我觉得他的话涵有强制的气味，因而表示我尊重共产国际的裁处。他似向瞿秋白也同
样表示过，也收到同样的效果。
米夫的横加干涉似是过份了，也把事情弄糟了。我与瞿秋白之间的意见虽极参差，但经
过争论，各自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和取决于多数，也许事情的解决要自然些。米夫似乎有
一种印象，觉得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以及共产国际或其代理人都错了，抑或这个或那个中共
领导者错了，都不易弄得清楚，因而只有由共产国际来强制裁处。这样做的结果，显然会使
争端的解决，不能达到水到渠成的顺利效果。各人都觉得受了委曲，而且会埋怨米夫的多事。，
因此，在大会期内，我和瞿秋白双方都觉得米夫锋芒太露，有操纵中共的野心。
陈绍禹、沈泽民等在大会中的举动，也不利于米夫。这些中大学生，被认为是米夫派，
在大会里任翻译等工作；他们是后进同志，大多自命不凡。听了一些代表互相指摘的言论，
不免对于原有领导人物，意存轻视。他们听了瞿秋白那种“半罐水”的马列理论，往往在那
里暗中窃笑；觉得自己比他们的前辈懂得更多。对于有些代表，若干不能自圆其说的发言，
他们又认为过于缺乏理论。他们表示既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也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
似乎今后党的重任要由他们来负担了。这一切的一切，都被认为米夫是在那里培养干部，来
打击我们这些原有的领导人物。
向忠发在大会上的活动，也是令人侧目，这位在武汉时期任湖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
忠发，于一九二七年武汉分裂后，来到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他被共产国际视
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象征，他也一切听从米夫的摆布。因此，他的身价与时俱增，也学会了一
些马列主义的口头禅。在这次大会中，米夫与陈绍禹等，便将他当作一张王牌，来批评我们
的错误。他也当仁不让的以陈独秀的继任者自居，摆出一副比陈独秀还要严厉的家长面孔，
往往在大会中高声责骂这个或那个同志，三句话便不离“这是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其实，
他并不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有点江湖气，与他共过事的李立三项英等，都知道他的底细，
不免暗笑他的那种扮演。我们多数人总觉得他不能负起领导的重任，也讨厌他的“米夫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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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中共缺乏领导重心，而又没有其他适当的人来充当，只好暂时容忍。
这次大会虽有许多不协调的因素，但毕竟在共产国际强力领导下进行，不能没有冠冕堂
皇的交代。因此决议倒是洋洋大观，也曾被人据以宣称是一次最有成效的大会。但细按那些
决议的内容，有些地方混淆不清，首尾不能相顾，甚至埋下了一些暗礁。
这次大会首先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任务。在国共合作破裂以后，中共的基本
方针究竟应如何，实在是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大会根据布哈林的报告，规定“中国革命现
在的阶段，乃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这一革命，具有两大任务：“第一，驱逐帝国主义
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第二，彻底的平民式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
①”大会认为：“以上两项任务，虽然没有走出资产阶级生产方法的范围之外，但须由无产阶
级领导广大工农两大革命动力，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用武装暴动的革命方法，推翻帝国主义
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和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专政，开辟中国革命向非
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前途进展。②”这个公式，后来就成为毛泽东的所谓“新民主主
义”的蓝本。
这次大会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并指出“中国现在并没有甚么革命高潮。因而党
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③”大会认为：在城市中，主要应进行工人群众的组织工作，和领
导反帝运动，在农村中应利用尚保存着的苏维埃根据地和少数工农红军，依据革命情形的发
展，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因而制定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决议》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
分配给穷苦农民的《农民土地决议》等等。
中国苏维埃—即工农民主独裁—这个概念，或者说这个公式，在这次大会的决议文中，
最是含糊不清。例如，政治决议案中说：“广州暴动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
同时又说广州暴动是“退兵时的一战”，这显然互相矛盾。布哈林在他向大会的演说中着重指
出：日本在济南出兵，采用暴力侵略，中国有被瓜分或爆发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在
将来剧烈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中，中共有与谭平山这类小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可能。这个与“工
农民权独裁”，显然不同的“联合政府”的概念，既未列入决议，但也没有人批驳过。这个重
要的论断被忽略了，是这次大会最大的失败，也是斯大林反布哈林右派的一个恶果。决议文
中还进而武断地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豪绅地主的反革命营垒，他
以前是削弱并动摇军阀制度的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
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这种说法非常荒谬，后来的抗日战争这个事实就把它完全否定了。
至于当时托洛斯基主张中共不应搞苏维埃，应当要求召集国民会议，力争民主之说，更没有
讨论过。因此大会决议并没有证明中共此后非走苏维埃道路不可，也没有详细说明它的发展
前途。
苏维埃这个公式似是既成事实，南昌暴动失败，结束了国民党左派政权这个政治斗争目
标，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又树起了苏维埃这面旗帜。而且，没有人愿意出面抹煞这个既成
事实，发动从新检讨的讨论，因此，讨论的重心就转到了“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