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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幻想轻工业供应的提高。他不相信苏联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可以改善，甚至不愿采取
一些措施，增进与它们间的贸易。他认为苏境内的阶级斗争确是日渐加剧，因而主张雷厉风
行的用政治手段来反富农，和在党内进行惨酷的两条战线的斗争。
斯大林这种政策几乎使苏联濒临灭亡的境地，他强迫实施农业集体化，由反富农的政策
进到消灭富农这个惨绝人寰的政策，使苏联的农业三十年来一蹶不振，他接二连三的实行大
清党，不仅许多老党员被杀，而且使苏联的国力大受损伤。如果不是希特勒自掘坟墓，四面
树敌，苏联在第二次大战的命运，可能是很悲惨的。
当时莫斯科的政治气氛确是使人窒息，斯大林强调反右倾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是惨酷而
毫不留情的斗争，不仅要打击政敌，还要根本消灭反对者的生命，他又强调反对对左右倾的
调和态度，任何人言行不慎，都可能被指为调和派，他更进而反对所谓阳奉阴违的两面派，
和口是心非的暗害者，任何忠诚的党员和奉公守法的人民，都可随时被指为两面派或暗害者，
恐怖笼罩着整个苏俄，斯大林所直接指挥的特务机构具有无限制的权力，这样任何人讲话都
得找着斯大林的言词作根据，否则就有莫大的危险，所谓“偶语弃市”的话，又出现在二十
世纪的苏俄！
我在上面说过的中山大学的斗争和清党运动，就是在斯大林这种作风之下发生的。我曾
参观过对工业党要犯的审判，我觉得至少有些工程师们，是因工作上的过失，而被判为暗害
者。我也到过农村参观集体农场，考察过反富农的斗争，反宗教的斗争等等的实况。我想起
我们在武汉时期有过的一些农运过火行动，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六次大会后的共产国际，反右倾成为最主要的节目。在反右倾运动中，反对德共右派和
对右倾的调和派和美共中央多数派，算是较重要的事。此外，在一次共产国际的扩大会议中，
枯西宁表示因为他对俄国情况了解得不够清楚，曾在一九二八年夏季，赞成过布哈林右派对
俄国问题的主张，深感后悔，并声明此后无论对情况如何不了解，也绝对拥护俄共中央和斯
大林的正确主张，不敢有所怀疑。枯西宁这些话，也许是出之于不得已，但我当时觉得他这
样甘愿盲从，简直是荒谬的，我也想到枯西宁这几句话是意味着共产国际的独立性早已不存
在了。
李立三得着莫斯科反布哈林右派的鼓励，也在中共内依样画葫芦的干起来，他开除蔡和
森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以请共产国际纠正蔡的右倾错误为理由，将蔡送到莫斯科。李立三向
共产国际的报告，指斥蔡和森老是维护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准备群众力量，他
看不见高潮的到来，忽视了发动群众、配合工农红军、夺取大城市的暴动，足见是明显的犯
了右倾的错误。
这件事确是反右倾的怪现象。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对之不免啼笑皆非，他们觉得李立三的
做法是过火，也许还觉得在中共中央应受处罚的，不该是蔡和森，而应该是李立三，但在反
右倾压力之下，他们似又觉得不便为蔡和森主持公道，他们无言的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这
就助长了李立三的盲动气焰。
一九二九年夏季，蔡和森来到莫斯科，他保持极度缄默，不愿表示使何意见，也没有向
共产国际作任何的申诉，仅要求在莫斯科学习一个时期。他也绝不向我和瞿秋白等谈论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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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内部的事，甚至不轻易与人来往，终日索居在住所中，借助于字典，埋头读书。我觉得我责
无旁贷应为蔡和森作不平之鸣，但他却反对我这样做，甚至声言如果我这样做，他将指斥我
无事生非。
从蔡和森的神情看，也许他觉得在目前汹涌的反右狂潮中，任何人被指为右倾，都会或
多或少的倒霉，那里还有甚么道理可讲！任何申诉都于事无补。我明知这样消极，不合道理，
但客观环境，确是如此，只得作罢。
共产国际主席团和秘书处每次开会都发给我一些文件，通知我按时出席，我常借故请假，
就是前往出席，也从未发言，蔡和森事件发生之后，我更显得意态消沉。这样，我自然使人
认为是反右倾不够积极，但我也不管了。
米夫的行政助手瓦尔格终于来质问我，为甚么不常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不发表一些反
右倾的言论？我告诉他，蔡和森的事我是应当发言的，但我终于保持了缄默，避免在反右倾
中来唱反调，其他的事有瞿秋白发言，也就够了。我猜想他一定将我的话转告他的上司；但
此后也没有甚么下文。
当时，莫斯科的党内斗争，对外国同志还算宽大一点。共产国际首脑中，也有些人不愿
任意给人扣上一顶右倾的帽子，我的处境似很微妙，我是人所共知的对共产国际有过不满，
反右倾又不够积极，但也有人觉得中共将来还是需要我的，而且我受过盲动主义的委屈，因
而不愿对我多施压力，就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之中，我避免了许多麻烦。
瞿秋白当时的处境似乎比我还要苦恼，不仅米夫和他作对，而且反右倾的火也燃烧到他
的身上，他一直自认为奉行共产国际的意旨，可是是非总是跟着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盲
动主义，以至当前的右倾等等祸害，他都沾染上；这使他不无危俱之感。他似觉得中共党内
的纷争还不算严重，莫斯科的斗争才真正是毫不留情，因此，经过鲍罗庭的疏解，他和我意
见上的距离，逐渐缩短了。
不用说，米夫的一举一动是以克里姆林宫主人的颜色为转移的。他似乎觉得莫斯科正在
反右倾，中共就不能专反盲动主义，莫斯科在反富农，中共也就不应例外。他不理会象蔡和
森这类严重的事件，却锐意去找中共领袖们的右倾毛病，他根据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中有联络富农的话，同时瞿秋白也有联络富农的主张，认为这就是他做反右倾文章的好材料。
瞿秋白和鲍罗庭不直米夫所为，他们两人的出发点也许不一样，但一致主张在中国不但
不能反对富农，甚至有时还要推行联络富农的政策，瞿秋白以为如果强调反富农，将使中国
苏维埃运动的基础缩小，可能招致失败的危机。
那时困居在莫斯科的鲍罗庭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本不愿谈现实政治，但为了中国的富农
问题，却卷入了争论的漩涡中。我是鲍罗庭那间大客厅中经常的座上客，我们在中国所建立
的友谊，使我们的谈话不拘形迹；他谈笑风生，娓娓叙述我国的民间故事，也常陪我下棋，
虽然他的弈技比我高明得多。
鲍罗庭熟悉国际政治情况，对中国问题，仍保有武汉时期的观点。他透露出他对中国建
立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并无信心，认为日本对中国的野心漫无止境，他设想斯大林终有一天会
回头要中共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重新结合起来，反对外国的侵略。因此，他觉得此时要中共
强调反富农是不了解中国问题的错误想法。
鲍罗庭表示了他反对米夫的见解之后，向我直率指出我和瞿秋白的合作极为重要。他不
赞成瞿秋白的左倾作风，并曾劝告瞿秋白改正过来，他相信瞿秋白不会再反对我。后来事实
证明瞿秋白确实改弦更张了。我和瞿秋白之间，虽没有完全恢复初期水乳交融的友谊，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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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不再向我进攻了。
米夫曾召集一次中国问题的会议，请鲍罗庭就中国富农问题发表演说，在我看来，鲍罗
庭那次演说不算精彩。他站在扩大中国革命基础的立场上，主张联络富农。他的措词吞吞吐
吐，似不便露骨表示不赞成中共现行的苏维埃政策，这样一来、就显得难于自圆其说了。
米夫就利用这个机会施展他的手腕，他二面批评鲍罗庭的主张，认为是矛盾多端的落伍
论调；一面偷梁换栋的将中国富农解释为半封建性的阶层，把反富农的范围缩小，认为雇用
一两个佃农的富裕农民只能算作富裕的中农，不应予以反对。并认为富农多半是除了自己雇
用劳力耕作外，还出租土地给人耕种，这样就混淆了地主与富农的界限。
一九二九年六月间，共产国际东方部讨论中国富农问题时，米夫显然居于优势。苏俄正
在加紧对富农进攻，因而共产国际的人们，觉得中共也推行反富农政策，是天经地义的事。
瞿秋白却与米夫对抗，认为富农主要是剥削劳动力，米夫的富农界说，不合原则；而且当时
的中国，也不应强调反富农，他们两人反复辩难，相持不下。
我当时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但曾劝告瞿秋白不必坚持。我曾向他指出中共的现行政策，
是平分土地，那就不得不反富农，否则，就要将全盘政策予以检讨，这在目前是做不到的。
关于富农的界说，是次要的问题，也许就由于我的劝告，瞿秋白才勉强同意了米夫提出的决
议书。
富农问题的争端，影响很大，瞿秋白被视为以右倾路线与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相抗衡。
米夫一伙更多方攻击他，指他联络鲍罗庭和其他不满共产国际的分子，互为声援，不忠于共
产国际。米夫对子我的不介入态度，也满怀愤恨，他攻击我以前曾不满共产国际，反右倾又
不积极，如今在富农问题上，不仅态度暖昧，而且与瞿秋白暗中妥协，显然也非共产国际所
能信赖的分子。由于这个争论的发展，中大学生的米夫派更加活跃起来，夺取中共领导权的
企图，也就昭然若揭了。
我们和米夫为了富农问题，已经有了争论，而中大学生斗争的问题更使我们之间的关系
恶化。我和瞿秋白等都愤恨米夫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是自私自利之徒，不为中共的前途着想，
只知拿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排斥异己。我们也有点藐视米夫，认为他不过是十月革命后的新
官僚，竟敢拿着鞭子，对我们这些单路槛楼缔造中共的人们，装腔作势，那是我们非反对不
可的。
以上所述在莫斯科的一切，影响到中共内部，酿成不断的纠纷，最显著的是助长了立三
路线的发展。
凡不择手段打击他人的，往往就是搬石头打自己脚的人。这在李立三事件中也表现得很
明显。立三路线就是在反右倾运动中滋生起来的，由于莫斯科默认了蔡和森事件，李立三因
此更为得势，他觉得自己的见解已为莫斯科所正式承认，于是他将一九二八年底斯大林亲自
草拟的那封指示信，视同废文，接着莫斯科还要他加紧反富农，似又进一步坚定了他左倾蛮
干的信心。
李立三舞动着他那把斗争的剑，向四面攻击。继蔡和森之后遭殃的是陈独秀先生。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