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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队长带头，副队长殿后，我们则走在中间，沿途不说话，不吸烟，严防为敌人所发觉。
在没有月亮的黑夜里，我们这一队人，从村庄后面的小路，走过满布松林的小山冈，为
了远离村庄和敌哨，我们必须要绕道走，有时走山冈小径，有时走曲折的田畦，听不到狗吠，
我们一意急行。
我此行的心情，轻松而又愉快，和我在南昌暴动失败后，夜奔甲子港的狼狈状态，恰恰
相反。我觉得我此后的生活是改变了，用不着提心吊胆严防暗探的追踪了。我面前这十个敏
捷矫健的游击武士的英姿，使我想起明早将要会见上万个同样的人物，我将和他们一起奋斗，
我为此感到骄傲。
我这个不惯于行夜路的人，越走越觉得我这双脚有些不济事。我在黑夜中急行，高一脚，
低一脚，有时脚被石块打着发痛，有时跌跤，我用尽气力还不免掉队几步。走在我后面的队
友，老是鼓励我不要掉队，甚至轻轻的哼出一首掉队歌，其中一句我记得是：“掉队的人儿，
哎哟哟！不怕羞！”我不甘落后，决心锻炼自己能和他们一样的矫健。我虽满头大汗，走上坡
道时还有些喘气，但我咬紧牙关，竭力赶上去。这一整夜的行程，我们中途只休息过一次，
并用缸子在一个小溪中汲取了一点水喝。高大个子的陈昌浩有较多的体育锻炼，也要费尽气
力，才勉强跟得上。特务队长曾向我表示，他知道初走夜路是件辛苦的事，但我们如果耽搁
了，就要准备和民团开火。我鼓起勇气，请他放心，我会努力跟得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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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天微明——这是一九三一年四月九日；我们的队伍才放慢脚步，队长选择了适宜休息的地
方，要我们解下包袱，多休息一会。他指着前面一座高山告诉我们，那时木兰山，高桥区就
在那座山东面脚下，我们已经走出了民团的防地，前面那座小山冈上，就有我们的哨兵，到
黄安独立团团部则还有十里的路程，昨夜我们所走的路，按大路计算是八十里，但我们弯弯
曲曲的走小路，约计有一百二十华里。
这最后的十里路，我们可走得慢了，而且时走时歇，队长也不再督促了，全队行进的速
率都随着我的脚步为转移。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好不容易的向前移动，快到八点钟了，我们
才走到山窝的一个小祠堂内，这里就是独立团的临时驻地。
独立团团部的人们，围拢来欢迎我们，但我已没有精神和他们周旋，我赶紧解脱我的鞋
袜，看看我的双脚，使我自己也为之惊奇，原来两脚已布满了水泡和由鞋带子所勒成的血渍
印。我的同志们看见了也只有把我当作伤兵来服侍，忙着让我吃东西和休息。这个团里只有
徐政治委员是在一九二七年武汉时期会见过得，他除了为我介绍这个团的王团长和徐政治部
主任以外，并安排我有几个钟头的休息时间。这就是我踏进鄂豫皖苏区的起点。
第二章 初次 参加游击战
我一踏进这个苏区的边缘，就参加了游击战。初次参加游击战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九三一年四月九日近午，团部的大厅里有二三十个人在聊天；长官与士兵杂坐着，毫
无拘束的谈笑。他们彼此互成同志，对于长官则在“同志”之前加上一个官衔。他们的总称
是“红军战士”。官长和士兵的服装是一样的，使人分不清那一个是长官，那一个是士兵。独
立团官兵的服装不及特务队的整齐。官长和士兵起居饮食都在一道，待遇也是平等的。他们
这种同甘共苦的生活，滋生了他们活泼与乐观的团结精神。先我起床的陈昌浩，已在大厅里
和他们高谈阔论了。他们想知道鄂豫皖苏区以外的情形，特别对于我们这两个新来的人，大
感兴趣。我听见有人问陈昌浩说：“国涛同志不是机会主义吗？”陈说：“这是早就过去了的
事。”并告以现在我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兼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他要他们称我为“主席”，
一切听从我的指挥。他自己也自我介绍，说他初从苏俄返国，任少共中央委员；此来是担任
少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的书记。但他自己则不仅注意青年工作，对游击战争亦极感兴趣，而
且身体强健，曾受过一些军事训练等等。
我起床后步入大厅，间杂在他们当中坐着，全厅的视线都集中到我的身上来。王团长为
我一一介绍，并告诉我那个护送我们来的特务队，是直属军委会的，不过现在拨给他指挥，
现在已到别处去休息了，并且已经分派他们新的任务。我请他代我嘉奖他们，并向在场的人
说：“这里许多同志，都是我的老战友，我初来，许多事要学习，请随便告诉我一些事情吧。”
同志们撇开我的问题，先向我续起旧来。许政治委员说到一九二七年在汉口和我会见过。王
团长接着说，一九二七年他到汉口，知道湖北区委由我负责，但没有见着我。此外还有两三
个同志说在汉口听过我演讲，他们说我比从前胖了些。
我们一面进餐，一面互道情况。饭后，王团长提出了一个军事行动的建议。他说这个黄
安独立团只有六个连，共五百余人。现在驻扎在这里的是第一营的三个连，约有三百人，枪
支只有一半。他们在两天前到这里，任务是护送我们到苏区中心去，可是现在有一个很好的
机会，离这里约三十里的某地，驻扎着新开来的白军一连，他想带着队伍，去解决那个连。
独立团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子弹，每枝枪平均不到十颗子弹。他想我们今晚应在此间休息，独
立团则去行动，以期掳获一些枪枝子弹补充军械。
我赞成王团长这个建议，并要他画一个行动略图给我看。王团长和在座的长官都很熟悉
这一带的地形，但却不会绘图。我告诉他们学会绘图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行动战略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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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会了解他们的行动计划，部队长官的指挥，也不一定会准确。他们于是遵照我的意思画
了略图，画得实在不高明，他们确是第一次学习，官兵们在那里七嘴八舌的纠正偏差，好不
容易才把这张图拟定了。
接着，我告诉他们白军这个连一再那里驻扎了好几天，可能建筑了工事，最好能派一位
干探去侦察一下敌军驻地附近的情况。那位瘦小的徐政治部主任，自告奋勇的愿意去，预计
黄昏时可以赶回来报告。他在我们同意之后，就化装去了。不一会，这个原穿着军服的徐政
治部主任，居然惟妙惟肖的化装成一个手提粪箕的拾粪农民。我非常高兴的看着这个“拾粪
农民”的背影，向对面的小坡走去。
午后，我休息了片刻，又更多的了解了这个独立团发展的经过。这个对立团是由农民自
卫军蜕变而来的。鄂豫皖苏区各乡村都有农民自卫军的组织，按连营团的编制，每乡至少有
一连，多的有一营；每区多数有一团，还有多于一团的。自卫军的士兵就是各乡村的壮丁，
平时务农，有事时集合行动。这些自卫军统归各县苏维埃政府下的军区指挥部指挥，又名为
“不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各区乡的自卫军夺取了敌人的少数武装，便由自卫军中的精干分
子装备起来，形成某区的独立连，独立连的士兵于是脱离生产，经常行动；这又名之为“脱
离了生产的地方武装”，也就是由自卫军转化为红军的一种过渡组织。这种独立连通常人数是
足额的，武器最初只有一二十枝步枪，多数无枪的士兵仍携带梭镖作战。步枪逐渐增加的结
果，也就能够单独担任游击的任务。这个黄安独立团，就是由这样的六个独立连编组起来。
那位农民出生的黄安独立团王团长，在他的同伴中，资格算是最老。一九二七年初，他
已是中共党员，当地农协的负责人。武汉分共后，他是高桥区一带率领农民打游击的少数领
袖之一。那时他已是这里唯一的土生土长的游击健将了。他的同伴们都敬佩他，但也有人批
评他“老大”（即自视资格老有些自高自大的意思）。那位徐政治委员被称为“大徐”，而徐政
治部主任则被称为“小徐”；他们都是学生出身，在这一带工作很久，游击战的经验则不算丰
富。团不利参谋文书等人员都是本乡的低级知识分子出身（又的是道士的徒弟，又的读过几年
私塾或小学）。连排班长多数是因战功而提升的，少数则是红军中的战士，因不愿背乡离井乃
留住当地，或因作战受伤，痊愈后便被拍到这里来。
正规红军在鄂豫皖区只有第四军，组织比较健全。地方武装的独立团在组织上则远不如
正规红军，他没有机关枪，这是与正规红军不同的第一点。他没有单独的卫生组织，伤病兵
都得交由当地苏维埃政府处理。他也没有单独的补给组织，全团官兵从来未领过薪饷，只是
按时由当地苏维埃政府，杀猪宰羊，犒赏一顿。全团所需被服鞋袜，也有政府发动农民代为
制办。他们在苏区内驻扎时，由政府供给伙食，到白区行动时，就自行打土豪，解决补给问
题。
到了黄昏，我们的“拾粪农民”回来了。他手舞足蹈的告诉我们，一切都侦察清楚了。
他在那连白军驻地附近，拾了满筐的粪，白军就地拉矢，其驻地四周的粪真是多极了。他已
将满筐的粪交给前面一家农户，赢得农民的谢意。他侦知这一连白军都驻在那个山坡上的一
所庙里，庙旁的山冈上筑有一个圆形工事，但没有设置障碍物。通往那个庙的道路，以及构
筑工事附近的情形，他都弄清楚了，沿途民团驻地也没有甚么变动。
王团长根据徐主任所侦知的情况，下达夜袭命令，时间算得十分准确。十时；这个独立团
的第一营，就已集结在团部门前的广场上。我对他们作简短的讲话，嘉许他们的英勇，鼓励
他们努力争取胜利。这个队伍旋即按计划悄悄出发了。我、陈昌浩和那位交通以及几个病兵
则留在团部内休息，由留下的几个兵为我们警戒。
翌晨，天将晓，一个从前线归来的传令兵，高声向我们报告胜利的消息，并说王团长带
着队伍，随后就到。不久，得胜归来的王团长向我报告，他们已解决那连白军的大部分，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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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枪四十余枝，子弹约五千发，俘虏五十余人；除已将所获枪支弹药，由各连分配外，俘虏
经过简单的宣传后，已经释放了。我方仅有几个轻伤，已送往高桥区苏维埃政府照料。
王团长等都向我道贺，说这次胜利是我的正确指导所获致的。徐政治委员更说到这次行
动因有徐主任的侦查，没有经过甚么激烈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