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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第二营的第四连有一个传令兵来报告，他们这个连知道我们在这里作战，马上赶来配合行
动，还带来几千名自卫军，他指给我们看，他们的指挥所就设在前面那座山头上。
这场似真似假的战争是一幅奇观。全副武装的敌军沿着大路，占领高地，踽踽向他们所要到
的目的地移动。由于我们的活动，敌军有时被逼停在高地上，不敢前进；除了放枪以外，不
作任何进攻的尝试。另一方面，星罗棋布的农民队伍，却极其活跃，四面威胁，企图使敌军
陷于混乱，以便乘机夺取武器。
我观察全盘情况，觉得敌军似旨在避免我们的袭击，是消极的逃避。我们的行动却非常
的迅速，到处试探敌军的弱点，是积极的攻击。但我们也有弱点，就是轻视敌军，不注意自
己的隐蔽。我曾向王团长指出，我们如果能注意隐蔽，将更能增加敌人的惊疑和避免可能的
伤亡。但一般战士总以为隐蔽是不够勇敢的表现，而且也没有这种训练。我知道要纠正这种
缺点，并非一朝一夕的事。
我了解了独立团的作战行动后，就要去看看自卫军。我冒险通过了为敌人机关枪火网所
控制的田阪，到达对山的自卫军的阵地，我在那里会见了七里坪区农民自卫军的团长和独立
第四连连长等指挥干部。那些自卫军是按连分别集结在各丛林里，每连都有不少的红旗，插
在敌军实现所及的地方。队员则拿着梭镖隐伏在树林中。他们时而移动，时而叫喊，也还有
些携带箩筐的农民随着自卫军一同行动，这是准备缴获了东西，迅速挑往苏区之用（自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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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到白区打土豪例带箩筐，以便挑走谷子）。自卫军的团长向我解释，他们的任务是协助独立团
威胁敌人，要等到敌人混乱了，才能去参加战斗。
近午，王团长因敌军无懈可击，便将大部分队伍，收缩到敌人较远的后面山头上来了。
我代表中央慰问了自卫军之后，也由前线回来和王团长会晤。我们商定由王团长仍带着他的
队伍监视当前的敌人，以便等到黑夜再行动。我和陈昌浩等则继续北行，这里到七里坪区一
个边境村苏维埃，不足十里路，只须几个兵护送就够了。再过去全部都是苏维埃的辖区，单
身也可行走，不必再有人护送了。至此独立团护送我们的任务，已告结束。
在我们（我、陈昌浩和那位交通）三人离开前线向苏区中心行进途中，陈昌浩觉得仅仅
两天多的时间，看见了不少的新事物：如对敌军的夜袭，高桥区的活动，农民武装向强大的
敌军进行骚扰战等等，这些事，他在上海时，从文件中虽也曾看见一鳞半爪，但究竟不太了
解，现在亲身经历，才有深切的认识。
陈昌浩向我说起，他混在战斗中，听见他们的种种议论，知道他们对于中央十分敬重，
对于我们新来的人非常关切。他转告我他所听到的一些事情。战士们看见我坐轿子，有点觉
得知识分子经不起苦，直至昨天下午我从轿子上跳下来，参加作战的时候，他们又高兴的说：
“主席也下轿和我们一道作战了。”今早我要他们注意隐蔽时，他们多觉得好笑，等到我通过
火线，到自卫军那边，有人在那里说：“这位主席真负责，连自卫军作战都要亲自去看一看！”
王团长还说：“以前上级不了解实况，乱下命令，以致难以执行。现在张主席遇事谨慎和负责，
看来，以后不会再有那类不切实际的命令了！”陈昌浩觉得王团长这种议论，是值得注意的，
也是我们所要肃清的立三路线的残余。
不到一个钟头，我们到达了那个村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这是鄂豫皖苏区的边缘。我此后
所要说到的，便是这个苏区的概况。
①：河口在黄安西边四十华里，是黄陂县一重要市镇
第三章 推行新政策
我到达这个苏区中心后，立即考察实况，开始试行政革，这种改革的性质，用中共当时
的术语来说，是反对立三路线的军事冒险，实施巩固苏维埃和红军的正确路线。同时，用这
个苏区的术语来说，是反对“游击习气”，亦即反对土匪军阀的倾向。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而且受着许多条件的束缚，不宜完全实现。
四月十二日午后，我和陈昌浩由那位交通引路，向七里坪进发。七里坪苏区是鄂豫皖苏
区的发祥地，位于黄安北部大别山麓。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这里便是中共党员农协干部
和农民自卫军的逃逋薮，也是一九二八年秋收暴动的一个主要地区，成为长江以北的“井冈
山”，它的发展经历是很有代表性的。
从这个边境村苏维埃到七里坪是五十里，沿途村庄都遭受过破坏；特别是那些寨子祠堂
庙宇等较大的建筑物，大多只剩下断垣破瓦，都是白军进攻时，为了不让游击队利用来作为
据点而特别破坏的。人们往往根据这些遗迹，告诉我们一些英勇战争的往事。当地到处布满
了岗哨。我们每走二三里路程，就会遇着岗哨的盘查，比高桥区的岗哨组织，似乎还要严密
些。这些岗哨都由路旁村庄的少年先锋队担任，他们三五成群，日夜轮流看守岗位，盘查行
人，传达警报。
我们通过岗位时，要出示路条，答复盘问。那位交通往往指着我说：“这位是中央！”指
着陈昌浩说：“这位就是你们小鬼队的总头目！”那些天真的农家孩子，年龄多不满十六岁，
颈上系着一根红布带子，手里拿着木棍，听见“中央”二字时，肃然敬礼。我拉着那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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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着问他们：“甚么是中央？”他们所知的似是最大的官他们的，甚至比总司令还大的就是“中
央”，我故意问：“是不是蒋介石呢？”他们都知道蒋介石是他们所要打到的反动派，而中共
中央才是他们所拥护的。
陈昌浩这个少共中央的负责人，很注意哪些少先队的活动。他很详细的询问那些孩子们
关于少先队的情况。少先队是少共所领导的，按乡、村和个别村庄分大队中队小队编组起来。
每一个村庄至少有一个小队，人数十余人至数十人不等。这个组织专门担负岗哨的责任，在
道路上设明哨，在偏僻的山野间则设暗哨。这项工作几乎花费了各乡村的孩子们的全部时间。
陈昌浩认为苏区的孩子们竟能负担着“警察”“海关”等等繁重任务，真是想不到的事。
他注意考察他们的工作效率，那些孩子们向他夸耀，捉拿间谍，防止走私，传达白军民团进
攻消息等项，是他们常做而又很具成绩的。陈昌浩知道那些孩子，多数失学、不识字，便问
他们如何识别路条的真伪，他们都是记住路条的暗号和印信的特点，稍有可疑，就详加盘问，
因此，很少漏网。他还问他们如何对付携带武器的敌人，他们的答复是随时能获得村中成年
人和自卫军的援助，只要一声喊叫，就有很多人围拢来。
我们走了约一半路程之后，所遭遇的就不是盘问，而是欢迎了。我们所过的村庄，总有
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少先队在列队欢迎。我们检阅这些仪仗队时，乡村中的负责人往往向我们
解释，向村中男女大人，都忙着公私工作去了，剩下的只有在家休息的少先队。这无异告诉
我们苏区的人力十分缺乏。
黄昏时，我们到达了著名的七里坪。这个小市镇上的房屋，多半历经战火的破坏。虽经
苏维埃动员人力先后重建起来，但不能说已复旧观。七里坪区苏维埃政府和中共少共七里坪
区委会等机构都设在这里。好一点的房子都被这些机关占据了，穷苦的农民们都挤住在为数
很少的房屋里。市镇上已没有买卖，气象显得十分萧条。
我们住在中共区委会的办公处。饭后，去苏维埃主席和中共区委书记以下的党政负责人，都
来和我们聊天。我经过这三天行路的锻炼，不再有不惯的的感觉，精神抖擞。我向他们说：
“先将你们所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提出来谈谈吧！”那位区苏维埃主席回答：“粮食问题是
最困难的。现在刚整田插秧，离夏收还有三个多月，全区所存粮食，约计能维持一个月，要
缺两个多月的粮，看来要发生严重的饥荒。”在座的人都众口一词的支持这位主席的看法。
他们分析粮荒的原因，认为这一带水田少，山地多，盛产花生，由于苏区和白区的隔离，
花生卖不出去，粮食换不进来。土地已经分配了，因人力和耕牛农具的缺乏，有些田地荒芜。
苏区许多壮丁参加了红军和地方武装，剩下的农民所担负的任务也太多，如自卫军、担架队、
运输队等。妇女要做鞋袜供应红军，小孩子要站岗放哨，老年人也要忙着打草鞋，因而人力
极感缺乏，耽搁了生产工作。此外，敌人侵袭苏区的时候，前奏耕牛，捣毁农具，更是这些
东西不足的主要原因。上级虽然号召加紧生产，并没有解决实际困难，何况鄂豫苏区各机构
都设在这个区域内，人数在五千以上，红军经常在这里经过或停留，又增加粮食的额外消耗。
这里附近各苏区又都缺粮，没有互相调剂粮食的可能。
他们一向靠到白区去打土豪来解决粮食困难。每当红军向白区行动的时候，农民都踊跃
参加，大批自卫军和运输队，满筐满箩挑着谷子回来了。挑回来的谷子，按成分配；自卫军
和运输队通常分一半，另一半则交苏维埃作为公用。但是现在四周已无土豪可打，除非到很
远的白区去，才能取得粮食。
他们也认为到白区去打土豪，引起了白区人民的反感。依照打土豪的原则，是应发动白
区当地的农民，自动起来打，由此获得的粮食，也应该分给当地的穷苦农民，这才不会招致
多数人的反感。可是现在是由苏区的人去打，粮食也全部运走，这不仅失掉了打土豪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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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被打的区域，因为粮食被运走了，粮食供应就会不足，粮价也要上涨；此外，自卫军和
苏区农民到了白区之后，那里还能分辨土豪不土豪，还不是见粮食就“打”。糟蹋粮食的事也
是在所难免的。因此，白区的农民往往站在民团方面来对付我们的游击队。鄂豫皖苏区的周
围，有些地方民团势力日渐强大，可以说主要是因打土豪而引起的。我们明知如此，但也没
有其他可以代替打土豪的办法。
我觉得这是急须解决的严重问题。不过这里只是一个区的范围，一牵涉到整个政策，在
这里就无法解决。我因此提出增加生产的主张，来和他们商讨。我问他们，你们这里有些甚
么早熟的农作物，尤其是在一两个月内可望收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