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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同学们都对我说，我如回到北京，仍会受到黑名单的干扰无法安心念书；不如和他
们一道出国留学。但我仍决定重回北大。我认为北京环境对我虽有困难，但求完成北大的学
业总还可能，而且多年相交的师友多数仍在北京，我和师友们所共建的学生运动和民众工作
的基础，也使我有不忍放弃之感。五月初，我向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辞职，重返母校。
① 关于“天津学生联合会”及“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一九一九年十月间被地方当局摧残的情形，邓颖
超所写《关于五四运动的回忆》（载《五四运动三十周年专辑》第一六二—一七三页）有较详的叙述，可以
参阅。不过她说那年双十节天津所举行的市民大会仍以要求罢免曹、陆、章等为目的之一，则恐系记忆失
实。因曹、陆、章已于是年六月十日经北京政府明令罢免。
②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的福州惨案是因日本浪人反对爱国学生抵制日货发生冲突，杀死学生多人
日政府因此派军舰到福州，登陆巡行示威。
③ 军政府的七总裁是：孙中山、唐绍仪、伍庭芳、岑春煊、唐继尧、陆荣廷和林葆怿。
④ 梁启超曾作《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对于加富尔推崇备至，并说：“吾不必为砂躬怯，舜何人？予何
人？有为者，亦若是也。”俨然以加富尔自许。
第十章 在北大图书馆中
五四运动后，中国年轻一代的思想开始剧变，这是由于他们身受种种压迫，目睹政府的
腐败颟顸，再加上俄国革命的影响所致。他们开始向往各派社会主义的学说。李大钊先生是
北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人物，他所主持的北大图书馆成为左倾思潮的发祥地。我和李大
钊先生的接触，似乎也成为促使马克思主义运动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初我是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和当时一班有志青年一样，一心企望中国的富强。我的思
想向来比较急进，支持新文化运动，反对旧势力，主张革命救国。但从那时候起，我便向着
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快步前进。我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设法去了解俄国革命，相信这里面包
含有救国救民的良方。当时许多急进青年，大致和我相似，也走着这样的道路。
我景仰李大钊先生，彼此交往，最初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虽然他是我的指导者，我们的
相处却似朋友。在新文化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中，我们已是意气相投，“五四”时在“内除
国贼，外抗强权”的号召下，我们更一直并肩作战。
欧战刚结束时，欢欣的气氛弥漫北京。李大钊先生显得很乐观，觉得凡尔赛和会可能给
中国带来好运。我们曾经热忱地寄望于威尔逊总统，认为他的主张可以改善世界形势，也能
使中国否极泰来。我们对事物的了解深度或不尽相同，因为他年长识广，但所怀的愿望却完
全一样。我们的接触频繁起来，遇事总是有商有量，共策进行。
可是在巴黎和会中，威尔逊失败了，一个理想幻灭了。中国遭受极大的屈辱，因而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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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了五四运动。恰当此时，新兴的苏俄却在高唱“无割地、无赔偿的和平”，呼吁民族自决，
这些呼声与威尔逊的主张如出一辙。俄国革命虽然造成了很大的灾难，反共宣传又遍及各个
角落但俄国这种论调，仍像黑夜钟声，震人耳鼓。消息灵通的李大钊先生常以俄国革命作为
谈助，我们也时常据以研究俄国事态的发展。
李大钊先生不是说教式的人物，他过去一直没有向我宣扬过马克思主义。他很注重实际
的资料和比较研究。以往我们的接触多半的为了商谈具体问题，到这次我由上海北返，才开
始集中注意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商谈的出发点还是救国的途径，认为舍效法
苏俄外别无他途可循。我们确认俄国所以能推翻沙皇和雄厚的旧势力，抗拒来自四面八方的
外力压迫，都是得力于俄共的领导，换句话说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放光芒。由于李大钊先生
的启发，认定一切问题须从了解马克思主义着手，我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作较有系统的研究。
一九二○年五月初，我回到北京，正是同学们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开完了五一劳动节纪
念大会之后的一两天。这是北京首次举行的劳动节纪念仪式。据参加的同学告诉我，到会人
数在五百人以上，都是教师与学生，由李大钊先生担任主席。他发表演说，鼓吹八小时工作
制，并盛赞俄国革命的成就。当时《新青年》杂志发刊了劳动节纪念专号。无政府主义者是
最早注重五一纪念的，他们的《民声周刊》也发刊了“五一专号”。至于纪念劳动节而没有
工人参加这一点，似乎没有人特别加以重视。当时各派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在跃跃
欲试，打算从理论进入实际行动。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在当时，一切是由知识分子起带头
作用的。
我回到北京后，翌日就去看李大钊先生，向他叙述我在上海的种种经历，并且慨叹地说：
“这四个多月的流亡生活，几乎使我成了一个学生政客。”他静静听完我这一段不平凡的经
历。他很重视我和孙中山先生的接触，觉得担任工会总干事之举也做得对，并和我讨论能够
和孙先生携手合作到甚么程度。我们彼此同意，国民党已积累了不少旧作风，人事也很复杂，
一时似不会受新时代的影响而急剧改变。
李先生特别关心陈独秀先生在上海的情形，以及上海方面的社会主义活动。我曾向他叙
述与陈独秀先生会晤多次，他寄住亚东图书馆，正在物色住所，准备迎接家眷南下，有在上
海长居之意，并准备将《新青年》移到上海出版；他与国民党的戴季陶等人和其他社会主义
者过从颇密；他痛恨北京政府，认为非彻底革命推翻军阀统治不可；他常向人高谈马克思主
义，表示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李先生说曾接到陈先生的信，信中也流露出这种意思。
我提到上海的社会主义思潮似乎比北京还要发达些，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等常在星
期评论等刊物上做文章鼓吹马克思主义；还有，朝鲜政治难民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朝鲜临时政
府，任内阁总理的金奎植和任外交总长的吕运亨，曾向我表示他们能与莫斯科打通关系，准
备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联络起来，推翻日本在朝鲜的统治；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的黄介民
要组织一个大同党，主张联络中国一切的社会主义者，与朝鲜的革命派合作并沟通俄国的关
系。自然这一切都还在酝酿中，谈不到真正的具体行动。
李先生认为他自己和陈独秀先生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刻，对于俄国革命
的情况知道的也还嫌少。因此他主张此时首先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认为黄介民
和朝鲜临时政府的人物所懂得的马克思主义也许还要少，只因马克思主义是很时髦的，他们
是现实政治的活动人物，设法利用之意可能高出于信仰和研究。
在这段期间里，我和李大钊先生以及其他倾向社会主义的同学们所交谈的主要问题，已
不是反日爱国运动和一般的新文化运动，而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活动问题。北大那些具有社会
主义思想的师生中，有信仰无政府主义、工团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的
派别。一般说来，他们都着重于学术的研究和介绍，殊少行动的决心，但对于俄国革命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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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心理则是在普遍高涨之中。
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
义运动。他的个性温和，善于与人交往，极具耐心而又没有门户之见。辛亥革命前后他在天
津法政学校读书，以及后来留学日本的时候，常是学生闹风潮的领袖，因此能了解五四时的
青年心理，且他自己也极富有青年的热情，所以能在五四运动中和许多青年融洽相处。他研
究社会主义较早①，五四以后更日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并同情俄国革命，但从不排斥无政
府主义和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与这些社会主义者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供给他们所需
要的书刊，并常与他们切磋。
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
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
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常是他们的主要话题。图书
馆主任室有两间房，一间是李先生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接待室。那间接待室是当时社会主义
者和急进人物荟集之所，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得很是认真。我在那里
扮演着李先生的主要配角。我经常在那里阅读，有时与人接谈。李先生因事不在时，我就代
他负招待之责。一九二○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
来。
当时苏俄政府对中国的宣言发生了甚大的影响，也是促成马克思主义运动在中国发展的
一个重要因素。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苏俄政府的对华宣言，内容是废除帝俄时代对华特
权，取消庚子赔款，和归还中东铁路等，这宣言约在一九二○年初才在中国报纸上发表出来。
北京学生界和文化团体首先表示欢迎，在上海的全国各界联合会和各派人物也都为之兴奋，
共同发表赞许的文件，我也是参加的一分子。在一般青年看来，日本和其他列强都在欺侮中
国，只有苏俄是例外。他们认为只要苏俄能有愿意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表示，就是值得欢迎的，
不必问苏俄的处境如何，也不必问这个对华宣言的动机如何。
当时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其他民众团体都已被封闭，学生的活动虽仍在暗中进行，比之五
四时规模显已大大不如。一般同学们觉得过去的群众运动方式有些不够了，正在那里摸索新
的途径。当时山东问题已成悬案，一时不易解决。直皖战争酝酿已久，日近爆发，人们都在
期待段祺瑞亲日派的早日垮台。但代之而起的将是曹锟和其盟友张作霖，与段相较，都是一
丘之貉。吴佩孚究竟只是曹锟的一员部将，虽表示反日爱国，又能做出些甚么来？这一切都
显得中国前途仍是一片混沌，正因如此，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它对华的友好表示，便成了昏暗
中闪耀的光芒。
当时从南到北，不少人都在摸索俄国革命成功的途径。研究系主办的北京晨报、上海时
事新报，国民党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建设月刊、星期评论及无数青年们主办的报刊都或多
或少地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