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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也以能坚强作战而自豪。红四军缺乏训练，在战场上往往由连排长领导者集团冲锋，因此
伤亡颇重，尤以下级干部为甚。干部伤亡了又不易获得补充。在红四军中有一句最流行的话，
说：“什么是革命成功，在战场上牺牲了性命，就是革命成功。”这句话的起源，也许就是为
了鼓励一般战士，英勇作战，不要怕死；但我觉得这代表着失去前途的消极观念，是有害的。
在剧烈的游击战争中，自然养成这种冒险轻生的观念。另一方面，这与李立三的熏陶，也很
有关系。我曾坦白指出，这是由游击战争所养成的失败主义观念。我们奋斗，绝不要轻易牺
牲自己，而是要获取胜利。后来朱德也告诉我，在江西苏区的红军干部中，也发生过同样的
观念，他也曾设法纠正。
我知道了这些现状，设计各种改革方案。我觉得这个工作万分艰巨，有些是要拟出计划
和制度，有些要进行耐心教育，有些甚至要经过斗争才能改善。我曾召集几次军事干部会议。
如严密执行纪律，各师团实施干部训练，强化政治工作，规定在每一战役前后，尽可能举行
军事会议，俾能讨论作战计划及检讨战争经验等等。其他牵涉较多的问题，则拟俟党的大会
举行时再行讨论解决。
至此，我在鄂豫皖苏区的考察工作，大体可算结束了。所有应兴应革事项，我胸中也已
略具端倪，急须召开全区党的和其他的各种大会，以推进工作，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① 乃逃避战火的俗称。
② 据说顾狗子后来也被蒋介石杀害了，这大概是因为顾狗子“保境安民”的宗旨，被蒋认为是据地自
雄的缘故。
③ 即将打土豪所获的的财物，没入私囊。
第五章 新集的盛会
一九三一年六月开始，我们在新集举行了一连串的会议。首先是鄂豫皖区中共党员代表
大会，接着是苏维埃代表大会；CY 代表大会，妇女代表大会和其他专业性的会议。这些会议
的作用都是为了苏维埃运动的正规化，事实上也是这个区域整个工作转向的一个重大关键。
独山战役结束之后，我在豫皖边区作了一些必要的布置后，便随着红军主力向西移动。
我们积极筹备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这是该区第一次的盛举。
为了这个大会的举行，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暂时停止。红四军第十第十一两师由独山
移驻到新集北面的白雀园区，第十二师也从新集西北地区开到这里来会齐。红四军驻在白雀
园区，是因为这里地处两个苏区之间，遇有紧急，易于调动；而且给养也较易解决。红四军
这时的主要任务，是休息整理，实施训练。同时也可就近发动白雀园区的群众，建立苏维埃，
并打通两个苏区之间的道路。
五月下旬我返回新集。那是鄂豫皖区党政军各机构都搬来了，沈泽民等也先我到达了。
从此新集便成为这个区域的首都。由于机构的集中，工作效率随之增加，气象为之一新。当
时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仍未正式组成，我的主要时间花在军分会的工作上，沈泽民则负责
指导特委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陈昌浩则专致力于少共的工作。
至此，我才会晤了阔别已久的徐向前。他在黄埔第一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露锋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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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我们接触不多，在我并无深刻的印象。这次重逢，我们深谈数次，我发觉他确实具备做
这个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条件。他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的经验丰富，指挥作战
极负责任，对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他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
很严肃，没有军阀恶习。他和我讨论政策和实际工作的问题，不像许继盛那样，任意批评邝
继勋等领导之不当。
我在军分区的工作很繁忙；因为人手不足，机构不健全，往往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次要
和技术性的工作。我们的军队数量虽然不多，但单位复杂，我每天要批阅从各方面来的军事
情报，和处理各处临时发生的紧急事件。
在我的同僚中，蔡申熙是具有战略见解的人才。他是老同志，在没有进黄埔第一期以前，
就和我一起干过工会工作了。我知道他的头脑冷静、精细，此次我们在这里重逢，他的左手
一再作战中残废了，但仍任军事学校校长，工作十分积极。他厌恶军阀土匪习气，主张红军
正规化。在军事指挥方面也许不如徐向前，而在战略见解上则往往有独到之处。可惜他不能
实际主管参谋业务，我只有在作重大决策时，事先找他商讨一番。
在党员代表大会举行以前我们即在各方面从事改革，但效果并不显著，只有经济方面已
看出一些成果。饥荒的恐惧心理已经减少了，各地所种瓜菜均已结实累累，十分缺粮的户口，
已获得适当的救济，节约的办法也在普遍实行①，各市镇的买卖活跃起来了，食盐和布匹等
日用品在市场上也不感缺乏，甚至军队所需医药品也可在市场上买到一部分。苏区内的土产
在大批的输出，苏维埃纸币的发行额在逐渐增加，在苏区内畅通无阻，比白区的现银币的的
价格还高百分之四。
这种经济开始复苏的现状，对这次党的代表大会是一次莫大的鼓舞。一般同志已不再认
为这是缓不济急的书生办法，毋庸等待军事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就可以进行的。他们已不再
对中共中央的政策怀疑了，觉得循此前进，前途无限光明。
六月下旬，鄂豫皖苏区党员代表大会在新集一个广场上临时搭盖的竹蓬中，隆重的揭幕
了，代表人数约九百人，红军和地方武装每个连支部，地方上各村支部等都选派代表参加（当
时该区党员七千余人，团员四千余人）。另外还有列席的和旁听的人员二三百人，济济济一堂，
可称盛会。
但大会事实上类似于农民的群众大会，代表们比识字的和略识几个字的占最大多数，这
就使会议的进行特别困难。我们决定没举行一次正式大会之后，必须跟着举行好几次的小组
讨论。在小组讨论会上，由知识较高者担任指导，将会中案件讲解给那些文盲听，经过几次
的讲解和背诵，如果多数代表，能够记住这一案件的要点，就算是很大的成功了。对案件有
意见的，也多在小组会上先行提出来，以便整理一些要点，在大会上提出讨论。这样，这次
大会花的时间就多达三个多星期了。
“什么是共产党？”这个问题是最难解释的。农民和城市工人的观念大异其趣，他们多
不知道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因此，苏区的中共同志往往说：“共产党是穷人的政党。”“穷得一
无所有，就叫无产阶级。”“每个穷人都能分得一块土地，就是共产主义。”这些解释显然是农
民的观念，是不合于马列主义原有的界说的。我们最初还想纠正一些不正确的地方，但愈解
释，他们愈不清楚，也只好让他们作这样简单的了解了。
我向大会提出了一篇浅显易懂的政治报告。我说明了这个苏区当前的任务，从中共政策、
苏维埃与土地革命和健全红军三个角度来阐释今后工作的大要。我特别解释红军与军阀土匪
的区别，要求我们的军队，成为一支中共新领导的、真正为人民福利、能担负革命任务的铁
军。纠正一切游击习气（按既土匪作风），要尊重党和苏维埃，、纠正乱打土豪、对妇女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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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享乐的观念。尤其要求干部，要以身作则。
这个纠正游击习气和严整纪律的问题，成为大会热烈讨论的项目。许多代表对二个月多
月前攻打高山寨，伤亡千余人而宣告失败的事件，展开批评。有的检讨说，我们的宣传完全
无效。我们向寨子里的人喊话，说我们维护农民的利益，但寨子内的答话，却是骂我们乱打
土豪，甚至将平民的粮食也没收了，又指责我们在某某地方强奸妇女，骂我们言行不一致，
接着就是大批石弹射将出来。有的人有检讨说，无论红军官兵或苏维埃人员都有过破坏纪律
的行为，寨子里的指摘，不完全是反动派的造谣，而是有些事实根据的。
许继盛成为批评的对象，是这次大会最紧张的一幕。沈泽民在发言中指出许继盛在多方
面保有军阀土匪的习气，单就其对妇女的态度来说，就是最不应当的；许的私生活糜烂，有
许多姘头。他质问许道：“你的姘头中，是否有有夫之妇？又是否有被迫的？这种行为是否破
坏纪律？这是不是土匪的享乐主义？又是不是军阀横霸的习气？这配作为一个中共党员和红
军的高级将领吗？”
在大会中公开指斥高级将领，在鄂豫皖区还是空前的创举。许继盛极感不安，他辩称他
没有过强奸妇女的事，不过是行为较为浪漫而已。他以自我检讨的口吻说，他原是党龄较老
的党员，只因打了几年的游击，就染有土匪习气，今后他将彻底改正错误，以往过失请大会
严予处分。
大会展开的斗争愈烈，牵涉的范围也愈来愈广。原任军分会主席的曾钟圣和任军政治委
员的余笃三，也受到斗争狂浪的波及，他们被指责没有及时纠正许的错误，难逃纵容之责，
同时他们也自承犯有同样性质的错误。新集有一个新从七里坪迁来的酒店商人，他是“拉皮
条”的老手，也受到严厉的制裁。这次批评大会在整饬军风纪方面，发生了积极的作用。一
般人都觉得今后不能再乱来了。
最后我出来结束这一场斗争。我向大会提议，我们最主要的事是要使同志们了解这些错
误的严重性，订出共同遵守的纪律规范，并不是要对过去犯过错误而又表示能悔改的同志立
时予以处罚。有些同志曾犯过轻微的错误，只要能改正过来，就可不咎既往，不必恐惧。
根据我的提议，大会转而致力于纪律规范的建立。首先对妇女态度的问题，规定凡有强
奸妇女罪行者，应受苏维埃法律的制裁，严重的要处以极刑。对于妇女们的其他非法行为，
按情节轻重依法予以制裁。除法律的制裁以外，我们还规定应进行广泛教育，提倡男女的正
式结合，并在红军驻地附近和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设置接待室，供有夫妇关系或正式恋爱者住
宿或谈话之用。
大会通过一些条例，建立苏维埃政府的革命法庭和工农监察委员会，军分会之下设立军
事法庭，中央鄂豫皖区设置监察委员会。就由这些机构来执行维护纪律的责任。
我们主张，说服教育和严格执行纪律要相辅而行。我们反对发动苏区内自卫军和农民到
白区去打土豪，以解决苏区内粮食不足的问题；只有红军为了实际的需要，可以在白区征发
土豪的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