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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浩接任军政治委员后，立即进一步调查红四军的内部状况。多数高级干部认为曾钟
圣的主张是错了，但大体上还是忠实于党；许继盛和他少数亲信的态度，却有可疑之处；甚
至第十一师中有人传说：“第十一师在渡江后，要脱离红四军另找出路。”徐向前等认为，第
十一师中多数干部是拥护党的，但许继盛和他的少数亲信的言行，应当彻底查究。
陈昌浩根据一些干部的提议，执行军政治委员的监察职权，亲自率领少数政治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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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搜查第十一师师部。陈昌浩向我追述这一幕时，说他是提心吊胆的，深恐许继盛会反抗。可
是当他到达十一师师部，宣布要搜查的时候，多数师部人员表示服从，师部的唯一直属部队
特务连，更表示了欣然支持的态度，这使许继盛吓得面无人色，不敢有任何反抗。
第十一师师部有一个吴参谋，是人所共知的许继盛的亲信，平日与许一道冶游，言行乖
谬，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年轻的吴参谋自以为得着许师长的庇护，想不到有这次搜查，
是他没有预先消灭证据的原因。陈昌浩就在他所保管的公文箱中，发现了私通敌人的证据，
主要是新近由白区来的两封信和一份通讯的密码。
陈昌浩于是要约许继盛押着吴参谋到军部来，实行讯问。当时红四军的高级将领都齐集
在那里，像是举行高级军事会议，也像是在开特别军事法庭。旁听的官兵，更挤满了整个大
厅，气氛甚为紧张。吴参谋应信件密码俱在，证据确凿，而且信中词句多是用这个密码写成
的，不能不承认通敌的罪行。他承认他是国民党改组派，他的所作所为许继盛是知道的；他
供认他被派来，主要负有运动许师长向白军投诚的任务；而且利用党内纷争的时机，以联络
了一些党羽，准备在渡江南下，红四军遭受挫折的时候，实行反叛。
由于这个惊人案件的发现，红四军将领们会议决定：立即罢免许继盛的师长职务，并押解
新集审理。曾钟圣虽证明没有反革命的嫌疑，但他的反党言行，显为反革命者所利用，因一
同前往新集，听候查办；红四军立即班师回白雀园；所有各师各团参预这一反革命阴谋的党
羽，概由各级政治部暂行看管，一俟到达目的地，再行一并整肃。
陈昌浩向我报告这些经过之后，并将搜获得信件和密码等整个案卷交给我，要求我先问
问曾钟圣和许继盛，就知道他这次在前方的处置是事在必行的。
我先后先约曾钟圣单独会晤，要求他毫无顾忌的说明真相。他向我说明审问吴参谋这个
奸细的时候，他始终在场，一切证据他都细心看过；他认为案情毫无疑问，大致吴参谋还只
是一个拉线人，真正的首脑当然是许继盛。他自悔他任军政治委员时，对于这样一件重大的
反革命阴谋，毫无察觉，而且他的渡江主张反为许继盛等所利用，几乎中了奸计，自请处分。
我也坦率的向他指出 ，他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但不是反革命的同谋者。后来他返回新集，
受到反党和助长反革命发展的指责，撤免了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委员的职务，改任军委会参谋，
主管地方武装的训练工作。
我又约集陈昌浩曾钟圣共同与许继盛会谈。许继盛这时已是垂头丧气。我向他说明他有
充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他说到前方的同志对他是很优待的，没有正式审问过他，更没有威
胁他，但事实俱在，他承认他犯了包庇反革命的严重罪行，不过他自觉他还没有做出反革命
的行为。
许继盛说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他在上海曾与国民党改组派来往，一九二九年他由
上海被派来豫皖边区打游击的时候，他的一个国民党改组派的朋友曾向他表示，现在奉着中
共的命令去搞军队打游击是可以做的。将来改组派得势，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许可以带
着军队过来，与改组派合作，许说他当时并未接受这个约束，也不知道这个改组派的朋友，
后来投靠了蒋介石。
许继盛继续说明这件往事：他到苏区打游击后，早已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了。不料一
九三 0 年他在金家寨一带打游击已搞成一个局面的时候，那位改组派的朋友便介绍吴参谋来
了，他认为吴是老朋友介绍来的一个军人，因而就委他当参谋。他们彼此嗜好相同，一块玩
女人，生活打成一片。新集大会以后，吴某要他不要向党低头，并对他常有要挟。。他承认他
已经知道了吴某确是一个奸细，但他受了他的威胁，不敢举发，只在那里糊里糊涂的混下去，
并没有背叛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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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在这次谈话中，曾钟圣很愤慨的质问许继盛，说许仍然企图隐瞒真相，避重就轻，只说
了吴参谋所已说出来无法否认的部分。曾钟圣为了洗清本身的责任，一再严词质问许本人是
否事前知情，要许明白交代。许继盛也不得不承认，这件事他确是完全瞒着曾钟圣的。
我了解了这件事的真相之后，立即派人押送许继盛连同全部案卷，前往新集。并要曾钟
圣也去参预许案的审理，同时对自己的错误，做一个交代。我向新集建议，许案应由中央分
局指派人员组成特别法庭来审判，并根据已有线索查明各部分的同谋者；但肃反不可与党内
斗争混为一谈，曾钟圣和其他凡有这种、或那种错误的同志，就只应受党纪的制裁。
徐向前率领着红四军继陈昌浩之后，缓缓的撤回到白雀园来了。其时军中弥漫着肃反的
狂热。各师各团在行进中就曾逮捕了一百多个嫌疑犯。红四军中发现有国民党改组派的大新
闻传到了苏区，肃反的浪潮，就跟着泛滥到各个角落。“肃清反革命”、“肃清国民党改组派”
的声浪，高唱入云，法兰西大革命时清楚贵族反革命的浪潮，不期然重现于这个苏区。人们
多分辨不清甚么是国民党改组派，甚么是反革命，只要有人指证，谁就要受到这股热浪的冲
击。红四军中各军各师的军政干部对于嫌疑人犯，不问情由，严加审讯，。审问的方式多为群
众性的，被审问者在群情愤慨之下，几乎无法为自己辩护，甚至刑讯的事也发生不少。
我目击这种情况，深恐发生重大流弊，立即设法制止。我首先以军委会主席的身份，下
令各军事单位，不得擅自捕人和径行审问。所有已被捕的嫌疑人员，概交高级政治部所组织
的军事法庭审理。禁止用刑逼供。此后各师团非事先得到军部或高级政治部的允许，不得看
管任何人。在肃反斗争中，我们并应广泛采取奖励自首或过悔的方针。这个命令的颁行，才
抑制住了这股狂流的泛滥，也使我和其他的头脑们，有机会去研究事态的真相。
我研究了这个案件之后，不久既召集了一个几百人的军事干部会议，每连均有代表参加。
在这次会议上，我发表了关于肃反的报告。我以最浅显的语句，解释甚么是反革命，甚么是
国民党改组派，而甚么又是普通的过失。现在事实表现出来，同志们往往将反革命与普通过
失混为一谈，我进而指出，有各种资料证明参与反革命阴谋的不过是一小撮的人，现都已被
捕了，其余多数被牵连的，却只是犯过这种或那种或轻或重的过失，有些也受过反革命者与
的影响，有些则与此毫无关系。
我根据中共中央肃反的方针，说明要分别首从；换句话说，首要者严办，胁从者从宽，
胁从而又真诚悔过者免罪。我又根据很普遍的事实指出某一个嫌疑犯，曾因他的家长有反苏
维埃的行动，就被视为是反革命者。又有某某仅因他的家属对革命有过动摇的表现，就也被
视为反革命。我提醒与会者，苏维埃的法律是不追究曾反过党的农民的；而且苏维埃和红军
的势力，还不算十分强大的时候，一般农民有过这种或那种的动摇，乃是意料中事。红军战
士家庭所作所为，不应由该战士负联带责任，他自己既有过战功，决不能视为肃反对象。即
使动摇过的农民，也不能视为反革命。
我还根据较普遍的事实，指出某一个嫌疑犯，在某一次合法会议中，听见反党言论，没
有起来指责，这自然是不好的事，但他就因此被视为知情不举，竟被视为国民党改组派，这
样判断就未免过份了。又如某个嫌疑犯曾和某个反革命者在一块玩过妇女，因而被视为是改
组派的党羽，这同样也是过份的株连。
根据上述分析，我着重指出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继续在军中展开反军阀土匪倾向的
斗争，在苏区内，继续展开反富农、反官僚、和其他左倾立三路线和右倾动摇思想的斗争等
等。就由于这些坏的倾向，滋生了反革命。但反革命者究竟不过是少数人，而反革命的核心
又已被毁灭，因此，我们切不可任意株连，自相惊扰。现在已被捕的嫌疑人犯，除少数案情
严重者外，多数均应按照情节，予以较轻的处罚或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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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篇报告，大大感动了我的同志们，他们有些觉悟到在肃反的狂热中，不免过于感
情冲动，有些觉得如释重负，再不会因某些小事而被牵连了。徐向前陈昌浩等重要干部，也
在会议中表明，决根据我的指示，继续深入党内斗争和肃反。他们承认在肃反的火头上，不
免感情冲动，任由各师团随便抓人，今后决不会如此了。
在新集的中央分局，旋即接受了我这篇报告，制成了决议，通令各地施行。在这个苏区
内虽然也破获了一些许继盛的同谋者，但多数被整肃的，均系一些利用苏维埃职权，占有较
多较好的土地等的违法者。后来据中央分局的统计，这次的肃反案，被捕者约六百人，军人
占三分之一；实际被整肃的有许继盛等百余人，其中判死刑者约三十人，判处各种刑期的徒
刑者约百人。
后来中共中央认为鄂豫皖区的肃反进行得非常成功，可为各苏区的模范。江西苏区自富
田事变开始肃反起，历次进行都不免失之严苛，几乎酿成能发不能收的局面。当时周恩来等
到达江西苏区后，曾批评毛泽东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内情究属如何，因我未曾与闻
这件事，所以至今还不知其祥。
总括来说，我们在鄂豫皖区的这次整肃斗争，主要是肃清了军阀土匪倾向，也打击了立
三路线的残余，纠正了一些右倾的和堕落的倾向，并铲除了一个反革命的阴谋。但是在执行
时，也发生了若干偏差，如倚轻倚重的判决，甚至刑讯逼供。我们没有能够一一纠正过来，
这不仅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