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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的精神。我力证在川北止步是较好的选择。
对过去的军事行动，作了必要的说明和答辩后，我进而评论入川纲领。我直率指出，苏
维埃的基础过于窄隘，土地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威力。事实证明，目前的土地革命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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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壮大红军，不过是使红军得到暂时的、局部的胜利，鼓励为数甚少的农民起来分配土地
而已。苏维埃运动的致命弱点，是不能与全国反帝和反日联系起来，而被孤立在偏僻的乡村
之中，失去了与各大城市广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系。入川纲领，就是为了纠正这些
政策上的错误而发。入川纲领是在四川这样的省份，可以实行的唯一政策，因为“四川人民
政府”的旗号，极具号召力，反之，苏维埃政府，则会使四川落后的人民，产生奇怪和可笑
的感觉。接着我又说明，经过我党的努力，四川人民政府，如果有成就的话，也还是属于中
华苏维埃政府的。难道在现代的革命运动中，除了苏维埃政府这个名称之外，就不能有其他
的名称了吗？如果四川人民政府，真正建立起来了，事实将会证明，这个政策是对的。为什
么在全国范围内，所有苏维埃政府不可以统统改成革命的人民政府？这种政策的改变，正是
获致胜利所必需的政策。
第三个紧迫与重要的问题，是与田松尧部作战所应采取的全盘战略。我向大家表明决心，
由于我军决定留住下去，暂时不愿再流浪到其它地方，必须在这里击败田松尧部，并以通南
巴一带川北地区，作为我们稳固的根据地。田松尧部的人数，大约等于我们的三倍，刘存厚、
杨森、孙蔚如部，合计也等于我们的三倍，我军将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以便集中最大的攻
击力量，在适当地区，歼灭田松尧部。只有沉重的打击了田松尧部，我们才可以立下脚来。
根据这一中心任务，我进而指示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都应为此而努力。
这次演说，虽然事隔多年，但我依然还能记得大致的内容，因为这件事太重要了。所有
到会者，听了演讲之后，都为之动容，一致对我表示完全信任。
至此，他们都认定，反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绝不是逃跑，而是英勇无比的抗战奋进。
并称许我在惊涛骇浪之中，把握住这只船的舵，不知道多少次的化险为夷。张琴秋等也当场
声明，由于他们不了解情况，曾怀疑领导有错误，现在根据无可争辩的情况和事实，放弃他
们向有的怀疑态度，完全信任我的领导。
在讨论中，有些同志赞扬川北新根据地选举得宜，入川纲领有号召力，无条件全面赞成，
并提出具体的实施意见。有的指出，现在付出苛捐杂税运动，会很快的发展成为分配土地的
土地革命。多数的到会者，对消灭田松尧部的具体策论，踊跃研讨，但提到与中央意见分歧
的事，大家都似乎心情沉重，不愿意多发表意见。
果然，徐向前、陈昌浩和其他两三位重要干部，深夜来与我密商，他们都表示不愿与中
央争执下去，强调我军正在川北立足未稳，前途困难尚多，与田松尧的战争又日趋紧张，如
果我们坚持入川纲领，批评苏维埃运动的不当，中共中央可能来电撤换领导人。那时，他们
虽一致向中央抗争，甚至不遵从中央的命令，但不免引起红四方面军内部的动荡。他们以现
实的态度，要求我避免与中央争执，让红四方面军度过了难关再说。
我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衡量全局，终于接纳了他们的意见，表示让步。我起草了一个
简单的电报，对于中共中央的指责，概不答辩，只扼要表示遵从中央的指示，立即建立川北
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似乎也有些觉察，立即回电说了些好话，以示安慰，其要点是表示对
我信任。我这个流产的主张，后来就被斯大林拾起来，取消了错误的苏维埃政策，改采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乃至国共合作的共同抗日策略。我之所以不能改变中共错误政策，原因甚多，
其中一点是我不够泼辣之故。泼辣的性格并不是完全优美的，而我也并不悔恨我所做过的事。
这一次严重的争执平息后，接着我们就另行发布宣言，修改入川纲领的原有主张。宣言
里说明，四川军阀坚持一贯反动作风，不愿与红军合作共谋四川人民的福利，因此，红四方
面军不得不首先推翻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我军除继续推行废除苛捐杂税等条款外，并号召
穷苦农民立即实行分配土地，组织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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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田松尧部作战的原定策略，亦以我军自身力量薄弱，决定暂时不宜占领通都大邑，以
免增加军事上的负担。但我军很重视在通江已经建立起来的后方，认为凭借这个后方，可以
解决兵源和其他补给问题。我们暂时只能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这个后方的安全。因此，我
军对田松尧的暂略，是逐渐消耗他的实力，引诱他的主力到通江附近来，再行解决它。
从此，我们的方针已不是在川北休息一段时期，也不是与四川进步势力共组人民政府，
而是将苏维埃的旗帜，在巴山南麓高高挂起，希望这面旗帜的光辉普照四方。
一般来说，川北苏区只是一个战争基地，它的群众基础远不如鄂豫皖区。我们在川北约
两年半的期间内，都忙着应付战争，首先与田松尧作战，接着又与全四川的军阀作战，很少
闲歇的时候。川北苏区的设施大体是仿效鄂豫皖苏区，但因为这两个区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
状况彼此有别，所以川北苏区也有它不同的特点。我们在川北苏区人力不足，所有工作，未
能象鄂豫皖区那样深入开展，一致后来在红四方面军离去之后，川北苏区所表现的，就远不
如鄂豫皖区那样能够持久奋斗。
一九三二年底，我们在占领的区域内，自下而上的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开始分配土地。
但政权机构的性质，大体还是军队的办差机关。我们在这种山岳地带作战，需要当地人力特
别多，各级苏维埃政府都用全力来解决军队的需要。人民觉得苏维埃政府是红军建立起来的，
红军的存在与否，取决于战争的胜利。
第四章 建立苏区以后
一九三三年初，田松尧部开始向川北苏区进攻，当时田松尧仍坐镇三台，他的全部兵力
扫数调到前线来了，由他的副指挥孙震任前敌总指挥，孙所统帅的兵力约有三十余团，由南
江巴中的西南面向我军驻地挺进，为整个战局的主攻部队。此外，我军的南面，有杨森部十
余团驻扎；东面则为刘存厚部、廖震师的九个团，配合田松尧部牵制我军。在北面汉中区又
有杨虎城部的孙蔚如师监视；驻守天水的胡宗南师一部进至广元昭化，作为田松尧的后盾。
我军当时的人数略有增加，入川后两个月约增五千新兵，但缺乏地方武装的配合行动。
我们又必循包围这个苏区的四周地区，兵力因而相当分散。第四军驻守东疆，第三十军驻守
南疆，分别对付刘存厚杨森两部，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又须各抽一小部监视汉中方面的敌人。
因而与田松尧部作战的就只有第九军第三十一军两部——六个团不足的兵力。
我们暂且与田部决战，但在每一道防线上，都给敌军一些挫折，然后再缓缓向后撤退。
我们这样做，目的是逐渐消耗敌军的实力，战事愈拖得长久，敌军的创痕愈深。而且敌军的
补给线也愈拖愈长，然后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和地点，再行反攻。
战争开始后不到几天，我军即放弃了巴中县，敌军兴高采烈，夸耀胜利。事实上，巴中
县的弃守确也是我们的一个重大损失。当地人民看见我军退却，人心也就不免动摇，即使是
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也不一定了解我军的策略，心中总有点七上八下。甚至有人杞人忧
天，准备着红军万一退出川北以后的打算。
在人心动摇的情况下，我们动员当地人民支援红军的工作就更感困难，在这个高山峻岭
的区域作战，粮食往往要从相距百里的山路远处运到前线去，伤病兵又要从前线百里山路运
回后方来。因此，我们经常需要一个强大的运输队——经常的和临时的共约五千人，来担负
这个艰巨的任务。运输队既如此庞大，本身困难也是不胜枚举。即以疾病一项而论，有时就
使我们感觉穷于应付。
总之，为了动员运输伕，使他们能够轮班休息，供应他们的给养，医治他们的病痛等等，
已使各级苏维埃政府人员忙的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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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军步步紧逼，我军节节后退，战争是长期性的。到一九三三年七月间，我军又撤出通
江县成，向苦草坝退却。这时敌军估计我们将从两河口的来路退往汉中，于是田松尧的前线
总指挥孙震，集中他的主力，由南江的板桥口向两河口挺进，企图进攻我军的左翼，截断我
们的后路。刘存厚的廖震师，也由万源县的竹峪关出动，与孙震部形成一个箝形攻势，威胁
两河口右侧。可是，敌人的估计完全错了，他们忽视了一点重要事实：半年来战争损失最大
的其实是他们。另一方面，又没有料到我们诱敌深入的手法。
表面上看来，我军是在退却，但实际上，我军驻地愈缩小，便愈能集结更多的兵力来反
攻。我军首先以一部打击右翼的廖震师，敌军立即败退到万源县境内去了。接着，我们集中
全力从两河口抄袭孙震部的左背。攻击的那一天，我军分别由巴山茂林密竹的小路突然冲出，
首先是占领孙部左背上的高地，控制着孙部后部的总口，敌军在我军机关枪扫射之下，全部
乱窜，溃不成军。
我们乘势攻击，不到几天，尽复通南巴失地，并扩展了一大片苏区。南江方面我们追击
到广元附近，巴中一路我军追到了阆中境。我们沿广元至阆中组成一条防御线与敌人隔嘉陵
江相持。田松尧部在半年的战役中，损失了他们实力的大部份。我军前后虽只俘获人枪三千
左右，但田部的损失约为这个数字的五倍（士兵以伤亡疾病居多数，枪枝大多抛弃于山崖深
谷中）。至于我军损失，则约为田部的十分之一，而且立即获得补充，实力较前更强。
这一次胜利，使四川军阀大为震动。他们感觉此后要想对付红军，必循集合全川的力量，
尤其是负指挥责任的孙震，对于自己失败的原因，表示大惑不解。其实，在这样险要地区作
战是不能使用大兵团的，孙震将约三十各团的兵力集结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