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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军政治部一位负责同志，曾将他与一方面军同志的谈话，记录下来交给我看。这
份记录就包括了上述各点。根据这份记录看双方的对话，表示第四方面军的同志颇识大义，
所有解释，入情入理，而第一方面军的同志则不免吹毛求疵，显有成见。我看了这份记录，
觉得错误不在我们这一方面，也不在一方面军，只是中共中央的领导有了问题。当时中共中
央的同志与第一方面军是混在一起的，因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分辨不清，认为这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机关。我所遇到的同志们对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或多或少表示失望。他们多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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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四方面军一般战士，以前对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都信仰得了不得，如今会合接触，便觉得完
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指责第一方面军纪律废弛，乱打土豪，对藏族的态度不好，一路他
们都看见过打骂藏人和私拿藏人东西的事情。也有人对中央少数人坐轿子的事表示不满，认
为这是不爱护战士的表示，甚至有人说中央对第一方面军的领导是偏重与控制。
第一方面军也有些人不满中共中央的领导，往往私下向第四方面军的熟识同志透露他们
的意见。他们描述此次长征，中央领导着第一方面军，一路都是避免战争，养成了一种丧失
斗志的心理，如今还不知跑到那里去？他们大致认为，“我能住、寇亦能住”，不能老是乱跑，
应使全军得到休息整理。他们希望一、四两方面军精诚团结，不愿因中央的偏见损伤彼此间
的关系，这种爱党的热忱，促使他们希望四方面军的干部们，能够拿英勇奋斗的精神，去影
响中央这种颓废的气象。
有人直率指出中央急于控制第四方面军的意图，当中央要人们初次看见第三十军的时候，
也曾一时兴奋，但四方面军所表现出来的气象，旋即引起他们的不安。因而中央一到抚边，
便举行政治局会议，大致决定下列各点：一、为了不使四方面军瞧不起中央，中央和第一方
面军的所有同志，不应向四方面军干部说起一方面军的不幸遭遇、和中央内部有过的纠纷等
等，只应说中央和第一方面军过去有过的好现象。二、四方面军远离中央，由机会主义者张
某领导，那里会合乎理想，因而决定在布尔什维克报上发表文章，批评西北联邦政府，一面
派人考察四方面军的内情，以做实他们的军阀习气。三、与张某会面时只谈军事问题，不谈
政治问题。改任张国焘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实际由中央直接指挥第四方面军，立即实行北
进。
我把同志们所告诉我的故事，与我这两天来的亲身经历互相印证，大体都是事实。我觉
得中共中央由于苏维埃政策的错误，招致了军事失败，如今只有乞怜于控制手段。我也觉得
这是毛泽东等老游击家和张闻天秦邦宪等留俄派，联合一起对付我的局面。我相信我有责任
纠正那些同志的错误，挽救中共的失败。我相信再次严重关头，不易爆发党内争论，内部一
致高于一切，也觉得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其中也不乏深明大义的人，如朱德的态度就是好
例子。我要尝试一下用较温和的办法，来谋取改革的实效。
因而我向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表示，中共中央经过长期艰苦遭遇，可能已形成一些错误观
念，如今我参加中央工作，可以力谋改善。我们应在党内团结和一、四两方面军密切合作的
前提下，提供我们的意见。同志们也不可对集中毛儿盖准备北进的军事计划，过分表示怀疑。
因为，即使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也比党内发生纷争要好些。我劝告同志们冷静忍耐，以便我
有转圜的机会。
第三天清晨，我摒挡一切，也向卓克基出发了。我们从历年错误政策中和游击战争中所
积累下来的毒瘤，从此日渐发作，而懋功三天之会和我此后较温和的努力，事实证明是药不
对症的。
① 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时，我和朱德在广东东北的梅县三河坝分手，从此，他即带着一千多人的部队，
在鄂赣边区打游击。一别八年，至此我们才重逢。
②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新疆盛世才部撤回迪化，马仲英即通电拥刘文龙为主席，要求盛世才退出迪化，
盛世才敉平马仲英叛变的战事就这样发生了，一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盛世才获得苏联的支持，才把马仲英
打败。
第三章 毛儿盖会议
党内歧见迅即发展为全面性，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指责中央的领导不正确，中央的大
多数人则坚持中央的政策完全正确，不稍让步。毛儿盖会议原是企图弥缝歧见，但又因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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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过份坚持己见而宣告失败。这就使党的处境更形恶化。
中共中央多数以毛泽东为首，原冀迅速北进，但因川甘边境情况不明，胡宗南部控制了
松潘及其以北一带要冲，我军不易顺利通过，所以在卓克基北部地区停留下来。他们一面命
令先头部队查明北进道路，一面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等四方面军的重要干部赶来会晤，以解决
中央军委会直接指挥四方面军的一些实际问题。
我离开无边到达卓克基东北中央驻地时，我的住处竟被安置在离其他中央委员宿营地有
好几里路的村庄上，没有甚么中央的人来找我。我似是已被贬斥了的人员。我保持冷静，一
切不闻不问，乐得暂时休息一下。不两天，徐向前陈昌浩等四方面军的干部们陆续赶来了，
他们都来看我，我告以抚边会谈的一些实况，并要求他们服从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直接指挥。
当时，由于一、四两方面军的干部接触较多，双方隔阂日甚一日。一方面军干部不但抹
杀了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经历，而且作了各种不必要的批评，如说四方面军脱离了中央的正
确领导，不免有军阀习气等等。四方面军干部也忽视一方面军的光荣记录，同样做些不必要
的批评，例如说他们丧失斗志等等。这些批评激起了感情作用，在感情冲动之下，一切是非
黑白反而模糊了。
这些现象的形成，显然中共中央要负责任。他们没有充分认识中央现在是寄居在军队之
中，任何党内歧见都易转化为两军之间的隔阂。他们北进之心太急，一切草草了事，忽略了
使两军互相了解的必要。他们对中央的威信估计过高，忽视了一般同志的不满情绪。
四方面军的干部纷纷向中央质问，其要点大致是：为甚么中央要急于北进？为甚么放弃
茂县北川和懋功以南一带向东南发展的据点？何以见得在这一带多留几天就会被敌人封锁、
成为瓮中之鳖？为甚么不抽出时间好好开几次会议，将一切问题讨论清楚？为甚么不先了解
四方面军的情况，就批评它的领导？一、四两方面军初会，为甚么不让两军干部互相了解、
互相学习？为甚么中央要在一方面军干部中散步不满四方面军的闲话？这一类的问题都是中
央要人们不易解释清楚的。
因为这些问题得不到解答，他们进而批评中央歧视四方面军、不将它当作嫡系部队；中
央领导有了毛病，因而做事章法很乱；北进是逃跑，“我能住，寇亦能住”是人人皆知的简单
道理，这不过是牺牲军队，让少数人逃到外蒙古去的做法；中央批评四方面军的领导，无非
是偏见作崇。四方面军干部特别反对中央对我的歧视，表示只有我能代表四方面军多数同志
的意见。
张闻天和秦邦宪等利用他们与陈昌浩在莫斯科同为“二十八宿”的关系，坦率的问陈昌
浩：“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者，为甚么四方面军的干部不追随中央而要追随张国焘？”陈昌浩
告以过去对张某的派批评是不公道的，张领导四方面军，不仅正确有功绩，而且为一般同志
所爱戴，如果中央歧视张国焘同志，将引起四方面军的重大反感。这些留俄派的分化活动，
就这样不能收到实效。
朱德等觉得事态严重，乃从中调解。他也坦率承认这次两军会合没有弄好，主要是由于
北进的决定太促，两军没有互相了解融洽的机会，以及中央有些人任意批评等等。他忧虑同
志间的隔阂将影响军事指挥，甚至要给未来军事行动带来不良后果，因而他提出了军事统一
指挥的方案。
军事统一指挥方案的要点是：强化红军总司令部的机构，由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
政委，负责指挥全军。以后关于战略问题由总司令部拟定，提交军事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核
准施行。这个方案并未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仅以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的名义发表出
来（中央政治局当时不愿举行会议，似是避免谈到政治问题）。我为了团结，也就欣然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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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方案，使这个酝酿中的风潮，暂时和缓下来。
我们内部的气候好是改变了。团结一致一时是高于一切的要求，中央要人中有人向我和
四方面军的干部们恳切表示，他们已经相信我在四方面军中的威信是多年奋斗的自然结果，
不是与中央对抗或抹煞中央而形成起来的，此后，将互相信任，共同策使工作顺利进行。我
也在四方面军的干部会议上发表演说，号召团结。可是这种团结的气氛，并未能抑制少数人
根深蒂固的偏见，统一指挥方案立即又遇到了实际上的障碍。
我开始在总司令部和朱德一道工作，原来朱德这个总司令不过徒拥虚名，只是中央军事
委员会的一员，并无独立的职权和机构。我加入进去之后，也并未根据统一指挥方案予以调
整，一切仍如旧贯。中央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名虽为二，实则仅为一个机构。参谋长刘伯
承，副参谋长叶剑英、左权，作战局长张云逸等均无变动。只有总政治部代主任秦邦宪不愿
继续代理。改由原任副主任的李卓然（留俄学生）代理。原隶属于我的军分会人员，概行并
如右路军总指挥部，以增强他们的领导。我们——总司令部——拟俟他们改组完成之后，再
行酌调一些人员参加总司令部的工作。
我当时最注意的是一、四两方面军的团结，因而我任总政委以后，立即下令由右路军四
个军中各抽调一团补充左路军，使一、四两方面军互相了解，彻底合作。这个措施曾引起同
志们的兴奋。左路军得到这四团的补充，不仅人力增加，尤其是这四团都带有较多的子弹，
可以是左路军得到不少助力。这也是左路军后来战斗力增强的一个主因。我之所以不积极改
组总司令部，也不立即调用四方面军的人员参加司令部工作，也是示人以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