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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们，我们也不能舍弃党。第六次大会的时候，就有人说犯过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
志，而且这样的同志，现在更加少了。因此，我们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要把责任问题牵
连在一起。
对这个预拟的文件我提出批评，并提出我的建议。我提出这次会议，也许不宜冒然肯定
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却是显而易
见的事实。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重大的损失，我们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失
败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飞机大炮的厉
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我认为，主要还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
群众所接受。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
我讥讽这次会议如此严密，而且预先拟好了决议草案，不但是故作神秘，而且会妨碍彼
此间自由交换意见的机会。我要求将这件预拟的草案搁置一旁，先不受拘束的加以检讨。我
希望同志们不要用有色眼镜来看我们提出的意见，不妨先就事论事研究一下，
为了统一党内的意志，我主张召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并说明我在鄂豫皖区和川北时，
曾屡次举行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成绩都很美满。特别是现在一、四两方面军的干部互有隔
阂，对中央也有不满，这样，扩大的会议更有必要。我们不用惧怕这种会议，认为一定会吵
架散场，如果我们现在研究好一致的意见，提交高级干部会议讨论，解释一些过去的误会，
嘉许两军奋斗精神，提倡互相学习，反而会收团结的实效。
中央应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工作，这可以巩固中央的领导作用。我指出在座的政治委
员，也不全是六次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朱德均非六次大会选举出
来的中委），非中央委员列席政治局会议更是常有的事。如果我们从一、四两方面军遴选少数
干部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军委会和其他中央机关的工作，将有百利而无一害。譬如我自
己是中央一员，但常被视为是第四方面军的代言人，我们为何不让四方面军的干部，直接向
中央表达他们的意见？
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和吸收新人参加中央工作，只是实施党内民主，并不是甚么推翻中央
领导的阴谋。我说明我提议的高级干部会议，其职权可以从长计议，它的作用，有时可类似
于中央扩大会议，有时则只向中央提供意见。现在中央事实上与全国各地组织隔离了，实际
只是指导一、四两方面军，因而由一、四两方面军的干部组成高级干部会议，是合法的，也
是必要的。如果有人过度敏感，以为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将由四方面军的同志占多数，不免
是想入非非。我可以声明，四方面军的同志绝不会在高级干部会议中要求占多数，只是想有
发表意见的机会而已。
最后，我着重指出，实施党内民主，将使党内各项歧见易于解决。例如军事行动问题，
经过一次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以后决定下来，将来在执行时可以表现更大的决心与信心；反之
如果中央拒绝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不让新人参加中央工作，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问题也不让
同志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就无异阻塞了团结之路。
继我发言之后，到会者纷纷表示支持这份预拟的决议草案，其中仍以毛泽东说话为最多。
他首先表示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经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不能说
它错误。他强词夺理的硬认苏维埃运动是胜利，不是失败。他表示如果我们现在说苏维埃运
动失败了，将使一般同志失望。而且今后无论到甚么地方，也要将这面苏维埃旗帜高举起来。
毛泽东更拒绝了我的全部意见。他表示中央是全国的，不仅是一、四两方面军的，因为
还有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秘密党的组织，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线，不能由一、四两方面军来检
讨。他反对举行任何性质的一、四两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也拒绝任何同志参加中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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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他认为现在是在军事行动中，不能谈甚么党内民主，一切只有以中央的命令行事。
我们虽各持己见，但仍互相要求谅解。那次会议的重大缺点是：没有人提出政治上的做
法，连我这个反对中央政治路线的人，也没有从积极方面提出主张。我们曾谈到抗日问题，
但没有人说道应将苏维埃的现行政策，改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没有想到可以在
抗日问题上找到我们的救生圈。会议上有人提到一九三二年中央曾发表北上抗日宣言，要求
全国各军队停止进攻红军、一致抗日。但我们都相信蒋介石不会因为这个“一致抗日”的口
号，就停止对我们的进攻。
不料正当我们为苏维埃运动政策是否正确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斯大林在莫斯
科已经悄悄放弃了这个“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法宝，使出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
武器。一九三五年夏季，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七次大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在他的政治报
告中，强调殖民地应建立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国要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接
着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②，主张组织全中
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由于毛泽东等死守着教条不稍让步，会议终于无功而散。那次会议没有讨论到军事问题。
我曾声言，只要党内政治问题获得适当解决，军事计划上的歧见也就不难冰释。但我的话未
为到会者所重视。会上没有人再提起西北联邦政府问题，显然对少数民族政策无人感觉兴趣。
看来这次会议的性质专是处理内部争端问题，但内部争端也未因这次会议而获得解决。不过
毛所提出的解决草案也未付诸表决。大概是因为不愿会场空气过份紧张罢。 深夜三时左
右散会之后，我步出沙窝山口，与陈昌浩会晤，并告以会议的经过。陈昌浩非常难过，很激
动的问我：“为甚么中央这样顽强的抹煞四方面军一般同志的意见？如果你进一步明确宣布中
央政治路线完全错误，中央领导破产，将会发生甚么后果？如果这样做，是不是逼使中央让
步？”
陈昌浩这些问题，更加引起了我的许多感触。我想起近代史上太平天国以及国民党内争
的往事，总觉得中共不应重蹈他们的覆辙。我慨叹中共中央在挫败中酿成了颇深的自卑感，
竟固步自封，不敢与一般同志交换意见。我并不后悔我所采取的较为温和的态度，因为大敌
当前，如果内争激化，无异自取灭亡。就由于这些心理因素，我和陈昌浩仍然主张继续采取
寻求谅解的态度。
翌日，陈昌浩便约张闻天恳谈，用意是想劝张闻天接纳一些我所提出的意见。在座适有
一位四方面军的军长，他听了这些纠缠不清的谈话，颇感不耐，因向张闻天坦率表示：中央
领导错误，他这个党员再也不信任中央了。张闻天立时面红耳赤，出声不得。陈昌浩随即加
以解释，这不过是党员个人的直率表示，请张闻天不要介意，但后来张闻天即据以指斥四方
面军是军阀集团。
我也曾访问在疗养中的王稼祥，希望他能发挥若干翰旋作用。他在江西苏区时，为敌机
炸弹所伤，洞穿了大肠，经过手术治疗，用橡皮管接通腹部排泄，从江西直到这里，都在担
架上过生活，一直靠鸦片来减轻他的痛苦，当时他已经是一个身体瘦弱的大瘾客。朱德当时
正为自己无力调解而懊丧，力恳王稼祥出任鲁仲连的角色。王虽系留俄学生，但教条主义的
气味并不浓厚，而且在疗养中也较能冷静的考虑问题。
王稼祥向我表示愿尽全力，调解党内歧见，认为没有甚么不可以谅解的。他指出我和四
方面军同志先后向中央所提出的要去，都是可以理解，大多是合理的。他要求我暂勿批评中
央的政治路线，留待以后再行检讨；现在先设法举行一次比较扩大的干部会议，吸收四方面
军少数同志参加中央工作，以期党内意志渐趋一致，军事行动也能顺利进行。我鼓励他的这
种努力，但后来也没有甚么结果，原因何在，我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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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军事情况更是严重。由于我们放弃了茂县北川和懋功以南地区，敌军虽无继续进逼迹象，
但我军已处于不利地位。毛儿盖、卓克基一带地区是半耕半牧的藏民集居之所，人口较少，
粮食不足。如果我军在这一带停留久了，就会发生供应短缺的问题。我们从抚边往卓克基到
毛儿盖，已费了三个星期以上的时间，当时已是七月间了。我们如果再停留下去，敌方更会
调集较多兵力，封锁我们，不让我们走出这个区域。同志们对于这种军事行动的停滞不前，
更为耽心。为了挽救这样的局势，我终于提议暂行搁置党内歧见问题，专力寻求军事出路的
办法。我提议红军全部迅速进入甘南岷县临潭一带地区，再依情况决定北进或西进。总司令
部率领现驻毛儿盖以西的原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两军，经刷金寺北进，为全军左翼；徐
向前、陈昌浩率原四方面军为全军右翼，抑制松潘及其以北之敌。彭德怀、林彪率所部为中
路，掩护中央各机构；董振堂、罗炳辉率所部殿后。所有各军均进入战斗准备地位，听候总
司令部命令行动。
我所提出的军事计划，显然合乎当时情况的需要，且自认是大公无私顾全大局的想法。
我军在这一带，万万不能集中在一块狭小地区，为地形、房屋和粮食供应的限制所束缚。总
司令部直接指挥的左翼军要通过一片草地，行军的障碍自然很多。徐向前陈昌浩的右翼军担
负着对敌作战的任务，只有原一方面军所负担的任务，比较轻而易举。中央机关的安全，也
在这个计划中完全照顾到了。
毛泽东等人很高兴，赞成我的计划，一般同志也引为欣慰。大家似觉得北进的军事行动，
并未因党内歧见停滞下来，也有人觉得中央各巨头聚集在毛儿盖，貌合神离，相持不下，究
竟不是一个了局，现在分开行动，无形中免除了一些是非。我和朱德偕参谋长刘伯承以及少
数参谋人员立即西行。从此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军事方面去了，毛儿盖会议所没有解决的
党内争执问题，也就暂时搁置下来。
① 刘邦破秦，如咸阳，自知实力远不及当时的项羽，乃还军坝上，以待项羽。项羽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