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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坑”，不过比之鄂豫皖区，亦是大巫见小巫而已。当权的国民党，也许以为杀人可以止杀，
其实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古有明训的。
徐海东说到他的西行，也是受我们在川北发展的消息所鼓励。一九三三年间，敌方的情
报屡次说到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很猖獗，他听到了，有说不出的高兴，率众西行来找寻我们的
念头，也就油然而生了。一九三四年夏季，他带着两千多人，打着红二十七军的旗号，跨过
京汉路，西向横冲直撞，沿途打了许多次大大小小的仗。他们到达陕西后，绕着秦岭山脉行
动，队伍人数损失了大半，子弹消耗殆尽，有时甚至无粮果腹，露宿山头更是平常事，而且
通往川北的道路又被敌军控制了，乃不得已渡过渭河，向陕北发展。
徐海东等来到陕北之前，总以为那里是著名的土匪巢，不料到了那里之后，竟发现有共
产党和红军，他们很快的就与刘志丹高岗等的游击队会合了，敌人的压力也减轻了，因此他
们就在那里停留下来。陕北的游击区是很零碎的，主要的两小块，一在神木府谷，另一在保
安靖边安边。一九二七年以后，陕西有些同志逃到这些边远地区，搞土匪，打游击，并不知
道苏维埃和红军的章程，因而一切显得落后。那里的游击队，分子也极复杂，除了共产党员
外，有土匪，也有非共产党的知识分子。
红二十七军到达陕北游击区之后，推行鄂豫皖区的经验，红军和苏区都有可观的发展，
声势为之大振。戴继英②聂鸿钧③目击陕北游击队内部复杂情形，急图建立坚强基础，便大
张旗鼓整肃起来。陕北许多同志被当作土匪或反革命，有的被杀，有的被拘禁，有的经审讯
以后释放。徐海东觉得戴聂二人做得过火了，太盲动了，没有充分估计到陕北的落后情况。
整肃的结果，使陕北同志感觉不安，以为鄂豫皖来的老红军是压迫本地人的。
徐海东对于毛泽东等一到陕北，便能纠正戴继英聂鸿钧的错误表示敬佩。他说到毛主席
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带着北上先遣队到达陕北，已是疲劳不堪，但一般同志素来对中央
的信任很深，尤其是听到毛主席的名字便肃然起敬。毛主席等中央要人旋即纠正了戴聂的错
误，将被拘禁的高岗等释放了出来，而且极力号召同志们无论是由江西来的，由鄂豫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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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或者是陕北本地的，都应团结一致。这样做的结果，陕北的气象，为之一新。
徐海东还说到，自林育英到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展的情形，对党内团结有所帮助。
他仍和在鄂豫皖区时一样，亲切的称我为主席，对我表示信任，并极力指斥那种污我因个人
权位而反对中央的传说之不当。但他特别重视党内团结，认为团结是生路，分歧时死路，他
恳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与毛等握手言欢，这样，会使前方士气为之大振。
徐海东这个朴实的军人所说的这些话，显然是真情的流露，不进可以信任，而且令人感
动。我同样觉得戴聂的整肃工作是做得过份了，毛泽东等出而纠正是适当的。我除了对徐海
东表示这一点看法以外，也说到我正努力与党内的团结工作。
敌军已从陕甘公路进占海原县城，我们为了避免为敌军所包围，因东向同心城撤退。甘
北地区，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河水含有苦涩的矿质，不能食用，人民储雪于窖，作为终年
的食水，我军所到之地，迅即将民间窖水消耗掉了，这也使我们无法在甘北做久居之计。
在同心城一个大院落里，我和朱德率所部与彭德怀又重新会合了，我们一道盘桓了两三
天。彭德怀那时担任前敌总指挥的工作，所有陕北的红军，统归他指挥，而且陕北苏区的南
面，我军与张学良杨虎城部形成了休战状态，因而他能率领陕北红军的全部，以同心城为中
心，分散在甘北一片很广大的地区内策应我们。
这是我与彭德怀第一次共事，我觉得他是一个富有作战经验也有政治欲望的一位军人，
他处理军事问题显得精明机警，性格倔强自信，他爱谈政治，对于西北抗日局面，抱有极大
的期待，他津津乐道他俘虏万毅的经过，怎样优待他、说服他，言外之意，似乎是他对这次
的西北局面，有过莫大的功绩。我们大家似都有意避谈毛儿盖的往事，因而谈话气氛总嫌不
够亲切。
毛泽东等知道我们从打拉池退到同心城之后，来电告诉我们敌军胡宗南部主力正由南向
豫旺县前进，企图抄袭同心城的后路，主张我军撤离同心城，向山城堡、洪德城、河连湾集
结，以便在豫旺以东地区消灭进犯的敌军。他们并派周恩来驰至洪德城迎接我们，并与我们
共商作战，我们复电表示赞成这样办，并即率全军向洪德城移动。
在河连湾这个集镇的大路口上，我和朱德与保安派来的“迎接大使”周恩来握手言欢。
周恩来是与张学良在延安谈判西北抗日局面的当事人，我们一见面，自然首先问到这件事。
他对西北抗日联合政府能否组成一点，不作任何肯定表示，他说明这是要决之于张学良的。
日前蒋的嫡系部队，为了要对付我们，云集在陕甘大道及东北一带地区，情况自然对张不利，
张是否能有所发动，大有疑问。
张学良为甚么热中于抗日，周的分析比较适当。他认为万毅的牵线，只是促成了我们与
张的接触，而张的抗日决心，是有日本有增无己的侵略为其背景的。这位少帅遭遇奇惨，他
那个著名的亲日派父亲被日本人谋害了，他也被撵出了东三省，而且代人受过被国人唾骂为
“不抵抗将军”。他虽然担任着剿匪副司令的名义，而蒋却歧视他，似乎要让他的本钱——东
北军——在剿匪中被消灭掉。这一切逼使他非抗日不可，而且他对蒋也有恶感。
周恩来觉得这些年来，中国的情形是变了，主要是日寇猖獗，触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
就拿这位张少帅来说，他父子两人是国人公认的亲日派，干过许多亲日卖国的勾当，又是共
产主义的世仇，他父子杀害了李大钊等同志，受帝国主义的指使一贯反苏，甚至发动过对苏
联的战争，我们一向都觉得张学良是比蒋介石还要可恶的反动派，现在连他都被日寇逼得走
投无路，反过头来要联共联俄，这是以往想象不到的事。此外，抗日怒潮弥漫全国，不久以
前，西南军人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也籍抗日的名义反对南京，甚至南京政府内部也有些人
具有抗日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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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而强调不能拿过去的眼光来看张学良和东北军，他指出张学良过去是一个染有烟癖
的花花公子，现在却奋发有为。东北人都希望打回老家去，东北军就是体现这种愿望的部队。
东北军中的青年军官最大多数是热情反日的，东北的青年，尤其是东北大学的学生，都群集
到西安来，高唱流亡三部曲，这确是动人心弦，张学良本人便成了东北军和东北人抗日的号
手。东北军中一些亲日派是失势了，老派将领如王以哲等支持青年军人抗日，即较保守的何
柱国于学忠等也只得随声附和。
周恩来说到他与张学良接头的时候，张学良的态度很坦率诚恳，张以“停止剿共，一致
抗日”这八个字作为我们联合的基础。至于西北抗日局面这个概念，还是相当模糊，没有确
定的纲领和做法，连这个“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名词，也只是我们方面提出来，张未置可
否。
不过他相信张学良是有办法的，会联络由山西四川两广一带的实力派，也会根据各方的
意见，拟定办法出来。譬如说张与杨虎城同处一地，本易发生摩擦，却彼此相处得很好，可
以一致行动，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我自从一九三一年踏进鄂豫皖区之后，老在偏僻地区打游击，与世隔离，已达五年半之
久，时代的推演，简直使我成为一个孤陋寡闻的乡下人了。周恩来从偏僻的保安，通过西安
这个小窗口，吸取了外来的阳光，他所知道的虽仍很少，所告诉我们的，也不免有些抽象，
但已使我们觉得世界是真的变了，而他又确已得风气之先，我须急起学习，赶紧拍去满身游
击的征尘，换上知识分子的道袍，以适应城市生活。
当时，西路军的败象已经显露出来，我们在同心城时即接到徐陈电告，谓我第九军在古
浪为马步芳骑兵所袭击，损失惨重，伤亡在一千以上，他们说明这次失败的原因是指挥的将
领们不谙对骑兵作战的战术，第九军的主力布置在古浪县两旁的高地上。大路上的防御工事
做得不够坚强，防守的兵力也单薄。敌骑因为冲进古浪县内的街道上，大肆蹂躏，损失最惨
重的是西路军总指挥部各直属机构，参谋谍报人员死伤甚多，侦查电台和其他通讯器材，散
失殆尽，这简直是使西路军丧失了作战不可或缺的听觉视觉、以及一部份的神经系统。
我们到达河连湾时，西路军告急的电报接踵而来，其主要内容是马步芳的骑兵得着古浪
胜利的鼓励，到处展开对我军的袭击，使我军防不胜防，骑兵行动的迅速，又抵消了我军的
游击专长。胡宗南部杨腾蛟旅已先我占据武威这个军事要地，阻梗我们向西发展的道路，西
南军正拟由小路绕过武威，占领武威以西的永昌、山丹、张掖、酒泉等地。徐陈等所冀望于
我们的是经常供给他们情报（因他们的侦查电台已丧失了），如有可能，自然希望给予其他军
事上的协助。
西路军的处境，使我们大感忧虑，我和朱德周恩来曾再三商讨，想不出应援的办法。马
步芳是效忠于蒋介石的，我们不能通过张学良去影响他。在军事上，我们自顾不暇，无法策
应，我们只有暂时停留在河连湾，将我们的通讯电台，临时改为侦查电台，供给西路军一些
必要的情报，并令电保安军委会侦查电台，尽可能将情报供给西路军。
我们本身的军事情况也很紧张，当我军由同心城经豫旺县向山城堡撤退时，胡宗南第一
军的主力即衔尾追击我军，正向山城堡压迫，我方的对策是实行坚壁清野，使敌军因粮食缺
乏不能在这里久留。我们估计敌军有占领山城堡、河连湾、洪德城、环县、曲子镇以至通庆
阳这条线的企图，那里是陕北苏区产粮食较多的地方，我们自然要在这里牵制敌军，不让他
们实现这种企图，否则就连保安也要受到威胁了。
河连湾一带在陕北苏区看来，是较富庶的地方，实际上仍人烟稀少，粮产有限，不易长
期供应我们这支大军。这里的河水虽已不苦，但仍是黄土高原的组成部份，稀疏的村落，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