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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了一些小册子。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似乎还不大知道俄国共产党压迫无政府主义者的
情形，故对俄国革命一直表示同情，也常发表与马克思主义者合作组成中国共产党的论调。
当李大钊先生邀约他们的时候，他们表示无政府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一点，虽抱有不同的
见解，但对无产阶级革命则是赞成的，因而他们也愿意参加进来。在李大钊先生和我看来，
中国革命运动离无产阶级专政还远得很，此时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是可以不计较这
一分歧，共同在一个组织里面携手并进的。
九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就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举行。到
会的共九人，除李大钊和我外，有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我们宣布
这一小组的正式成立。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有任何组织形式，这次会议没有主席，也没有
记录，首由李大钊说明发起的意义，再由我简略的报告在上海与陈独秀先生商谈的经过。与
会者一致表示赞成组党，并自愿为党员。那时上海小组所创办的《劳动者周刊》已经出版，
我们在会场上将创刊号发给大家看，这也是使会议生色的一件事。
我们讨论到工作如何进行及分配。黄凌霜等根据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主张各项职务不必
用甚么确定的名义，小组决定应做的工作，由各人自由分担。结果决定由李大钊先生担任联
络的任务，我担任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由黄凌霜、陈德荣创办一个《劳动音周刊》，分担
编辑和发行的责任，罗章龙、刘仁静和我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担任发起马
克思学说研究会。至于经费问题，李大钊当众宣布，他每月捐出个人薪俸八十元为各项工作
之用。
接着社会主义青年团也组织起来了。它的第一次会议在九月底假北大学生会办公所举
行，我曾在会上致开幕词，到会的约四十人。我现在记得的名字是：高尚德、邓中夏、罗章
龙、刘仁静、何孟雄、缪伯英、李实、罗汉、朱务善、黄绍谷、黄日葵、李骏、杨人祀、范
鸿劼、王有德、高崇焕、吴汝明、周达文、刘维汉等。他们都是北京各学校的学生，以北大
同学为最多，其中并无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一个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那次会议公
推高尚德为书记，他当时是北大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青年团的初期工作主要还是学生会方
面的联络活动和在学生会中吸收同志。后来这些初期参加者大多成为共产党党员，也是北方
初期职工运动的骨干人物。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一次会议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以后几天举行。到会者在五十人
以上。由李大钊先生致开幕词。我也在那次会议上发言。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大多数人都
出了席。此外信仰各派社会主义的著名人物也到了不少。会议决定搜集各种社会主义的书籍，
从事研究，并由研究有心得者发表研究报告。可惜这个组织在举行过几次会议后，会务就无
形地停顿了。
十月间，正当我们热烈地展开工作的时候，中国成立最早的社会党党魁江亢虎来到了北
京。我们这个共产党小组就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开会欢迎他。他发表了一篇讲演，内容空洞，
只表示他要到苏俄和欧洲各国去考察一番，再定实际活动的方针。我们也提出一些有关社会
主义者团结一致和急于进行职工运动等问题，但他似乎并不感觉兴趣。他对社会主义的发展
仍寄望于议会活动，这使我们觉得不易实行。因此会议并无结果。我们也根本放弃了和他联
合的原有想法。在他离开欢迎会以后，我们都讥笑那位老社会主义者所懂得的社会主义并不
多，思想和看法都不免落伍了。李大钊先生当场表示，我们总希望中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都
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现在像江亢虎这样的人既不感兴趣，那末，只有我们这
些后起者勇往直前的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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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十一月间，又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组织的事件，这是对李大钊先生的“社会主义者
一致联合”主张的一个打击。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有两个主要分歧点：一是组
织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所谓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领导，以
及职务衔名和纪律等等，这点在实际工作上引起许多的不方便，连温和的李大钊先生也为之
头痛；二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一次解决争端的小组会议上，刘仁静特别强
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
我们经过一番讨论，无法获得协调，结果那五位无政府主义者就和和气气的退出了我们这个
小组，他们所主编的《劳动音周刊》也交由罗章龙接办。此后我们与无政府主义者虽仍保持
友谊关系，但在工作上从此分道扬镳了。
我们这个小组的工作虽在积极展开中，但小组本身只剩下四个人，究竟有点形单势孤，
因而一致决定邀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重要分子补进来。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缪伯英、
吴汝明等九人及国会议员李韶九、河北省议员江浩等两人亦先后参加。于是我们这个小组便
扩大为十五人，气势为之一振。
大约十一月底，我们的小组正式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先生被推
举为书记，我任组织工作，主要是指导职工运动，罗章龙任宣传工作，主要是编辑《劳动音
周刊》，其他的同志们都分担了一定的职务。我们的工作从此才步入正轨。
上海方面的工作进行得似乎更为积极。陈望道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月刊》
的创刊号，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册子都陆续寄到了北京。我们和陈独秀先生间的通信，虽为了
保密而未能畅所欲言，但我们进行的一切，他都表示赞成。我们也曾去函，主张各地的共产
党小组在没有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以前，都暂定名为某地区的支部，以便扩展，并正式请
求以上海支部负联络全国各支部的责任。这种主张得到了各地小组的赞成，中共组织的规模
因而略具雏型。
① 江亢虎江西人，是提倡社会主义之较早者，清末为发表《女学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一文受到清理“交
地方官看管”的处分。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七月十日他在上海组织一个社会主义宣传会，并发行《社
会主义明星报》。同年十一月五日他把这个宣传会正式改组为社会党，在上海举行社会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发布觉纲政纲，其要点为土地公有，资产公有，设立共和政体，废止海陆军等，积极从事议会活动，
号称有党员四五十万人。可是不久（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三日）该党被袁世凯解散，就此销声匿迹，再无作
为。
第三章职工运动的最初发动
在工人间进行活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们认为是一件最重要的工作。这工作首先在长
辛店京汉铁路的工厂里开始，我是这工作的最先发动人。
长辛店离北京不过二十一公里，京汉铁路北段的修车厂设在那里，有工人一千几百人。
我在五四运动时担任讲演部工作的时候，曾率领一队同学到那里去对工人演讲，宣传爱国和
发展十人团的组织。当时长辛店的工人们以敬佩爱国青年的心情热诚地招待过我们。他们搬
出了开水、咸菜和馒头来款待我们。这些东西确是他们所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可是有些
同学看见苍蝇飞舞其间，馒头似乎也不够新鲜，因而托辞不吃；唯有我和工人们一样，满不
在乎的张口大嚼，并一面跟他们大谈爱国之道。也许是由于我这种不经意的举动，在工人们
心目中，产生了一种和谐感，使我能和他们混得比较亲热，这是一年前的旧事。
一九二○年九月间，中共北京小组正式成立后的两三天，我又来到了长辛店。首先找着
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武君（名字已记不清了）。他是本地人，在铁路工厂做过工。厂里的职
工们有些是天主教徒，武君也常到厂里去传教，因此他的熟人极多。他陪着我到工厂里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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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正在做工的工人。曾与我有一面之缘的工人们在休息时围拢来同我交谈，他们以为我又
是来宣传爱国的事。我坦率的告诉他们：“我这次是专程来看看你们，并且问问你们有甚么
要我帮忙做的事。你们这里最需要的是甚么？”他们互相商量了一下，就众口一词的表示：
他们的小孩子没有地方念书，希望有一间工人子弟学校。我说：“如果能找着房一子，办一
间工人子弟学校是可以做到的。”他们听了非常高兴。虽然当时那儿的房子很难找，但由于
他们的热心，没有几天，武君便兴高采烈的来到北京，告诉我有一所适当的房子，原为两家
工人的住宅，他们愿意让出来，作为办学的用途。
工人们这样热心和他们对于我的信赖，使我大为高兴。我决心去克服经费方面的困难，
要将这所学校创办起来，便马上去找朋友李实商量。他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团员，为人
刻苦耐劳，对于平民教育素有兴趣。那时他和十几位青年朋友组织了一下“生活互助团”，
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听我说完这件事之后，欣然答应担任工人子弟学校的教员。于是我就
邀他和武君同去长辛店察看预定作为校舍的那所房子。我们计划白天办工人子弟学校，夜晚
办工人补习班，约需开办费一百元左右，每月经常费至少需八十元。我掏腰包付出了所需的
费用，学校的筹备工作就这样积极进行起来了。
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在十月间开学。学校的课室不大，只能容纳四十几个人，所以一开
始就坐满了学生，还有不少的工人子弟无法收容进去。工人补习班的情形也是一样的拥挤不
堪。小学和夜班的教员都由李实一人担任，武君则办理学校的杂务。我每星期必定去一次，
在学校住一夜，晚上并向工人讲演。因为听众太多，经常只好将课堂内的桌椅搬出来，大家
密密地站着听。有时我还约请北京的朋友们前往讲演。我们讲演的内容多半是关于工人的生
活如何改良、工人须组织工会和如何组织起来等等问题。
到了十一月底，正是那五位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共产党小组的时候，《劳动音周刊》的发
行已由一千份增加到四千份，经费自也随着增加，再加上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的费用，我们
每月的各项开支总共达到子二百五十元左右。在这情形下，我的经济状况恶化了，没有钱的
时候，只好将自己的衣物悄悄的拿出典卖，来应付紧急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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