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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空卖空”的毛氏，为了实现他的目的，是无所不为的，也善于表演两面三刀的手法。他
正在设法从各方面打击我，可是见面时，依然是像从前一样，笑逐颜开。当时我们虽会面多
次，他已不让我知道机密事项，所谈多是泛论国共和解的事。至今我还记得当时谈话的要点。
毛氏从不提起张学良这个人够朋友。张虽在南京受审判，也从未将反蒋的责任，推到中
共身上，反为中共开脱，力证中共并未参加西安事变的预谋，并自始即主张释放蒋介石氏。
可是毛氏对张学良却只有责备，不是讥笑他无知冲动，就是说他虎头蛇尾。这种种表现都不
免是对张落井下石。
原来斯大林对西安事变所发出的那个有名的和平解决指示，和以后为此事发来的电令，
都是暗示毛泽东要抛弃张学良，指责张学良为亲日派所利用，并要毛尽一切的力量与蒋介石
和解。毫无疑问，毛氏当时无论愿意与否，只有遵命行事。但毛氏却不愿说西安事变是亲日
派的阴谋；毛氏大概想到，如果这样说，连他自己也难免有亲日派的嫌疑。而且蒋介石将轻
而易举，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改为攘外必先除奸，将中共当作日本奸细来讨伐。
当时，毛泽东指责张学良的话，最重要的是破坏国家纲纪。他描述十二月十二日清晨，
指挥军队袭击华清池，使蒋先生受伤和死伤多人，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事，如果他自己
实现知道的话，一定要加以阻拦。毛氏说这些话的意思，一面是向蒋讨好，另一面则是表示
支持南京政府对张学良的处罚。这些得意忘形的说话，究竟掩盖不了出卖盟友的痕迹。
有一次，毛泽东同我聊天，他大发纲纪对任何政府和党派都是重要的议论，又进而以讥
笑的口吻说：国民党内有个张学良，有个杨虎城破坏纲纪，人称之为张杨，共产党内也有个
张杨，张杨就是张国焘同志，杨就是你的太太杨子烈同志，也有点破坏纲纪。我听了毛氏这
种损人利己的鬼话，也就回敬他两句说话：你这样出力维护国家纲纪，“可敬！可敬！”尤其
是这些“高论”出自井冈山“英雄”之口，更加难得，“佩服！佩服！”我这些讽刺他不配谈
纲纪的话，曾使他表情尴尬，从此他的这种“高论”，似乎在人前收敛了些。
当时毛泽东为了清洗与张学良、杨虎城过去的关系，实已无所不用其极。张学良的部下
王以哲将军，政治立场较为亲共，曾屡电延安联络，其用意是想继承张学良与中共维持联盟
的关系，但都被毛泽东托词拒绝了。周恩来在西安也采取同一步骤，再不和东北军人来往，
只秘密输送机个不能在西安立足的东北军少壮军人，到延安避难。至于中共与杨虎城的关系，
断绝的还要早些。就在蒋介石离开西安的时候，周恩来即与杨虎城谈妥，不再公开来往，以
免引起蒋介石的疑忌。
当时与蒋介石和解是中共唯一的出路，关系中共的生死存亡，毛氏自然不敢怠慢。他收
藏起他一向仇恨蒋介石氏的心情，采取伪善底面孔来应付一切。他试图抹去曾与张学良、杨
虎城同谋反蒋抗日的种种痕迹，也绝不泄漏西安事变应和平解决，是出自斯大林指示的这个
秘密。他一口咬定，中共中央是按照政策行事的；进而说明中共政策，既然是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联蒋抗日，乃至拥蒋抗日，自然不曾参预西安事变的密谋，自然坚持和平解决。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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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且制造舆论，说甚么坚持政策是不容易的，内外都曾发生重大阻力，对外须冒险说服张杨，
内则有张国焘等反对和平解决。毛氏这样做，一面是企图免祸，一面则隐藏着一些损人利己，
落井下石，借刀杀人等等黑暗机关。但是我对这种现状感慨万分，认为一个“好汉”到了穷
途末路，是会原形毕露的。
一九三七年正月中旬，蒋介石的意向，经由其与中共接洽的代表人张冲②之口，告知周
恩来。大意是中共及其军队如能诚意服从国民政府，将可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毛氏知道了
这一消息，才比较安静一些，一面电令周恩来继续与张冲商谈，一面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党内
斗争。国共之间，从此才有稳定性的停火，并且实际进行和解的谈判。
西路军的失败，对中共以后的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局势，都有相当影响，尤其使我这个
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大受打击。中共党内斗争的矛头，因而就指向我，打得我无法抬头，同时
也暴露了毛泽东氏的斗争，有其极为野蛮的成份。
西路军在古浪遭敌骑袭击，损失惨重，向西挣扎前进之时，其第五军团在酒泉为敌军所
消灭，军长董振堂阵亡，通往新疆的大道因而为敌所控制。再加战况逆转，弹药消耗到了不
能与敌正式对垒的程度。在西安事变结束时，西路军在天寒缺粮和敌军压力之下，不得不南
移祁连山脉，化整为零，从事游击活动。后来西路军只剩下四百多人，逃往新疆。此外还有
一些小股，每股数人和十数人不等，向东渡过黄河，逃到陕北归队。如果说一方面军在二万
五千里长征时只剩一副骨架子，那么西路军连背脊骨也被敌人打断了。
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从未指责过
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我曾要求举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级干部会议，来检
讨西路军事件，但毛泽东等不予理会。因此，中共中央并没有对这一事件，作出结论，一切
批评都不免任意为之。
毛泽东自然不会放松攻击我的机会，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便漫无拘束的乱说一通。
总括起来，当时这些批评的言辞大约有三个要点：（一）西进军事计划根本就是逃跑主义，至
少是带有逃跑主义色彩；（二）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领导完全破产，总之是一无是处；（三）
西路军的失败很为丢脸，蒋氏将更看不起红军，在西安事变的今天，将诱发蒋氏的报复和进
攻，遗害全党全军。
一般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们，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
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
他们对批评者答辩：（一）西进计划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说是逃跑主义；（二）四方面军是
中共的基干劲旅，如何能加以毁谤；（三）诱发蒋氏围剿之说是有意嫁祸于人，转移目标，将
对外转到对内。甚至有些同志指责毛泽东垄断军委会的一切，不供给西路军所渴望的情报，
实在应援不力。还有少数人指责毛氏阴险，幸灾乐祸，对四方面军毫无手足之情。这些指责，
在当时虽不敢说有充分证据，可是，是非自在人心。
朱德当时的立场颇偏袒毛泽东，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
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犯了战术上的错误。
四方面军只半数渡过了黄河（第四和三十一军则被隔断在黄河这一边）自然减低了西路军的
战斗力，但不能说因为只半数渡河就注定了会失败，第九和第三十两军，加上董振堂的第五
军团对付马步芳部，应当游刃有余。他批评陈昌浩勇猛有余，稳当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
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的意见。他慨叹像红军这样一支破破烂烂的队伍，只要指挥者稍有失
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几枚子弹，都易招致灾祸。他相信如果张国焘同志过了河，决不会有古
浪的惨败。因此，朱德肯定的说：西路军骤然没有老练指导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当，不
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而且对骑兵作战技术不够熟练，这些才是失败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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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虽然没有定论，但毛泽东、张闻天等都利用这一失败事件，发动反张
国焘的斗争。反张国焘的斗争早就在暗中进行，等到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国共可以和解的消
息传来之后，便大规模展开了。毛泽东、张闻天等认为当时既无内战的危险，正是整肃内部
的好时机。展开斗争的目的，据说是恢复遵义会议以后原有中央的威信，行使完全职权，并
将张国焘逐出中央，然而其实质就是建立毛泽东的独裁。
毛泽东、张闻天等的第一个步骤，便是调走持论公允的林育英。西安事变时，林育英显
然已受到毛泽东等的排斥。约在一九三七年的一月中旬，张闻天便提议派林育英到国民党区
域从事职工运动。我当时曾表示反对，认为他是调解党内纠纷的当事人，应暂留延安。张闻
天曾说，林育英有些神经病，他过去所说的话不能算数。我当时曾质问张闻天，难道当时在
陕北各中央委员，联名发给我的电报，主张两个中央暂时停止职权，有林育英任双方联络人，
也不能算数吗？张闻天听了，苦笑着说：老毛说不算数，我也没有办法。
我当时即与张闻天恳谈，曾指出下列各要点：（一）现在党内纠纷很容易解决，只须由林
育英这位中央联络人，召集一次中央委员会议，一切都可以有妥善的交代；（二）中共中央改
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之后，过去因苏维埃政策所有过的争执，已告消失，而且经过西安
事变，，新政策执行已有相当成绩，我将在会议上，表示撤销我有过的反对意见，并正式提议，
由遵义会议所选定的中央政治局，恢复全部职权；（三）我对西路军失败，负有严重责任，将
正式自请处分。
我又笑着对张闻天说：“张国焘已经被打倒了，用不着在这紧急关头，大张旗鼓斗争一番，
如果否认过去所说过的话，不明不白的将林育英同志调走，这未免太失信于党和同志们了。”
张闻天当时一言不发，后来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接着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就轰轰烈烈的展开
了。这是舍弃正当的道路不走，向失意者发挥一下斗争的残忍性。从此林育英便由张闻天以
中共中央书记的名义派走了，此后，我再也不知道林育英生死存亡的下落。
反对我的斗争，号称自下而上发动起来的，其实拆穿了，都是见不得天日的把戏。首先
由任中共宣传部部长的凯丰，召集一些秘密会议，每次参加会议的人，十人或八人不等，都
是经过事先选择，必须不是亲张国焘的人，而且希望参加者都能成为斗争张国焘的积极分子。
身材矮小的凯丰，是著名的米夫党徒，无论做事或写作，都显得极为低能，却自诩为党内斗
争专家。确实，他背诵几句教条，扑击他所要斗争的目标时，往往失去理智。在这种斗争张
国焘的秘密小组会上，他往往高声狂叫，从头至尾数说张国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