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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的各项开支总共达到子二百五十元左右。在这情形下，我的经济状况恶化了，没有钱的
时候，只好将自己的衣物悄悄的拿出典卖，来应付紧急的开支。
当时住在我隔壁房间的那位既不谈政治更不是社会主义者的地理学家苏甲荣同学，看见
我在天气转冷的时候反而典当冬衣，大为惊异。他以关怀的心情，暗地里将我这种情况告诉
我的几位好朋友。有一天，当我正伏案替《劳动音》写稿，那个刚刚参加共产党小组还不知
详情的邓中夏来到我的房间里，板着脸孔向我说：“危乎殆哉！你这样会堕落下去”他
的意思是指我应以求学为主，有余暇有余力才可去做职工运动，现在竟不顾一切，靠典当度
日，那是不行的。我听了这种“教训”，觉得他不了解内情，忍不住愤慨地指着他说：“滚出
去，谁来听你这套陈腔滥调！”可是他反笑着向我说：“有几位朋友约好正在中央公园等你，
有话到那里去说罢！”不管我在生气，硬拉着我的手，拖着我一同出去了。
在中央公园柏树林中，几位知心的朋友，围坐在一张茶桌的四周，他们都是社会主义青
年团团员。我向他们说，在共产主义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有人牺牲一切，
一心一意的去干，才能望其有成。接着我告诉他们目前经费困难的情形：李大钊先生每月已
拿出百元上下，他家境清贫，可说已尽了他最大的力量，我们不应再增加他的负担；上月长
辛店学校的开办费和经常费以及本月赤字的一百五十元，十九都是由我筹措的。我这个各处
走动的人，家中每年寄来的三百元早已用光了，现在除挪借以外，自然只有典当度日。我们
又不肯随便用人家的钱，例如梁善济①曾表示愿意帮助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经费三千元，这
虽是出于他的善意，但他是研究系的首领之一，我们为保持工人运动的纯洁起见，婉词加以
谢绝了。这件事是在座的高尚德所知道的。根据这些情形，我反问他们：“我的典卖东西，
乃是由于工作的需要，有甚么值得大惊小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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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他们听了后一致动容，向我表示既然情况如此，为何早不提出讨论？我说，李先生和我
都想等到工作有相当头绪的时候，再提出来讨论。于是他们都表示愿意立即分担经费的责任。
有的拿出五元，有的拿出十元，当场就凑了几十元交给我。不久经费问题就在共产党小组和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上提出讨论，规定各位同志按月都要量力捐献若干。
从此，经费的事情由李大钊先生负责处理，情况比较稳定。除他自己和一般同志们捐献
的以外，也向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同情者们去筹集一些。如北大的李辛白先生每月捐助二十
元，俄文教员柏烈伟一次捐助了一百元等。这件事毋需我去操心，我可以专心到各处去发动
工作、如天津、唐山、南口等地的职工运动都由我去接洽，先后发动起来，而专心从事工运
的同志也由于我的影响渐渐增加了。长辛店的职工运动比其他各处进行得更为出色。那间工
人子弟学校成为工人经常会聚的场所。工人们放工以后，三五成群，甚至带着小孩，来到学
校听讲时事或阅读报纸，也有唱戏、谈天的。
为了工人子弟学校的事，李实忙得不可开交。他态度和蔼，又极有耐性，工人们找他问
长问短，要他代写家信或其他文件，要他做他们的医药顾问，还要他为他们排解家庭中和其
他各种纠纷，他都乐意地照做。工人们还发生争吵，学校就成了评理的地方。工人们有籍贯
上的帮口的不同，如天津帮、德州帮和本地帮等等，还有职业上的区别，如司机与生火，机
工与学徒，工匠与小工等等；彼此常常发生歧视和职业上的竞争，尤其彼此间债务的纠纷最
多。李实处理这些事情大都是很恰当的，因而获得工人们广泛的信任，而这间学校也就成为
他们生活所最需要的地方了。
这间学校最初名为工人子弟学校，附设有一个工人补习晚班。后来工人参加补习的人数
增加起来，因而改名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举行成立仪式，表示庆
祝。中共党员吴汝明参加学校工作，帮助李实担任教员职务。不久，李实因事他往，吴汝明
便接替了他的全部工作。
我每星期去长辛店时，常到工人住所去访问，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每天从早上六
点工作到下午六点，除了吃饭和必要的休息时间外，每天至少要工作十小时，有时还要加二
小时到三小时的夜班，两个星期只有一天的休息。尤其成问题的是工资低微，一个低级的工
匠每月工资九元，学徒还要少得多，至于三十元的月薪，只有工作多年的老工匠才能拿到，
六十元的月薪则是火车司机和少数技工的特别待遇了。他们平均的工资不过是十五六元左
右，这种收入迫使他们把生活水准降得很低。
此外，他们感觉最痛苦的是小杂货店的剥削，这些小杂货店都是工厂里的管工和监工们
开设的。工人们向这些店里购买日用必需品，而工资要到月底才能发放，所以工人多半按照
改入的比例先向杂货店赊账。久而久之，工人每月的工资就都由那些管工与监工们代领去抵
偿积欠。欠账每月尚须加付至少百分之十的月息，本利累积下来，欠账日益增多，每个工人
都成了杂货店的债务人。欠几十元的工人算是情况较好的，通常都是欠账百元以上。有一个
名叫张德惠的工匠在厂里做了几年工，欠账高达一千几百元。这样，工人们便无法脱离管工
和监工的掌握，一旦债主不肯再赊，就等于宣布他们的死刑，这是他们最恐慌的事。
我深切同情他们的遭遇，问他们为甚么不组织工会和办理工人合作社，来维护工人自己
的利益。可是他们多数对于这一点抱怀疑的态度，有的表示他们规规矩矩的做工，为什么要
干这类会党的事？有的表示他们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可以为工人谋福利的工会，只知道在民
国元年办过什么工会，那是为选举用的，每人缴一块钱领一张会员证，到选举的时候去投上
一票就算完事。但那种“工会”后来还被袁世凯严厉查禁，有些人因而受害；如果要办为工
人谋福利的工会，岂不麻烦更多？还有少数比较进步的工人认为工会是要办的，可是还没有
到要办的时候。他们这种畏俱厂方和政府当局的心理，似乎不是立时可以转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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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是向他们提议：不妨先组织一个工人俱乐部。这件事也经过多次的商谈和说服，方
为他们所接受，后来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直到一九二一年的五月间才正式成立。这个工人俱
乐部成立时有一千多工人参加，通过章程，选举职员。一位老工匠王俊当选为俱乐部的主任，
他率领着这些参加者在厂内外游行庆祝，情绪非常热烈。这一举动曾使铁路官员们大起恐慌。
后来工会正式成立，从此那些穷苦散漫的工人们开创了团结奋斗的途径，这也是中国共产主
义者在工人群众中建立的第一个阵地。
①梁善济，山西人，清末时任资政院民选议员。民国五年旧国会重新集会，梁善济与粱
启超、汤化龙等组织宪法研究会，简称为研究系，在段祺瑞政府时代对政局不无影响。
第四章 与威金斯基的初步接触
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如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等等，都受了西方的影响，但主
要仍是导源于中国内部状况的需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是一样，不过它受共产国际
的影响更为深切。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发生联络、协助中国共产党的组成、并促进其与共产
国际的关系，威金斯基实为最初且最有贡献的一个人。
注意东方和发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俄共和共产国际的一项重要政
策。这与苏俄政权地跨欧亚的地理形势有着相因的关系。刚开始执政的俄国共产党不仅人手
不够，而且多是一些工农土包子，不能了解中国和远东的实况。但他们抱有“到东方去”的
坚强意向，在一九二○年中俄交通恢复以后，便开始派出人员来东方作探险式的尝试。
我第一次会见威金斯基是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间，他带着陈独秀先生去广东前所写的介绍
信，和当时接替陈先生负上海支部责任的李汉俊的信，到北大图书馆来找李大钊先生和我。
这两封信里都曾说明威金斯基是可以深谈的同志。
这位年约三十岁的苏俄共产主义者，中等身材，体格健强，目光深黯，英语说得相当流
利，发音虽不算纯正，但比我的英语是要好得多。他于十月革命前曾流亡美国做工，革命时
回国，是最早参加共产国际伊尔库次克局的一个人。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不是一个学者型人物，
而是一个具有煽动力的党人。他从不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也许因他只是伊尔库次克局而非
共产国际本部派来的原故。
我和威金斯基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用英语会谈过好几次，多数是李大钊先生和我两人
都在座，有时是我一个人，还有一次是北京支部全体党员共同参加的会谈。我们所谈论的问
题很广泛，如共产党人的基本信念、组织原则、共产国际成立的经过、俄国革命的实祝、中
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等等。我们主要只是交换意见，而不是企图立即得出确定的结论。
威金斯基所以能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亲密的关系，原因很多。他充满了青年的热情，
与五四以后的中国新人物气味相投。他的一切言行中并不分中国人与外国人或黄种人与白种
人，使人觉得他是可以合作的同伴。他那时对于中国情形还不熟悉，也不妄谈中国的实际政
治问题。他这种谦虚的态度表现在他很推崇陈独秀先生和他在上海所接触的中国革命人物，
总是说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他的这种气质表示出他确是俄国革命后的新式人物，也许这就
是他能与陈独秀先生等相处无间的最大原因。
他在未到北京之前，除与上海的共产主义者多所接触外，还曾会见过孙中山先生，都可
以说此行已有良好的开始。他能成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运动之间的最初桥梁，不仅由于他
一开始就找着了主要线索，会见孙中山、陈独秀等这类人物，主要之点，还是他能与中国的
革命人物谈得投机。他也和其他俄国革命人物一样，好滔滔不绝地发表议论，有时也爱与人
喋喋不休地辩论，不过态度总是相当谦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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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和我们详谈共产国际和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