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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只能凭你们自己的努力，你们是否不会中途溺毙，那是他所耽心的。”
毛泽东听到这里，显得面有得色。也许他想到斯大林的见解，竟与他自己原有的见解相
反，这如何是好？现在有了依靠自己努力的原则，岂不是有了解脱的办法。毛泽东以后批评
王明，只知联合国民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他的正确主张是对国民党一面联合，
一面斗争。后来毛泽东与王明间的斗争，从这次讨论起即种下了祸根。毛的武器是强调马列
主义中国化，依据中国实际情况行事，反对王明那种国际派邪说。
王明的这项政治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和其他的人一样，都当场表示完全赞成，似乎他
们在洛川会议上所说过的“使蒋介石失败”，“中共独立自主”，“扩充实力与国民党较量”等
等言论，都未曾说过似的。王明继续讨论其他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拒绝与陈独秀恢复
合作的问题。
一九三七年十月间，罗汉来到延安，他以陈独秀代表的身份，与我们商谈合作。罗汉是
我在五四运动时即在一起共事的老同志老朋友。他与毛泽东也有旧谊，后来脱离中共，成为
陈独秀托派中一个重要角色。他这次和我会面，说到陈独秀先生过去对中共的贡献，两个儿
子为党牺牲了，陈本人又被国民党判了十年徒刑，不久前才获释放，以及陈一直坚持社会主
义的立场等等。他并指出托派内部意见不一，派系甚多，但陈独秀先生和其他多数重要人物
主张与中共恢复合作。他还说明陈独秀先生等是坚持抗战的，赞成中共现行抗日民族统一阵
线的策略，认为国共既能恢复合作，社会主义的老同志们更应重新团结在一起。我表示欢迎
陈先生的这种意向，要罗汉径与毛泽东商谈。
毛泽东同情罗汉这种活动，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根据罗汉的表
示，就与托洛斯基的死硬态度有所不同。他似也怀念陈先生的旧谊。他曾向我表示可以与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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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毛还说到从前我们搞苏维埃运动时期，在肃
反工作中，犯有很多错误，现在斯大林老在闹肃反，恐怕错误尤多于我们。现在我们是脱节
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
由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张闻天也只好遵照实行。张闻天和罗汉多次商谈的结果，形成
了十九个条件；其主要内容是托派坚持抗日，拥护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现行政策，在言
论上和实行上均将有明朗的表现；托派中愿意恢复中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
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共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
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
这件案子拖延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才提出讨论。王明知道了这件事，不问情由，便声色
俱厉的表示反对。他指出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
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斯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
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恶劣
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
津贴的日本间谍。
我们曾自会议上说过一些陈独秀与托洛斯基究竟有所不同等类的话，也有人提到：说陈
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
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
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王明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大家为之
默然。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
为了这件事，王明还发了一篇大议论。他向我们说明了苏联肃清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的
经验教训，指出联共内被整肃的那些知名人物，叛国罪都是证据确凿的。他说根据这个经验，
任何党员，不管他对共产主义信仰多深，过去有过多大的功绩，只要有反党倾向，就可能走
到叛党叛国。他又说到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曾利用各种机会，阴谋反对苏联和联共；甚至
利用清党，故意制造供词，陷害了很多好同志。王明不说斯大林疯狂的清党曾杀害了很多同
志，反说是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实施陷害，这真令人毛骨悚然。
王明说明在原则上中共决不能与叛徒恢复合作。他指出资产阶级的政客们，蒋介石及其
党徒们，和法西斯蒂党徒们，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点，他们反攻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不
能直接影响共产党内部。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我们可以与这些原非同类的人物，暂时的或较
长时期的合作。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党人较为接近，一直阻碍共产主义的发展，是我们最危
险的敌人。至于托派布哈林派以及其他左的右的反党派系和倾向，与共产党更为接近，腐蚀
我们的内部，是较社会民主主义者尤为危险的敌人。清算这些叛徒，在使共产党净化这一点
上，斯大林发展了列宁主义，也是斯大林理论的精华。
王明还进而主张加强对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的斗争。他说明联共内部有大量的托派和反
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吗？中共内部此然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只是
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够彻底，没有发现出来罢了。因此，现在决不是与陈独秀恢复合作，
而是加紧反托派。在抗战时期，必然有些叛党或离开党的分子，企图再行混到党里来，我们
绝不能宽容他们。现在党内有过反党行为和思想不纯正的同志们，党对这些人也不应轻轻放
过。
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
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
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我当时就
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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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王明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
和候补委员共十六人的名单。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中共中央的人选，在一九二八年底六次代
表大会以后，已迭经变更。不少同志原非中央委员，亦权宜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这时，中共
中央认为一时还不能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而王明觉得有些人应当参加中央政治局，因而采
取了非常手段，提出这个名单。
可是毛泽东对于王明这种单独举动，似感不安。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
和他同回国的赵云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所以原则上毛是赞
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同意。因而毛极力推崇王明为中共中央领袖，并
说自己在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上和反托派斗争上，都没有把握住这个舵，愿意减轻自己的责任，
力主将王明的名字列为第一名。经王明极力表明，他之提出这张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
思。毛知道了王明的真意之后，没有再发言，名单也算通过了。
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
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过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
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到改选书记的问题。
我当时心灰意懒，已不大愿与这一群人为伍，因而置身事外，没有卷入争论的漩涡。我
在王明的名单中的名次，仍被列为第三名，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王明在解释他安排这个次
序的理由时，曾说的我是国内外知名人物，在中共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但也讥讽我犯过另立
中央的重大过失。我觉得王明的主要意思，是在重新责备我，为了不愿重提往事，我只好缄
口不答。
陈云和赵云两人较之王明似是老练些。他们说话的态度相当谦虚，往往对王明所提出的
意见，略家补充，对我们这些在国内奋斗的巨头们，他们则常表示推崇，因而他们在大家欢
迎声中，就任政治局委员，并分担组织部长和政治保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两个重要职务。后来，
毛泽东斗争王明的时候，他们两个也没有被牵涉在内。
王明反托派的矛头，竟是指向着我的。在一次我和王明的单独谈话中，他问我毛儿盖会
议争论的症结究竟何在？我答：“除批评党中央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军事领导权。”他说：
“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我：“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
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我切齿痛恨的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王明回答说：“你不
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他接着说明在莫斯科的大清党中，证明我与托派并无联系；可是
不能因此说我所信任的左右中没有托派，也不能说我自己不会受托派的利用。他还说到与我
接近的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在莫斯科经过几次清党，都没有露出破绽。他一直有些怀
疑，这次他在新疆，将他们逮捕审问，果然他们直供不讳，都是托派，自然也只有把它们惩
之于法了。
我耐着性子向他指出刑讯逼供，难免冤枉好人；从前项英在江西苏区厉行肃反，采取审
问逼供手段，有些供词竟牵涉到他自己，这才使他觉悟过来，供词是不可尽信的。王明为甚
么这样丧失自信，觉得到处都有托派在作怪呢。我们的国家很可能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王
明一面要团结一切力量来抗日，一面又要大清托派。如果我们把许多同志当作托派来清除，
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大概看见我神色愤怒，言辞犀利，因而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
吧！”
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着极大的刺激。
李特、黄超是从一九三一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李任参谋长，黄任秘书长。李原系列宁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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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大学的毕业生，黄则在上海做学生运动，系学生会的一个活动分子，他们在到鄂豫皖苏
区以前，我原不很熟识，中共中央却举荐他们可以任要职。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