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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天津住了一夜，次日搭津浦车南下，十五日到达龙蟠虎踞的六朝故都—南京。那时
署假已经开始，又受战争影响，南京各学校的朋友们多数均已离去；加之那时南京城内商业
萧条，民气低沉；这些都不免使我有寂寞凄凉之感。不过当时一般青年多有遍览名山大川的
气概，我也深染这种游历癖，常在旅途中偷闲游山玩水，所以这次在南京不理会甚么戒严禁
令，仍独自遍游风景名胜，如雨花台、清凉寺、莫愁湖、玄武湖、天王府等地，无处不使人
忆及太平天国的如烟往事。
不久我到达上海，报上已刊出皖系失败的消息。我立即去访问那时迁住在法租界霞飞路
渔阳里二号的陈独秀先生。他为皖系军阀的失败而称快、大谈时局的各种可能发展。他问我
此次南来，是否负有学生代表的任务。我加以否认，并告诉他在离北京前与李大钊先生谈话
的经过。他大为高兴，表示正要找我商谈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他热诚地要我搬到他家里
住，以便从长计议。他说楼上有三间屋子，他和他的家人用了两间，另一间住着一位急进的
女青年王会吾。楼下三间，一间是客厅，一间由青年作家李达住，还有一间空房正好给我住。
我虽抱有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意向和热情，但还只是一种空洞的想法，是偏于兴趣方面
的，还没有以这一运动为终身事业的坚决打算。因此我住在陈家的最初几天，主要仍是在外
面奔忙，辞去了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总干事的职务，并与黄介民等旧友酬酙频繁。这使陈
先生等有点不耐，陈太太甚至讥讽我交游太广，也许是为了找女朋友。这些自然是不尽合乎
事实的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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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大约快到七月底，我才与陈先生慎重其事的谈起李大钊先生的意向。他开门见山的说：
“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先
生这种坚决的主张，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滔滔不绝地说明这种主张的各项理由。我聚精会
神的倾听着他的高论，有时互相附和，有时互相质难。这个主张从此就成为我们多次谈话的
题目。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特长。
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
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
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
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的发问，不厌其烦地
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
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
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
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他虽然受西方文化甚大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对于中国文化植根甚深的学者。他极富怀
疑与批评的精神。他曾多年从事文化工作，文笔生动锋利。他严厉批评孔子的纲常名教思想
和康有为等人的尊孔主张，以及一切旧思想和旧传统。他提倡文学革命，发扬科学与民主的
精义。凡此一切虽大都导源于西方文化，但他能融会贯通，用以暴露中国固有传统的腐朽面，
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一九一九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①。到这
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
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但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由于他自
发自觉的挺身向前。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似乎也不是毫无保留的。他常强调要以马克思
主义为蓝本，恰当地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
他虽以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月刊而著名于世。但他早就
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活动分子。辛亥革命时，他曾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主任秘书②。他似未加
入同盟会，但一直与当时的革命党人及左倾文人交游，也曾因革命失败流亡日本。他不是一
个特出的政治家，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政论家。他的信仰写克思主义和组织中国共产党，主
要是由实际政治观点出发。换句话说，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和内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个人
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走上国际共产主义的道路。
关于为甚么要组织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我们谈论得很多，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就我记
忆所及，主要是下列各点：第一，社会革命的内涵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穷苦人民的自求解
放。以中国实际状况而论，就非走马克息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不
可，证之俄国革命的经历也是如此。第二，我们觉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他所领导的革
命运动不够彻底。而无政府主义又过于空想，没有实行的方法。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议会政
策又不能实现于中国，因中国在可见到的将来不会有良好的议会制度。第三，未来的中国共
产党仍应从事新文化运动、反军阀运动、反日爱国运动等；只要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去适应
的进行，就没有说不通的道理。第四，不应顾虑共产主义的曲高和寡，站在革命立场上，应
当有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最终目标，长期努力来促其实现。要讲革命—不分主张
温和或急进—都会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惨酷的镇压，现在我们进而组织共产党，在旧势力
的心目中也不过是在十大罪状中加上一条“共产公妻”的罪状罢了。第五，中国工业不发达，
工人数量甚少，文化落后，因此一般工人还谈不上阶级觉悟，还不能成为共产运动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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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五四以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日有增加，如果集合起来，就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先
驱。未来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一时无夺取政权的希望，但现在就必须认真的发动起来。
我们曾谈论到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和政纲，我们心目中的党纲内容是规定共产主义的基本
信念和讲求实现的基本手段，这点有书本可资参阅，容易解决。而政纲的主要内容，却是要
规定重要政策和进行步骤，我们称之为最大限度和最小限度的政纲。陈独秀先生曾这样指出：
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参加类似辛亥革命的革命运动和反日爱国运动，则就根本不必成其为共
产党。我们虽否定李大钊先生所谓暂不过问实际政治的说法，但经多方推敲，仍然难于确定
一个最小限度的政纲，其内容主要是对于现实政治各方面的应有态度。只因我们对于马克思
所说的“工人无祖国”尚不能坦然接受，也还弄不清楚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独立革命、民主
革命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无可奈何之下，陈独秀先生这样表示：我们不必傲中国的马克思和
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
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我们并非不过
问现实政治，而是不在实际上从政，如党员担任政府官吏等等。因此，党纲与政纲并没有详
细拟定而暂时搁置下来了。
我们又谈到党章和实际组织的问题，陈独秀先生主张：中国共产党不采党魁制，如孙中
山先生之任国民党的总理那样。他举出许多事例，证明中国过去各政党因采党魁制而发生了
种种流弊。他主张中共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出来负联络之责；其他
委员分担宣传、组织等各方面的工作。他认为这种组织方式已由俄国共产党证明其妥善，也
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形。他强调减低书记的职权，遇事公决，这不仅可以确立党内民主的作风，
也可以杜绝党魁制的个人独裁及官僚式的流弊。
对于甚么样的人才可以参加共产党这一点，我们的想法大体是主张宁缺毋滥。我们认为
参加共产党的人不仅要同情和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要为共产主义实际工作。我们都赞成在
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征求参加者。我们都不愿意政治背景复杂或人格有缺陷的人参加进
来；但也主张不管过去信仰那一派的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只要现在能信仰马克思主义并
参加实际工作，就可以接受入党。一般说来，我们认为共产党是圣洁的，要求每一个参加者
也必是纯洁的人物。
陈先生最注重如何展开各项实际工作。他素来不尚空谈，说干就干，认为首先应在各重
要地点组成若干中国共产党的小组，并立即开始宣传、组织的工作。我们虽是边做边学，但
不愿见中国共产党竟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因而第一项工作是急起直追地研
究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际，进一步则翻译介绍。其次，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不能没有工人，
工会是共产党的基本组织，也不能没有。原有的工会不是组织落后，就根本不是工人的工会；
因此我们须从头做起，组织工会，在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并吸收一些先进工人做党员。再
者我们很重视青年，不仅需要其中少数急进人物参加，而且需要用各种形式来组织更广泛的
青年，使他们参加多方面的工作。此外我们觉得可由已觉悟的知识妇女带头发动，广大妇女
群众也很快可以组织起来。我们没有谈到农民，这大概是认为现在还谈不上，再则农民和共
产主义实在距离得太远。
陈先生向我表示，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向，已和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
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人谈过，他们都一致表示赞成。他特别提到戴季陶对马克思
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但戴与孙中由先生关系极深，是否会参加中共，就不
得而知。邵力子也因早具国民党籍的关系，参加与否，正在考虑之中。其余诸人参加上海小
组似已无问题。他还预计沈雁冰、俞秀松等人也会很快参加。
在陈先生看来，上海小组应立即进行下列各项工作：出版一种理论性的刊物，定名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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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月刊》③，由一位德国留学生以研究马克思主义著称的李季为主编。学者型的李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