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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根据这个决定，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
席；但他因为正闻匕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
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我因须参加大会筹备工作，是代表中最先到达上海的一个（大约在五月中旬）。下车后
我就去看李达。他告诉我许多有关上海方面的情形，指出上海支部的工作没有已往那末紧张，
有些事都陷于停滞状态；这是因为李汉俊和其他的同志们多忙于教书和写作，不能像陈独秀
先生在这里时那样全神贯注的工作。他又提到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罗
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是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Ma
Lin ），这个洋鬼子很骄傲，很难说话，作风与威金斯基迥然不同。他与李汉俊及李达第一次
见面就谈得不大投机，他已知道我要来上海，急于要和我晤谈。
李达很注重我们与共产国际间的关系，自己则不愿和他们打交道，故希望我能与马林谈
得来。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
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是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我当时想到马林和李达也许是两个刺头，恰好碰个正着。
接着我又去拜访李汉俊。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
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的见解，但态度
雍容，喜怒不形于色。他热诚地欢迎我的先期到达，认为很多事在通信中说不清楚，现在可
以当面商讨。他说到大会开会地点等技术上的问题容易解决，至于议程和议案等问题不妨等
各代表到齐之后再行商定，目前最重要的是建立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他并告诉我许多上海方
面的情形及其困难。
他叙述马林和他及李达晤谈的经过。马林曾向他声称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并毫不客
气地向他要工作报告。他拒绝了马林的要求，理由是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甚么可报告的。
马林又问他要工作计划和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将予经济的支持。他觉得马林这些话过于唐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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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共成
立之后而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待研究；
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他向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
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他们之间就因这种争执陷于不愉快的任持
状态中。
在李汉俊看来，中国共产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
我们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可以接受它的理论指导，并采一致的行动；至于经费方面，只能
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再说共产国际
派来中国的代表只能是我们的顾问，决不应自居于领导的地位。他说明了这种观点后并向我
提到，马林碰了他的钉子之后，急盼能早日和陈独秀、李大钊及我见面。他主张我去和马林
再作晤谈，以期获得谅解。
与马林接触较多的张太雷对于马林另有一种看法。张太雷那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
在该团成立后曾被推为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的大会，是以代表身份出现于莫斯科的第
一个中国共产主义者。他的英语说得相当流利，故李汉俊派他做马林的助手。乌林与李汉俊、
李达会面时，都由他在场任翻译。这位生长在上海附近的漂亮青年，有善于交际的海派作风。
在他看来，马林的缺点只是不懂中国情形和态度欠佳，但他确是共产国际的重要人物，也是
值得佩服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张太雷竭力主张我们应与马林改善关系。
两夫以后，张太雷陪同我去访看马林。他寄居在爱文义路一个德国人的家里，我们就在
他的家里开始了第一次的晤谈。马林并没有提起与李汉俊等人相处不快的经过，也没有说到
工作报告等一类的事情，他的态度显然是有些修正了。我们轻松地谈到一些北方的情形，他
听后对北方的工人运动甚感兴趣。我们还谈到关于大会的筹备问题，彼此意见也相当融洽。
从此，我被视为达成了与马林改善关系的任务，也被推为与马林继续接触的代表。
马林给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
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
张的那股崛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他是一个老资格的社会主义者，曾在荷
属东印度工作多年，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譬如他在上海路遇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他
竟挺身出来与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但他的谈吐往往过份形容亚洲人民的落后，也有时谈到
东方社会主义者的幼稚可笑，使人觉得他沾染了一些荷兰人在东印度做殖民地主人的习气。
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的权威并以此自傲，有时还提到他曾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中
共同制订殖民地问题决议案的事。所有这些表现，使他自居解放的人看来，就觉得他具有社
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
马林的工作与威金斯基在中国的过去活动似乎也不相衔接。他一开始就凭着主观见解为
所欲为，致与李汉俊格格不入，后来且还掀起了几次大风波，似乎都与他的个人性格有关。
六月初，各地参加大会的代表陆续到达上海。刘仁静比我迟到几天，他那时是一位埋头
于书本的青年，读过许多有关共产国际的文件。他主张这次大会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
信念，逢人便滔滔不绝地说教。
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也到得较早，他们都是刚毕业的中学生，因曾在五四运动中积
极活动而著名。我这次到上海路过济南，曾在那里耽搁一天。他们约集济南的八个党员，在
大明湖的游船上和我聚谈了一天。他们视我为他们的先进者和老朋友，向我提出许多问题，
不厌求详的要我讲解。他们一面静听，一面记录要点，并商谈如何执行的方法。他们来到上
海以后，仍本着学习的精神贪婪地阅读有关书刊，有时且向到会的代表们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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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董必武为人醇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
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一些革命家的崛强风格。陈潭秋老是一本正经，教员风味十足。
包惠僧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爱任性谈笑。他们都不多谈理论，对实际问题的探讨则
表现得更为起劲。
湖南代表是毛泽东与何叔衡。何叔衡是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开大嘴，说话
表情都很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最少，但显出一股诚实和热情的劲儿。毛泽东也脱不了湖
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
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
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
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日本留学生代表是周佛海。他是一位很活跃的青年，那种湖南土气似乎早已消失殆尽，
看来风流潇洒，倒像是一个老上海。他对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谈得头头是道，对大会的筹备
工作也是积极参加。
大会预定举行的日期逐渐接近，但陈独秀先生仍未赶到。我们函电交驰，催促他和广州
的代表速来出席。这样等了好几天，作为广州代表的陈公博携着陈先生致各化友的信件终于
赶到了。陈先生的信中除说明他辞职尚未获准不能抽身出席外，并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
策的四点意见①，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
陈公博对于陈先生的主张并没有多加说明。他带着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
于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认为他像是广州政府的一
位漂亮的青年政客，而他与我们所谈论的，也多是关于广州政局的实况。
六月下旬，预定到会的代表都已到齐，立即便开始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上海代表是李汉
俊和李达，代表上海九个党员；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十五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
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约十个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约七个党员卜
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八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两个党员。合计代表十三
人，党员五十九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则约在三百五十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
者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
我们交换意见的结果，决定七月一日正式举行大会，开会地点借用法租界蒲石路博文女
校的课堂，多数代表也就寄住在这间学校里。议事日程共有四项：一，党纲与政纲；二，党
章；三，中心工作与工作方针；四，选举。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
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
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
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
党纲与政纲是难于拟订的，但我们都觉得非有这一文件不可。我们同意现在不必有一个
详细的党章，只要有一个简明的党章要点就够用了。我被推举为这两个文件的起草人，汇集
陈独秀先生和各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先行拟出两个草案，再交由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
共同审查。
我首先草拟了一个党纲政纲草案，题名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其要点大致包括共
产主义者的基本信念、中共的组成、它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共将经由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共
产主义等等。李汉俊等人虽不完全同意这个草案，但认为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马林看了这
个文件（由张太雷译成英文），却提出了较严格的批评，表示这个草案在理论的原则上写得
不错，主要缺点是没有明确地规定中共在现阶段的政纲。他指出这个文件表示中共将支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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