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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招待所中，一切供应都比伊尔库次克好得多，除了三餐有更好的食品外，并有香烟、
糖、内衣、毛巾和肥皂等等配给。代表们享受着这种特别优待，几乎不相信当时的莫斯科正
在粮食物资极端缺乏的艰苦状态中。
其实，过惯了东方刻苦生活的代表们，对于衣食住行等等的艰苦倒不甚介意，最关心的
却是大会将于何时举行及如何举行。大家又都想趁此机会多作考察，可是又苦于无从找到适
当的翻译人员。例如在五四运动中与我同时充任学生代表的瞿秋白，原系北京俄文专修学校
的毕业生，任北京晨报特派记者到俄国已经一年多，俄语虽尚欠流利，但已可应付，他当时
患着严重的肺病，住在医院里不能常出来。此外在东方大学肄业的刘少奇、彭述之等八个青
年，原是上海外国语学校学生，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到莫斯科还只一年，俄文程度尚差。
华侨中也有少数的布尔什维克，但只能说些“洋泾滨”俄文。即整个共产国际中的俄国人，
也找不出一个中国语专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身在莫斯科，却无法对于俄国一切情形作广
泛而深入的了解。就我个人来说，确是感到非常遗憾，譬如当时由瞿秋白译成中文后油印分
发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文字既不通顺，且有许多不妥当与
费解之处；我虽用英译本对照着来读这个重要文件，也不敢自信已全部读懂了。
我们这些代表，就象一批半聋半哑的学生，由那些招待人员带领到各处去参观。其实，
与其说是我们到各处去参观，倒不如说是让各处的俄国人参观我们。我们似乎已成为最新鲜
而富有鼓励性的活动宣传模型，因为这一批形形色色的代表出现在莫斯科的公众之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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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已经有了成绩，而它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我们参观了克里姆林
宫的历代帝王的陈迹，莫斯科的革命的及其他的各种博物馆，和革命时代的地下工作纪念处
所。至于工厂则多数没有复工，学校的秩序也没安定，当时还不足以成为参观的对象。此外，
我们有时坐在大剧院的俄皇御用的包厢中欣赏大场面的歌剧，有时出席各种欢迎会并登台讲
演，无不受到群众热烈的欢呼。还有一件事令我感觉到异常亲切，留下永久不忘的印象；那
是当时东方大学的八位青年中国朋友，用长时间省俭下来的马铃薯，款待我和其他几位中国
代表。这一小盘马铃薯非任何贵重物质所能换到，是同胞同志的深情与友爱的象征。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终于在一间不很宽敞的会议厅中开幕了。
来自远东各国的代表，以及列席的和旁听的，远东各国在俄侨民代表和学生，一齐计算在内，
约有一百六十余人。由共产国际主席季洛维夫（Zinoviev ）宣布开会以后，大会旋即推举列
宁、托洛斯基、片山潜、季洛维夫及斯大林五人为名誉主席。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沙发洛夫
（Safarov），美、印、匈等国的共产党代表和远东各国的主要代表等十六人被推为主席，我
也是其中之一。
大会议事日程是：一、由季洛维夫报告国际形势与华盛顿会议结果；二、各国代表报告；
三、由沙发洛夫报告共产主义者对民族和殖民问题的立场以及共产主义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
作问题；四、宣言。从一月二十一日到二月二日，共举行了十二次会议，除按议程进行外，
还有苏俄各机构的代表和一些西欧各国共产党代表在会发表演说，致祝词或集体献旗等等，
点缀得全场空气颇为热烈。
开会后几天的一个晚上，施玛斯基偕同共产国际一位英文翻译爱芬（此人后来任斯大林
秘书），邀请张秋白、邓培和我三位中国代表以及朝鲜代表金奎植一同去克里姆林宫。经过
两次卫兵岗位的查询，由施玛斯基出示通行证件，向之说明来意后，我们的车子就停在一座
办公大厦的门口。约九点钟时，我们被引到一个小客厅里，施玛斯基这才说明此来是应列宁
的约见。
须臾，列宁就从隔壁的办公室过来接待。他出现时朴实无华，毫无做作，完全是个普通
人，很像中国乡村中的教书先生，绝对看不出是手握大权的革命最高领袖。经过施玛斯基的
一番介绍之后，谈话便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
张秋白首先要列宁对中国革命作一指教。列宁很直率的表示，他对中国的情形知道得很
少，只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的革命领袖，但也不了解孙先生在这些年来做了些甚么，因此
不能随便表示意见。他转而询问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张秋白并
未多加说明即作肯定表示：国共两党一定可以很好的合作。列宁旋即以同样的问题问我，并
希望我能告诉他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形。我简一单的告诉他，在中国民族和民主的革命中，国
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又指出在两党合作的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
这些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正在学习着进行各项工作，当努力促进
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团结。列宁对于我的回答，似乎很满意，并没有继续问下去。
接着他又询问金奎植有关朝鲜革命运动的情形。金奎植的英语比我们说得较为流利，作
了一番相当详细的陈述。列宁也对他表示一番鼓励。继之，列宁与施玛斯基用俄语交谈；我
们从旁观察，看出他们的情态十分亲切。据我所知，施玛斯基还是在一九○五年以前见过列
宁，此后就再没有会过面了。此次相逢，他们畅谈着别后境况，以及西伯利亚远东一带的和
这次大会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那位自命不凡的施玛斯基对他的领袖极其尊敬，但也极其自然，
而列宁对施玛斯基似也充分流露着友爱神情。这种亲密的同志关系，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俄国，
再也不易发现了。那时，列宁似患重听，也许由于我们的英语说得太坏，更使他难于听懂。
他在谈话时，总是倾斜着头向发言者靠近，眼睛里充满自信的光芒，全神贯注，一个字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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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轻易放过。爱芬的翻译如果有一个字不甚恰当，他就和气地加以点明；如果我们说话的意
思不够清楚，他也要问个明白，看来他的英文程度比在座者都要高明些。
告辞的时候，列宁以亲切的态度双手紧握着邓培的手，用英语向我说：“铁路工人运动
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
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请你将我的意思说给他听。”邓培这个朴实的工人领袖，听
了我的翻译后张口大笑，点头不已，作为对列宁盛意的回答。列宁睹此，也露出乐不可支的
笑容。
这次谈话因为翻译的费时，花去两小时以上的时间，谈话的内容却很简单。我们一行四
人，对于这次晤谈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晤谈时那种友爱亲切的气氛，使大家事后称道不
已。在中国共产党中委中，我是唯一见过列宁的人。我就觉得他是俄国革命的象征、是一位
纯正的教主。我从未在其他的苏俄领袖身上看见过和列宁同样的品格，好像他们都染上了一
些其他的味道，如官僚气、俄国味之类。
列宁一开始就向我们提出国共两党能否合作，显然是他所注意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远东
劳苦人民大会上，中国问题的中心是各派革命势力的团结；不用说，国共两党的合作，就是
这一课题的主要内容。张秋白和我都觉得列宁的问话是表示了他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合作的意
向；我们也都认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确应从国共两党合作做起但张秋白指出，我向列宁表
示“国共两党在合作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的话是易于引起误会的。他认为国共合作绝
无困难；如果说有困难或可能发生困难，这无异对国民党表示不信任，尤其是径向列宁表示，
会引起他对国民党发生反感。我虽向他解释并无对国民党不信任的意思，我只认为两个不同
的政党，要能水乳交融地合作，必须彼此相互努力，克服一些可能发生的困难而已。但他的
疑虑仍未破除，后来他将这一点报告孙先生，作为我曾向列宁批评国民党的明证。其实，我
的疑虑不特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而且当时把我这种根据常理就可以推断的话认为是恶意批
评，也未免是节外生枝。
在这次大会中，远东各国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合作的声浪很高，一般发言的旨趣都
在确立这原则；不过由于准备尚未充分，还未能进一步的作出合作的具体计划。在中国方面，
国民党和孙先生所领导的南方政府是具有实力的；它所领导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也被视为
有成功希望。因此，张秋白所代表的国民党在大会中受到各方的重视；国民党一与中共的合
作问题更成为注视的焦点。季洛维夫和沙发洛夫在发言中都对国民党提出一些批评和希望。
张秋白也以突出的姿态，针对他们的批评为国民党作了一些辩护。这些针锋相对的发言，可
以说是大会中较为精彩的场面b
大会的闭幕式在列宁格勒举行。共产国际主席季洛维夫正兼任列宁格勒区俄共党部书
记，因此有意使远东各国代表与列宁格勒的民众发生一些接触。我们从莫斯科坐着用木材作
燃料的专车，花了一日一夜的时间，于二月二日才到达列宁格勒，下车后，即赴列宁格勒的
大剧院举行大会闭幕式。会场中挤满了约二千群众，首由季洛维夫发表闭幕演说，接着就是
列宁格勒的各机关代表纷致祝词；我们这些远东代表也相继发言，表示对大会成功的贺意，
和对首先发动革命的列宁格勒市民表示敬意，最后宣读了大会宣言。至此，大会就在如雷的
掌声中宣告闭幕。我们在列宁格勒只耽搁了几天，就原车回到莫斯科。我们也曾利用空余的
时间，在列宁格勒作了一些走马看花的访问。看来，列宁格勒的粮食问题比莫斯科还要严重，
市容也显得萧条，许多工厂都没有开工，商店多数闭门谢客，马路上的行人也十分稀疏。我
们参观了俄皇的冬宫，就是克伦斯基政府的所在地，也访向了富有历史意义的斯摩罗大厦，
这是十月革命时俄共指挥暴动的总部所在地，现在则是列宁格勒苏维埃和俄共的总办事处。
我们回到莫斯科以后，开始计划秘密回国。大会的文件不仅没有能译成中文，而且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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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携带，只好让它留在莫斯科的档案室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