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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确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纲就易于规定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这种
理论，我们初时也还弄不请楚；在反帝国主义这个主题确定之后，我们才真正赞成“全世界
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句著名的口号。由此出发，多数代表都觉得应该承认共
产国际的领导。
“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个新观念也在这次大会中形成。中国各政治团体过去也常
有为某一活动或政治上的共同利益而实行暂时联盟，但没有觉察到它们能够在一个共同的革
命任务上建立起一个长期性的联合战线。反帝国主义既被视为中国各政治团体的共同要求，
而且须经过长期的奋斗才能冀其有成。这个看法的确立，无异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石。
上面所说的这些谅解，当时并没有一一形成具体的决议，有些地方显得模糊不清，各代
表也并非毫无保留的予以接受，主要的原因是有些代表并非是全权性的，如张秋白即曾表示
他不能代表孙中山先生接受约束。虽然如此，这些成就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传达到了中国。
我回国以后，曾将这些成就报告中共中央，并为中共中央所欣然接纳。中共中央在一九
二二年六月十日所发表的时局主张和七月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就是根据这次大会的
结果所拟具。从此，中共也由一个共产主义研究性质的团体进入政治活动的性质，国共合作
的理想也第一次由中共中央正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程上。
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回国以后，对苏俄情况不满表示，使国民党人觉得苏联新政权与当时
国民党所领导的广州政府相较，也不过是鲁卫之政，但他对国共合作反帝国主义一点，也作
了适当的介绍，使孙先生和他的信徒们更加注意国共合作的问题。
其他代表们回国以后，对反帝国主义这一点意见是一致的。当时一般中国人还不知帝国
主义为何物，甚至像胡适这样著名学者也还认为反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后来经过中共的宣
传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的多方介绍，“反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不久就成为人所共知。
不管后来中国革命起了一些甚么变化，但这把“反帝国主义”的火，放得确实不小，它烧遍
了中国，也蔓延到了东方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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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第五篇 国共合作的开端
第一章 中共开始了实际政治活动
一九二二年三月间，我由莫斯科回到上海，自然须向中共中央的同志们报告此行经过，
又和陈独秀先生作了多次长谈。
陈独秀先生对政治十分敏感，认为共产国际、世界革命和苏俄是不可分割的，须相依为
命，互为声援，共图发展。世界革命不能有呆板的公式和划一的计划，只有以反帝为共同目
标；目前中国革命不是甚么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只是反外力侵略和反对军阀。环顾全国，
除国民党可以勉强说得上革命外，并无别的可观的革命势力。所以列宁强调国共合作，他深
表同意。不过他总觉得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
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等。
马林在我到达上海之前约两个星期，离开中国回莫斯科去了。据陈独秀先生说，马林由
他的老友张继的介绍，偕张太雷于一九二一年底①到达桂林与孙中山先生会谈，会后马林颇
感满意。他由桂林回到广州，适值香港海员罢工，他目击国民党支持罢工工人和一般工人拥
护国民党等情况，更对国民党具有好感。因此，他认为孙中山先生可以和苏俄建立友好关系，
国共两党也可以密切合作。他这次赶着回莫斯科去，似为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办法。与国民
党人士交往多年的陈独秀先生却觉得马林的看法过于乐观，讥讽他对东方与中国所知不多。
那时中共中央和它的党员们都没有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想法，我在莫斯科时没
有听见过这种议论，马林离上海前也没有向陈先生提出过这种主张。当时我们所着重讨论的
是中国民主革命势力和各派社会主义者能否及如何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我们准备推举德高
望重的孙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革命派，居于这一联合战线的首席地位，使合作能够
有效而持久。我们估计马林在莫斯科所商谈的也无非如此，不会有甚么重大的变动，因此决
定不必等马林回来，就采取具体步骤开始进行。
我们首先定于五月一日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我们认为此时举行这个会正合
时宜，而且愈义重大。一九二二年初，全国各工会对香港海员罢工曾一致声援，因而使南北
各地工人间关系密切，彼此休戚相关之谊正在逐渐增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因曾号召各地
工会支援这一罢工，也提高了其本身的领导地位。国共两党先行在工会运动中合作，以为初
步尝试，似乎较易办到，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认为如果建立各革命党派的民主联合战线，中
共必须首先获得代表工人发言的资格。
其次，我们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应同时在广州举行。青年团是中
共的另一支柱，团员人数也多于中共党员，但一直没有建立起一个中央领导机构。我们觉得
确立青年团的纲领，形成一个中央领导机构，以统一团员的意志与活动，此事刻不容缓，须
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完成。
复次，我们预定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应于上述两个大会举行之后，即继续举行，以
确定中共在现阶段的政治任务。至于会议地点，如在上海，显然要预防租界当局的干扰；如
改在广州举行，自然是很安全，不过当时广州的政情很复杂，孙（中山）陈（炯明）磨擦之
说已甚嚣尘上，如果国民党内部真发生冲突，我们在广州举行大会就会有些不便。因此，中
共中央决定由陈独秀先生和我在广州指导劳动和青年团两个大会的进行，并考察广州的政治
情况，研究国共合作的可能发展，再行决定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否便于在广州举行。
上述中共中央这些计划，是它准备大踏步前进的措施，其目的是要将中共的全体党员和
它所领导的工人阶级和青年群众，在一个统一的确定的政纲上展开活动。这在成立不到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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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共说来，确是一项大胆的尝试。
中共这个幼龄的小团体试图踏上政治舞台，自始脚步就那末快，急奔跃进，任务繁重，
斗争艰巨，那有不错误百出，阻碍与挫败俱来之理？
我的同志们多数是些初出茅芦的书生，脑海中总有些乌托邦思想和无政府观点。他们瞧
不起现实政治，甚至认为不够清洁或者充满罪恶，也不喜欢纪律、训练、严密组织、思想行
动一致这类的东西。当我初次在中共上海区全体党员会议报告莫斯科之行和国共合作建立联
合战线等问题时，虽没有引起严重争论，但惊奇和疑难都表露出来了。当我遵照中央意旨在
同一的会议上第二次提出报告时，曾说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即将举行，主要议程在确定政
纲，此后同志们须加深了解政纲内容，一致遵行，并将进行思想训练和严紧纪律等等。那位
自命不凡的学者陈望道就因此愤而退席（后来还因此退出中共），且表示每个中共党员只要
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根据他的信仰去发表文章和进行工作就足够了，根本不必主张一致和思
想训练。沈雁冰和施存统也对陈望道的意见表示或多或少的支持，这次会议也就无结果而散。
我们中没有人设想共产主义会很快在中国实现，不少人相信中共如能多有几年准备时
间，从理论上和组织上壮大自己，它所从事的革命就易于获致水到渠成的圆满结果。他们往
往要说：那种急求速效的作法是不懂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或者说上几句欲速则不达等类的
老话。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会觉得莫斯科有点急不及待，总想在反帝天秤上加上一些中国革
命的法码。甚至有人讥讽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党员，不过是想很快求得一官半职。李达因
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终于退出中共，就与上述这些观点大有关系。
另一方面，我们中的少数活动人物又参预了一些政治活动，有是有非，急待调整。如在
北京的李大钊先生与新文化运动的胡适等人乃至一部分直系军人以及研究系分子常有往还，
不但维持友谊，甚至参预某一种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活动，如好人政府运动等。在广州的共产
党人如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在政治上与陈炯明甚为接近，而林伯渠则支持孙中山先生
反对陈炯明的派系倾向。在湖南的毛泽东，热衷于联省自治运动等等。要划一这些政治步骤
也很费力。
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策略，更是纠纷之源，闹得天翻地覆。
我本人在这幕剧开始时，就栽了个大跟斗。我是中共重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共中央的
正统，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就因在西湖会议上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从此由中共的正统
派要人降为反对派的首脑。机会主义者、反共产国际和右派等等帽子都戴到了我的头上。这
事的确是我政治生涯中一个重要关键。此后我曾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共内部的团结一
致，服从多数而尽力执行国共合作这一政策；但我总是难以压抑自己反对这一政策的主张。
有时觉得矛盾，有时觉得苦恼，找的人生观和革命观就在这种过程中逐渐起了变化。现在我
追述这些往事，心情还是异常激动，不易平息。但我总是自我约制，认为不激动才能多理解，
不必向人申诉，不应自我夸耀，也用不着叹惜和后悔，更不可颠倒是非。我只想根据事实，
提供一些线索，以便人们去研究这一段的历史。
① 据中国国民党改组大事年表（载《革命文献》第八辑，一八六页，台北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民
国四十四年中央文物供应社版）记载，马林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抵达桂林。
第二章 在广州的会议
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一这是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
起并负责召集的。负书记部总部主任责任的我，因而为这件事忙碌起来。一九二二年四月初，
中共中央即通告各地组织，阐明这次大会的意义；并要求中共各地区委员会协助各工会选派
代表出席。同时，又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直接与各地工会通讯，征求它们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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