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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其压力也随着中共工作的发展而加强起来。一九二二年六月间，法租界捕房封闭了中
共发行书刊的机构—新青年书店。这年九月间，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在上海秘密出
版。它根据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上海公共租界
的捕房严禁这刊物的印刷和发行，虽然这周刊仍不胫而走，销数日增；但中共中央为了这件
事，也遭受着不少的折磨和经济上的重大损失①。
同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总部又被封闭了，这无异取消了中共在上海一切公开活
动的机会。书记部一直保持着普通工会的面目，表面不带共产色彩，在上海合法存在着，由
于它支持一九二二年春香港海员的罢工，后来又负责召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成为全国工
会的总通信机关，便引起了租界当局的嫉视。我也早觉察到这一点，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
譬如书记部的办公处并未存有秘密文件，《劳动》周刊尽量不登煽动性的文字，人员多分散
各地，秘密工作，避免暴露；并聘有英籍律师为书记部的法律顾问。
一九二二年九月间，任书记部秘书的李启汉突然为便衣侦探所诱捕。由英领事主持的会
审公廨法庭，根据中国禁止罢工的法律，认定李启汉犯有煽动罢工之罪，处三个月的徒刑，
并驱逐出租界；书记部及由书记部所主办的劳动周刊均予封闭。我们的英籍律师只要求减轻
处罚，并未根据租界一向准许工会公开存在和允许工人罢工的成规，力为被告洗脱，似未善
尽辩护之责。
劳动组合书记部遭受摧残，当时中共中央曾企图反抗。但我们估计到当时还没有充分力
量发动一次向租界示威性的罢工，即使勉强发动，也不会获得预期的结果，因而忍了下来。
又为了不愿使正在蓬勃发展的工会运动和罢工浪潮受到这不利消息的影响，因而只轻描淡写
的宣布将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移往北京，并未将被封事件大事宣扬。
当时，吴佩孚却正在高唱保护劳工的政策。吴氏于战胜奉系以后，即通电宣称保护劳工。
由于他这种政策的影响，北方各地和湖北湖南一带，工会正在公开组织起来，罢工的活动也
可以公开进行，这些地方的工人运动都在欣欣向荣，中共在北京、武汉和长沙一带的工作，
也得着显著的发展。中共中央于愤恨上海租界当局压迫之余，除决定将劳动组合书记部北迁
之外，十月间，中共在上海的中央机构都先后移到北京了。又因陈独秀和刘仁静被派为出席
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代表，须按期②赶往莫斯科，中共中央在人事上的分工，也因此要有
些调整。中央当时决定：要我专负中央领导方面的工作，在陈独秀出国期间，代理中央书记
的职务；至于我原担任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职务，则由邓中夏接替；并指定罗章龙做他
的副手，主编《劳动》周刊。从此，我的工作重心，已转移到中共中央政治决策方面；对于
职工运动的领导工作，就不是经常直接参预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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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邓中夏草拟了一个劳动法大纲③，发动各地工人，轰轰烈烈的进行了一次要求取消治安
警察法和由国会制订劳动法规的运动。他和各地的工人代表们在北京招待国会议员和新闻记
者，希望他草拟的大纲能得国会和社会人士的重视。后来一部分议员确向国会提出过所谓保
护劳工法案；不过这法案终未成立，提案人也只是把它当作官样文章，主要似是迎合吴佩孚
保护劳工的主张，凑凑热闹而己。
但吴佩孚与中共之间在职工运动方面，确有过具体的合作。当时任交通总长的高恩洪是
吴氏的亲信，对铁路交通业务却是个生手。他为了排除盘据铁路上的梁士治交通系的势力，
接管铁路财务，以期增加吴佩孚的财源，并要求李大钊给予协助。李大钊鉴于梁士治交通系
素来压制铁路工人运动，便欣然应允高的要求，介绍了六个共产党员给交通部，分任京汉、
津浦、京奉、京绥、陇海、正太六条主要铁路的密查员。由他们直接推进铁路工会的发展，
并考察铁路上的积弊，淘汰旧交通系的职员，以便高恩洪能补进新的人员，来实施对铁路的
控制。
这六个年轻的共产党员顶着密查员的特殊头衔，携着铁路长期免费乘车券，在铁路上各
处活跃，发展铁路工人的组织，经常向铁路当局提出改良铁路工人生活的要求。他们把高恩
洪所赋予他们排除梁士治交通系的使命置诸脑后，一心一意的干他们心目中认为是纯洁的职
工运动。这在吴佩孚和高恩洪看来，不是帮助他们，而是给他们增加麻烦。彼此间的关系也
因而恶化起来了。
中共方面并未警觉到这种演变，北方的中共党员们正为他们的成就而得意。当时，沿着
铁路各大站暨各大城市的职工运动，确经历着从未有过的黄金时代。各地工会组织和参加工
会的人数大大增加起来。工会的内部组织也有极大的增强。罢工运动更是风起云涌；而且罢
工的工人往往能获得相当的胜利。就在这兴高采烈的时候，开滦矿工的罢工，首先遭受着流
血的镇压，就如秋风起后的第一片落叶。
开滦煤矿是中国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的新式煤矿，由中国资本创办，逐渐为英商所侵夺；
到一九二二年时几乎已成为英商所独占的企业。矿工人数多达五万人（包括临时工）。这个
矿区是有名的黑暗世界，工人的待遇的恶劣，包工头剥削的严重，以及鸦片和赌博等等的为
害，都是骇人听闻的。这里盛传着“人不如马”的一句俗话，其意说：死一匹马要损失六十
元，一个矿工因公死亡，厂方却只抚恤二十元；而工人伤亡事故又是很多的。因此，在这个
矿区工会还没有组织完成和缺乏准备的条件下，就发生了罢工。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开滦煤矿的工人发动了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二十五日当工
人向矿局示威的时候，遭受由英国兵舰调来的印度兵和直隶警察厅长由天津调来的警察保安
队的镇压，中外军警开枪射击，当场死工人数人，伤约五十人。矿工工会以及唐山铁路、纱
厂、洋灰等工会均遭封闭。工人被禁止集会，罢工领袖被迫逃亡或被捕，甚至唐山工学院因
学生同情罢工也遭到停课的处分。罢工支持到十一月十六日，由于工会无力抵抗这些压迫，
同时厂方也表示了轻微的让步④，遂告结束。
这场罢工震动了新迁到北京的中共中央。我们郑重检讨北方工运发展的前途。我和蔡和
森认为这是北方军阀（包括吴佩孚在内），镇压工人的第一声。李大钊先生根据他的政治内
幕消息，认为这是英国方面的压力，以及直系中的津保系受着外力的播弄在那里作祟；可以
当作一个特殊的例子看待，还不能判定吴佩孚会根本改变他那高唱的保护劳工的政策。劳动
组合书记部的负责人邓中夏等则多认为开滦罢工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工会组织不够健全，罢
工准备不够，和书记部领导不够得力，否则可能冲破压力取得胜利。结果我们决定：不管外
力和军阀用甚么严厉的手段对付罢工，我们只有领导工人，再接再厉的来争取组织和罢工的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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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当时，职工运动除在天津、唐山两地受到当局的干涉而外，其他的地方，依然可以自由
进行。吴佩孚并无干涉工会活动的任何表示。我们仍按原定计划，积极推进铁路总工会和各
地区的工团联合会的工作。各地工会之中以京汉铁路工会组织最为健全，这个工会的主持人
得到书记部的支持，定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在郑州举行京汉线全路工会的代表大会，正式
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中共中央是很重视这次会议的。我们计划着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以后，其他各铁路总
工会和全国铁路总工会均须次第成立。中共中央认为我从事铁路工运最早，在铁路工人中早
有信誉，因而派我去指导这次代表大会的举行；同时，陈独秀先生已于一月间由莫斯科回到
了北京，我已解除了代理书记的职务，所以可以抽身前往郑州。
这次大会的举行，是筹备得较充分的；也有过一番大张旗鼓的宣传。工会方面曾在京津
沪汉等地各报刊登开会启事；并函知铁路当局和当地军警各机关。一月二十八日，吴佩孚曾
令郑州驻军司令靳云鹤禁止开会。工会获得消息后，即派代表五人前往洛阳，会晤吴佩孚。
商谈结果，吴表示总工会虽可成立，但郑州是军事区域，不能任意开会。因此，代表们均相
信举行一个总工会成立的仪式，大致是不会受到干涉的。我于二月一日的前夕，赶到了郑州。
那时京汉铁路十六个分工会，按人数比例所选出来约六十五个代表，和其他各铁路以及武汉
和各地工会派来参加会议的代表达一百三十余人，总共二百余人均先后到达了。由于到会代
表人数之多和代表单位广泛，使这次大会在性质上无异是北方各地工会共同举行的小型劳动
大会。其议程的范围也不仅限于讨论京汉铁路工会的事项。
二月一日，大会假郑州一间大戏院—普乐园—开幕，各代表均按时前往参加。郑州站的
铁路工人并列队游行，庆祝京汉路总工会的成立。当一部分代表进入会场的时候，郑州警察
局长黄殿宸率领一队武装警察占据大会主席台；同时会场外也有大批军替密布，禁止工人游
行，并包围会场和总工会会址。黄殿宸当众宜布奉命严禁开会。我和一些工会领袖们即走上
主席台与之理论。这位黄局长平日与一些工人领袖是有来往的，但那时他扳起一副充满杀气
的面孔，严厉执行他所奉到的禁令，毫无商量余地。工会代表又对黄局长说：吴佩孚曾面允
总工会可以成立，但不得举行全体大会，要求他让工人们举行一个简单的成立仪式，并不正
式举行全体大会，以求两全。他仍不许可，并用威胁的口吻宣称，限五分钟内解散，否则将
有流血事件发生。
我目击情势紧急，即向各工会领袖建议，为避免流血起见，总工会的成立仪式和全体大
会可以改时改地举行，现在不必坚持。他们接纳了我的建议，向当时围集在会场里的众多的
代表大声解释暂时解散的主张，但会众们叫嚣不服，不肯解散。总工会秘书李震该是一个极
富热情的共产党青年，愤慨之下，起而高声喊叫：“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万岁！”黄殿宸跑上
前去掩住李的嘴吧，阻止他再叫。会众大声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万岁！”以示威的姿
态，离开了这个会场。
这一幕，实际上是工会方面让了步。但黄殿宸似乎深恐工会方面会宣告总工会业已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