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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离开了这个会场。
这一幕，实际上是工会方面让了步。但黄殿宸似乎深恐工会方面会宣告总工会业已成立，
他将无法交差；因面指挥军警，进而解散工人的游行队伍，夺去工人们抬着的一面“京汉铁
路总工会”的大招牌，捣毁了许多各方面送来的庆贺礼物，并派军警占领总工会会址，禁止
出入，这就更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怒。
我们离开大会场以后，愤怒的工会领袖们，分别举行会议，所有代表一致主张应立即罢
工，力争工会的组织自由。各地代表以来自武汉的为最多，主张亦最激烈。他们一致议决，
要求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总机构移往汉口，并立即罢工；并保证武汉各工会将罢工响应。武
汉代表们的这种态度曾大大影响了这次会议的决定。
当时，在中国中部，武汉的工会团体算是最有力量的。那里已经有二十八个工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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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多数是健全的。在这些单位之上，还有一个全省工团联合会，更是极著声望。国共两党人
士对于武汉工运的领导都很积极，彼此合作得很融治；因此，武汉的工会运动相当蓬勃，并
博得一些学生团体、文化团体以及一些记者和律师们钓支持。那时，任湖北工团联合会执行
委员会委员长的陈天是国民党党员，也是广东机器工会的老会员，他身材矮小，伶俐而能干；
在汉口扬子机器厂工作多年，从事工会活动较早，颇为武汉工人们所信赖。他出席这次郑州
的会议，主张比到会的共产党员还要激进些。
我当时也认为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或可争回一些自由；即使失败，也不过是工会不能合法
存在。我支持罢工的主张，我当时所考虑的主要是如何可以使罢工获得胜利。
因而我们决定：第一、京汉铁路于二月四日开始罢工，其他各铁路和各地工会则于京汉
路罢工后，再行罢工响应，其罢工日期由京汉路工会看情况演变而决定。第二、京汉铁路总
工会即迁移汉口江岸车站，会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成此次罢工的总枢纽。第三、京汉
铁路罢工的条件是：甲、要求撤换京汉路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云，并查办黄殿宸；乙、
要求路局赔偿损失六千元；丙、撤退郑州分工会内的驻军，送回总工会匾额并道歉；丁、星
期日休息，工资照发；戊、阴历年休假一星期，工资照发。二月二日，我随同工会的代表坐
着路局特挂的两节专车南下，路经信阳、广水等大站的时候，各分工会的负责人，一致表示
赞成罢工。到汉口后，在一次中共党员和各工会负责人的集会中，大家认为罢工是可以获得
胜利的。同时，北京中共方面和其他各路赞成罢工的消息，也先后传达到了汉口。
二月四日正午，京汉路全线都同时进入了罢工状态，我成为这次罢工的最高指导者。
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办事处在汉口江岸车站秘密成立了。江岸车站是京汉路南段车辆修理
厂的所在地；成千铁路工人都集居在这工厂附近，成为一个工人村。京汉路江岸分会就设在
这个村庄的中间。会所前有一片洼地的大广场，广场中搭了一个大讲台，为工人们举行大会
的地点。这里也就是指导这次罢工的场所。
罢工后，湖北督办萧耀南即派遣军队占据了江岸车站，实行破坏罢工。他的参谋长张厚
生曾派军警捉去四名火车司机；强迫他们开车。工会的代表向他们交涉，告以开车须有总工
会的决定，请其通知北京交通当局或湖北萧督办会同铁路当局派出代表，与总工会谈判，才
是正当的解决途径。由于工人方面这种反抗，他就释放了被捉去的四名司机，也停止了由军
警强迫开车的举动，并声言将向上级请示，再行处理。
六日，湖北工团联合会曾在汉口举行示威游行；示威行列并到江岸来慰问京汉铁路罢工
工人。一万多工人群众聚集在江岸分会的大广场上，大家高呼“力争工会组织自由”，湖北
工团联合会的发言人当众宣布要求政府立即接纳京汉路工人的要求，否则武汉工人将一致罢
工。工人们这种浩大的声势，使军人们觉得破坏罢工的办法是不易收效的。也许吴佩孚那顽
固守旧的军人脑筋，根本就没有想到要与工人和解这一点。他所想到的只是他命令的尊严，
他那里能屈尊派出代表与工人平等谈判呢？现在工人们既然违抗他的命令，那就只有用枪杆
子来对付。我们当时并未深切的明了这一点，还幻想着吴佩孚多少会顾及到他那保护劳工的
主张。
六日傍晚，张厚生派了一个部属来到江岸分会，那人自称是省长公署的参议，向驻在会
所里面的工人代表表示，政府方面决与工会代表谈判，来解决这次罢工的事件，谈判时间为
明日下午五时，地点即在江岸分会；希望工会方面现在提出代表名单，明日即齐集在这里；
湖北省长公署将以调人的地位，偕同交通当局的代表，到这里来正式举行谈判。驻在会所的
工人代表即向他表示欢迎谈判。希望能因此早日结束罢工；至于参加谈判的工人代表名单，
须由总工会决定，明日开会时当可交出。那位参议的谈话，外表是正常而友好的，并未露出
任何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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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汉铁路总工会得到这个好消息，立即举行会议讨论。会场中有人作乐观的估计，认为
这是由于这次罢工组织得很健全，对方无法破坏，而且武汉市各业工人都骚动起来了，不日
将形成总罢工。北方的消息虽然不知，但可能其他各路工人，都在候令行动；政府面临这种
威胁，不得不让步，因而愿意举行谈判。但我感到一些怀疑。我指出，谈判地点为何竟在江
岸分会，其中可能有诈。我提议先行选定谈判代表，但这些代表和其他工会负责人都应暗藏
村里，等政府方面的代表果真到达工会，看情形确无其他诡计，我们才能提出名单，我们的
代表才能前往出席。我的建议为会议所接纳了，并即按此布署一切。
七日下午五时，我们的谈判代表都齐集在秘密地点，其他的工会负责人则分别隐藏在工
人住宅中，江岸分会的会所里，会场布署整齐，由江岸分会秘书项英率领一些工人在那里招
待。但到了约五点半钟的时候，枪声稀稀疏疏的响起来了。
枪声响起不久，两三位负责探听消息的工人跑来向我们报告，大批军队由江岸车站出发，
分几路包围这个村庄。其先头部队向着江岸分会开枪，已经有人倒下去了，也有军队挨家挨
户搜查。我立即下令琉散，显然，所谓谈判是吴佩孚、萧耀南的诱骗诡计，企图将我们一网
打尽。我下令：为避免牺牲，所有负责人迅即离村，主要负责人可即前往汉口法租界某茶楼
集合。
在枪声愈渐紧密中，工会各负责人分途循小路离村，我在必要事务处理完毕之后，随着
京汉铁路总工会会长杨德甫最后离开那个秘密会所。杨德甫对于这一带的道路是很熟识的，
他在前面带路，我则手提着一个竹筐，化装成为一个卖花生的小贩，和他保持一个相当的距
离跟着走。我们走到小路与大路交叉的地点，有几个武装士兵在那里把守着。杨德甫经过盘
问便通过了。我走过去时，两个士兵用上了刺刀的步枪指着我的胸口，问我是不是铁路工人，
我答称是卖花生的小贩，也即通过。
我离开这个恐怖的村庄，急步向汉口进发。我心中百感交集，一面愤恨吴佩孚的残暴，
挂念不知道有多少工人同志被枪杀了；一面又觉得幸好多数工人领袖未遭暗算，可能大半均
已安全脱险。事后调查，这天共有三十七个工人被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江岸分会会长林祥
谦。当时共有八十余名工人被捕，其中林祥谦等四人系工会负责人。张厚生勒令他们下复工
的命令，为他们所拒绝，就当场被枭首示众。他们的头被挂在车站的电杆上。
我和杨德甫步行约十里，到达汉口大智门法租界的时候，天已黑了。我们原约定在一间
茶楼里会集的朋友们，都已先我们在茶楼门口徘徊着，我们交换消息的结果，知道萧耀南已
宣布戒严，断绝交通，搜捕罢工领袖。我们认为只有避到熊秉坤家里较为安全，我们中多数
人虽与熊君并无一面之识，但这位仗义好客的主人欣然一一接待。
原来这位主人就是辛亥革命时首先发难，向楚望台军火库开第一枪的工程营的熊连长。
他那时寄居于法租界一幢小房子里，这就是一般革命流亡者所熟识的长清里一○三号；因为
那常是他们的避难所。熊先生是革命元勋，租界当局也多少有点刮目相看。这位豪侠的革命
家，这时不特毫无畏惧牵连之色，并且还安慰鼓励我们。
我们就利用熊家这间小客厅，立即讨论今后应取的步骤。这客厅临着马路，只隔着一层
薄薄的木板，马路上警察巡逻的脚步声我们都能清晰听见。这一夜法租界的警察竟是来往不
息，老在熊家外面巡逻。
由于事关紧急，我们也管不了这些，只有一心一意的认真讨论，我们的讨论又发展成为
一个极大的争论。我首先提出应该立即下令复工，我的主要理由是：应当退却时，就应迅速
的退却。现在这种和平式的罢工，不能对抗吴佩孚的武力压迫；大家只要细想一下，在江岸
分会内，军阀们用诡计屠杀工人的经过，就可预料还会遭受到一些甚么样的屠杀和镇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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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牺牲，保存实力以图再举起见，现在只有忍痛复工。我这提议遭到多数在场者的反对。
项英热情奔放，反对我的主张。他坚持继续罢工，直到胜利为止。他心目中的革命与罢工是
无所谓退却的，宁可遭受更大的压迫和屠杀，不可一遇挫折即行屈服。他指斥我领导不当，
说罢工既然不能抵抗武力压迫，那又为何发动罢工？如今，在武力压迫之下，又何能屈服？
项英心中的愤慨是无法抑制的，但也提不出具体的办法。我曾向他提出许多问题，诸如现在
消息隔绝，江岸既然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其他各地是否也有同样情形？如不立即复工，吴
佩孚的屠杀是否仍会继续下去了如果继续下去，各地工人是否担当得起？工人在遭到更重的
牺牲之后，是否会陷于溃败的状态，乃至被逼上工？
我们这种争论继续了很久的时间，不能得出结论。主人熊先生也热心旁听，有时他从旁
说些火上加油的话，认为革命只有硬拚，无所谓暂时退却，宁可溃败，不可屈服。他这位老
资格的革命家的发言，似更加强了项英等主张的力量。眼见已到夜深三时，我见不能用正�